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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津逮》作者:张中行【五、六、七】

 

五 费解一斑

讲读文言,有时会遇到费解的情况。这里所谓费解,与古旧词汇、典故、名物等,非查考不能确定其涵义的情况不同。古旧词汇等的难解,是不熟悉文言,因生疏而感到的困难。费解是即使熟悉文言,常常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困难。费解有各种情况,对待的办法自然也要随性质的各异而有不同。下面谈谈常见的一些,作为举例,供讲读文言时参考。
  (一)古代传本有误字。五代以前书籍都是写本,其流传自然免不了要辗转抄写。抄写,有时因为字形相近,如常说的鲁鱼亥豕,就是因为一时大意,把字写错了。通达的人自己抄写、修改,也难免一时大意,发生笔误。由先秦到五代,这样延续了一两千年,时至今日,想知道古文献的真面目就很难了。非真面目,可以讲通也就罢了。有的则不然。例如:
  1.《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汉人注和宋人注都说这是讲飞鸟的情况,前半翻译成现在的话是,鸟一就飞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论语注疏》引马融说是见颜色不善则去之,朱熹《论语集注》说得详细一些,是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这样解有两点说不通:一是事实上鸟不会这样机警;二是即使能这样机警,按文言习惯也不当这样说。总之,虽然像是讲通了,终归不能不使人感到,恐怕是牵强附会。以前看到商承祚先生的文章,说本当作,因古文字形近而误。这样推断虽然没有版本上的根据,比原来的却是合情合理了。
  2.《史记·货殖列传》: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以而不乐很难讲,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等都没有注,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有注,是:吴乘权曰:以,已,同,言失其富厚之实,则无所附而不乐。中井积德曰:以而不乐句,似有脱误。’”两种解释,后一种以不知为不知显然好一些,因为已而不乐意思同样不明确。像这种地方,与其曲为之解,倒不如假定它有误字。
  有误字,本来面目隐去,因而费解。为了得其确解,当然最好能够找回本来面目,清朝有些汉学家就喜欢这样做。但这常常不容易,并且,如果搞不好,还会使人疑为异想天开。因此,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根据上下文,取其大意;对于个别难讲的词语,只得安于存疑。
  比误字更复杂的还有错简、经注混淆等情况,因为涉及校勘学的范围,过于专门,这里不谈。
  (二)可能是通假,因为罕见,不能确定是通什么,成为费解。我们现在说话或写作,遣词造句要求规范化。古人不要求这样,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样,并且,由于地域不同,传承不同,个人书写习惯不同,同一个词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这不同的写法,有的常用,谁见到都认识,都理解。有的不然,不是人人都认识,都理解。为了变难解为易解,我们说后者的什么字前者的什么字。有少数或极少数,我们不知道通什么,这就成为费解。例如:
  1.《论语·述而》: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文莫难讲,《论语注疏》说:莫,无也。文无者,犹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犹人者,凡言文皆不胜于人。《论语集注》说:莫,疑辞。犹人,言不能过人而尚可以及人。宋人的解释比汉人像是简明一些,不过变叙述口气为疑问口气,其失与汉人正是一样:汉人是乱说,宋人是错说。清朝刘台拱《论语骈枝》说:杨慎《丹铅录》引晋栾肇《论语驳》曰:燕齐谓勉强为文莫。’”近人朱起凤作《辞通》,把文莫归入黾勉条,认为黾勉”“文莫”“僶勉”“闵免”“侔莫”“密勿等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这样,文莫吾犹人也就成为说到努力,我和旁人是一样,这就显得清通而易解了。
  2.《史记·陈丞相世家》: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主臣这个说法很怪,《集解》这样解释: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马融《龙虎赋》曰:勇怯见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韦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根据马融《龙虎赋》,可以断定孟康和韦昭的解释一定是错的。可是为什么用主臣来表示惶恐呢?王先谦《汉书补注》说:盖对主称臣,惶恐意自见。(《张陈王周传》)仍是孟康和韦昭那样望文生义,难以说服人。其实,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无妨怀疑它是某两个字的通假字,因为不知道怎样通法,所以成为费解了。
  像这类的费解,能够搞清楚通什么当然好。如果不能,就最好根据上下文推定其大致的意义;至于如此说的所以然,安于不求甚解也未尝不可。
  (三)说法模棱,难知其确定意义。这里所谓模棱,是指想说明白并应该说明白而没说明白的。语言中还有故意不说明白的,如隐语,本来就不想让局外人了解。其他如《易经》的卦辞爻辞,预言性的民谣,禅宗语录的所谓机锋等,或者意在解释时可此可彼,或者意在以玄虚充高妙,都不愿意说得一清二楚。与故意不说明白相近的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内容难说或欲神其说,于是用玄而曲的词语表达,自以为意思明确,但一般读者却感到莫知所云。如包世臣《艺舟双楫》谈笔法,引黄乙生的话是唐以前书皆始艮终乾,南宋以后书皆始巽终坤就是此类。这类费解的说法多见于专业典籍,通专业的人也许以为并不难解,所以也可以不归入模棱一类。没有必要含胡其辞的文字,有时由于笔下不用心,或者求委曲,会出现费解的情况。例如:
  1.《搜神记·三王墓》条讲干将莫邪铸剑的事,干将被楚王杀害前遗言说到藏雄剑的地方是: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指松呢,还是指石呢?不管指松还是指石,它的是什么处所?如果叫我们去找,我们一定觉得这遗言太不清楚了。
  2.龚自珍为上海藏书家李筠嘉作《上海李氏藏书志叙》,于讲完藏书的源流以及李氏藏书之精博以后,结尾表示赞颂之意说:吾生平话江左俊游宾从之美,则极不忘李氏。东南顾,翛翛踞天半矣哉。”“东南顾指作者自己的活动大概没问题;是什么翛翛踞天半呢?人?书?不管是人还是书,怎么能够踞天半呢?龚自珍写文章总想不同凡响,于是求奇;至于奇到读者莫名其妙,也总是过犹不及了。
  像这类的模棱,我们不能起作者而问之,也只能根据上下文猜测其大意,安于不了了之。
  (四)故作艰涩,过了分,因而成为费解。读书人十年寒窗,学有所得,有时难免希望为人所知,于是不知不觉而喜欢炫学。炫学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是写文章避平易而趋艰涩,或出奇制胜,这过了头就很容易流于费解。例如:
  1.唐朝有个樊宗师,能写文章。韩愈很器重他,他不得志的时候向朝里推荐,死后为他作墓志铭。传世的作品只剩两三篇,其中《绛守居园池记》非常有名,原因是,或主要是艰涩到断句都很难。博雅如欧阳修,作《绛守居园池》诗也说:一语诘曲百盘纡句断欲学盘庚书以奇矫薄骇群愚我思其人为踌躇。后人当然就更望而生畏。于是有不少人想费力诠解,单是为之句读的就不只一家。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看看开头较浅易的三行:
  绛即东雍为守理所禀参实沉分气蓄两河润有陶唐冀遗风余思晋韩魏之相剥剖世说总其土田士人令无硗杂搅宜得地形胜泻水施法岂新田又蒙猥不可居州地或自古兴废人(明钱谷抄《游志续编》本,原即无断句)
  说它欲学《尚书·盘庚》还是太客气了;实事求是,应该说虽然满纸是汉字,连起来却不知所云。
  2.明朝后期,以袁宏道兄弟为首的公安派反前后七子的复古,创为清新流利之体。日子长了,因平易而人视为浮浅,于是钟惺等竟陵派想以幽深来补救,却一滑而成为晦涩。其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变本加厉,如卷八《上方山》条:
  地生初,岩壑具已。其为怀襄,荡荡汤汤,其为天龙神物,倾塌排触,孰测所然欤?人游游处处,言言语语,山受名伊始焉。有初古名者,有傍幽人炼士名、以名者,有都邑郊焉、近晚名者,有人古莫至、山今未名者。名不厌熟,山不厌生,至不若所不至者深矣。(文字、标点依北京古籍出版社本)
  这是可以直说而曲说,可以浅说而深说,内容本来平常,却使人感到如雾里看花,似可解而又煞费思索。
  像这样因故作艰涩而费解的文学,幸而内容典重的不多,看看,知道有此不足为训的一格自然也好;如果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费心思,似乎略而不读也无不可。
  (五)因行文过简,没有把应该说清楚的内容交代清楚,也会造成费解。例如:
  1.《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为了表示费解的情况,只断句)问题出在不替孟明上。不替不撤换的意思。照文理,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像是连续说的,可是这样读,意思显得离奇。其一,派孟明出师袭郑是秦伯自己干的,孟明不能负责;其二,上文也没有提到应撤换而未撤换的事;其三,如果是说现在,你撤换他也就罢了。何必再犯一回过呢?这个疑团,清朝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七记他父亲王念孙的意见,解释说,据《文选·西征赋》注,断定不替孟明是《左传》作者的插说,意在交代一下对此事的处理,因为孟明无过,所以不撤换他;其下应有字,之后才是秦伯的话。这样考索,合情合理;只是就原文说,未免简得太过了。
  2.归有光《项脊轩志》: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为阁子也?’”归宁,话像是在娘家说的;看下文,话又分明是回婆家以后说的。意思缠夹,问题出在少说一个字;如果写为吾妻归宁返,不就云消雾散了吗?
  像这类的费解,我们无妨根据上下文,试着增补一些字;这虽然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合于原意,只要化不合情理为合情理,也就可以满足了。
  (六)为了表达难言的感情或不好直说的思想,有时不得不隐约其辞。这样写出来,读者看到,如捞水中月,像是摸到一点什么,再一想又似是而非,因而成为费解。这种情况大多见于诗词。例如:
  1.李商隐《碧城三首》的第一首: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词藻、声韵都很讲究,读时甚至有很美的感觉,可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正如冯浩注所说,向莫定其解2.纳兰成德《鹧鸪天》:马上吟成鸭绿江,天将间气付闺房。生憎久闭金铺暗,花笑三韩玉一床。添哽咽,足凄凉,谁教生得满身香。至今青海年年月,犹为萧家照断肠。(文字依自写字幅)间气付闺房生得满身香,显然有所指,可是指什么呢?难于捉摸。
  像这类的费解,一定要弄清楚底蕴自然很难;不过思想感情的大致情况还是可以由字里行间窥察到的,只要八九不离十,阅读时能够心通而获得一些同感,也就够了。
  (七)由于修辞的要求,或立异以为高,有时偏偏不照语言习惯说,因而成为费解。例如:
  1.江淹《别赋》: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心折骨惊费解,因为可折的是骨,不是心;能惊的是心,不是骨。应该说骨折心惊而颠倒说,大概是为了求奇,结果就成为不合情理。2.杜甫《秋兴八首》之八: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后两句同心折骨惊一样,也是因为词语换位而成为费解:香稻怎么能去呢?碧梧怎么能去呢?应该说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而偏偏颠倒,有人说妙就妙在这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不必争论;至于读者,因此而不得不多费心思,总是个小损失吧?
  像这类的费解,原因比较显而易见,按照语言习惯,把颠倒的文字顺过来解释就可以了。
  (八)话说得含胡,或应该详细具体而没有详细具体,因而可通的解释不只一种,甚至很难断定哪一种对,于是因有歧义而成为费解。例如:
  1.杜甫《羌村三首》之二: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畏我复却去,有人理解为娇儿怕我又离开家,有人理解为娇儿因我面色不好而害怕,又从我跟前跑开了。这个问题近年来争论得很热闹,双方都有不少理由,都有不少支持者,经过多少回合,似乎到现在仍然难分胜负。其实问题就出在歧义上,有歧义,得其确解自然就不容易了。
  2.方苞《狱中杂记》: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遭疫死,皆不应重罚。”“同官僧某同官,可以理解为地名,也可以理解为同一官署的同事;僧某可以理解为姓僧的某人,也可以理解为和尚某人(这样理解,同官只能作地名讲)。就全文的主旨说,这四个字怎样理解关系不大;不过就辞达而已矣的要求说,这样简略带过总是不合适的。
  像这类的费解,如果两种解释略有高下之分,那就可以择善而从;如果难定高下,那就只好不左右袒而存疑了。(九)记事文中的对话、书札之类,因为是向局内的对方说的,有些情节或事物能意会当然不必言传。这样的对话,到记事作者的笔下,大多经过修补。书札就不然,大多保持原样刻印成书,因而其中有些文字,局外的读者就会因为不知本事而莫明究竟,这也就成为费解。例如:
  1.钱谦益《钱牧斋尺牍·与冒辟疆》:双成得脱尘网,仍是青鸟窗前物也。渔仲放手作古押衙,仆何敢贪天功?最难解是双成得脱尘网一句:双成是什么人?怎么脱了尘网?原来这是说的冒辟疆娶董小宛一事,所谓渔仲曾助银一千两,钱谦益和柳如是也帮了忙,董小宛才得以落籍嫁人。传说西王母有侍女名董双成,所以这里用双成代姓董的女子。
  2.袁枚《随园尺牍·答杨笠湖》:即佻达下流之随园见之,亦虽喜无害也。书札中自谦是常事,自骂几乎没有,这里说自己佻达下流,很奇怪。及至看杨笠湖的来书,上面有这样的话:不知有何开罪阁下之处,乃于笔尖侮弄如此。似此乃佻挞下流,弟虽不肖,尚不至此。才知道原来是一句反话;如果不参考来书,就很难解释其原因。
  像这类的费解,想解决,除了查考有关的资料以外,似乎没有什么省力的办法。
  (十)有时候,一段文字,词句明明白白,可是考索其内涵,或者道理上有扞格,或者事实上不可能,总之是事理上不通,也就成为费解。例如:
  1.汪琬《江天一传》:而会张献忠破武昌,总兵官左良玉东遁,麾下狼兵哗于途,……(天一)与狼兵鏖战祁门,斩馘大半,……当狼兵之被杀也,凤阳督马士英怒,疏劾徽人杀官军状,……”话都明白,可是总起来一捉摸,有两个问题不可解:一是狼兵是贵州一带土著的军队,左良玉由北方起家,怎么能够有狼兵?二是被杀的是左良玉部下,马士英为什么不只怒,还要劾?查《明史·金声传》:(崇祯)十六年,凤阳总督马士英遣使者李章玉征贵州兵讨贼,迂道掠江西,为乐平吏民所拒击。比抵徽州境,吏民以为贼,率众破走之。章玉讳激变,谓声及徽州推官吴翔凤主使,士英以闻。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作者把左良玉和李章玉胡乱搅在一起了。
  2.宋濂《秦士录):(秦士说)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四库书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两生)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很少读书而能够背诵诸经传疏,精通历代史,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这种夸大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总观以上,文言中费解的情况也是各式各样,虽然数量未必很多,但它终归是一种性质特别的难点,以行路为喻,即使沿途大体平整,知道哪里有小坎坷还是有好处的。
  末尾还应该说明一下,这里举例谈费解,是就初学文言或为初学讲文言说的。古书,尤其先秦的,难读是个老问题,历代治国学的人都多多少少接触到它,有些人并为此写成专书,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之类。不过这类著作比较专门,初学会感到艰深,等学文言有了根柢,找来读读当然有益处。

 六 择善而从

讲读文言,有时由于对照不同的版本,或者采用集注并有详细校记的版本,或者翻阅前人的校勘篇什,如顾炎武《日知录》、王引之《经义述闻》之类,会碰到文字、断句(标点)、解释间或不同的情况。怎么处理?下面举例谈谈这个问题。

  一、文字方面
  五代以前,典籍都是靠辗转抄录流传下来的,流传的路径不同,字句就难得尽同,有的差得少,有的差得很多。刻板印刷术流行以后,诗文刻板以前,稿或经过改动,或经过传抄,或者同一内容而不只一种版本,文字也免不了彼此不同。我们讲读的时候,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办?针对不同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办法。
  先说第一种情况,是两种说法都通,不能明显地分别高下。例如:
  (1)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韩愈《师说》)
  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类也,位卑则足羞,官·大则近谀。(同上)
  (2·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归有光《项脊轩志》)
  ·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同上)
  (3)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同上)
  例(1),相似相类,意思完全相同;官盛官大,意思也无别,有人会说,还是官盛对,因为这是引用《礼记·中庸》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但是有人也许反驳,你怎么知道这是引用?韩愈是未必喜欢引用的。总之,两种说法难分高下。例(2),借书积书意义不同,借书强调自己贫苦而好学,积书强调自己勤慎好学,究竟作者是想强调什么呢?我们自然无法知道,所以只能承认两种说法都通。例(3),两种说法差别更大了,甚至牵涉到孔子同《易经》和易传究竟有无关系的问题;可惜文献不足,我们难于确知当时的实况,也就只好承认两种说法都通了。
  像以上这种情况,我们讲读时可以任选一种;当然,能够知道另外还有什么说法就更好。
  第二种情况是两种说法都说得过去,可是其中一种显然好一些或好得多。例如:
  (4)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巡传》。(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巡传》。(同上)
  (5)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道,富而好礼者也。(同上)
  (6)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同上)
  例(4),元和二年是这篇文章的开头,上文没有提到张巡,忽然出现巡传,谁能知道是指张巡呢?文章显然不宜这样写。例(5),贫而乐,用颜回不改其乐的意思自然也通,不过意义远没有乐道深(不是无所为而乐,而是对大道有爱好),并且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对举,文从字顺,读起来也好得多。例(6),陶澍《陶靖节集》注引苏东坡的话说:陶公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俗本作望,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山,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见南山者,本是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这分析得很对,确是好得多。
  像以上这种情况,讲读时遇见,要辨明是非,分别好坏,选取一种而放弃另一种。这虽然是个麻烦的工作,可是有好处,能够锻炼思路,提高理解文言的能力。
  第三种情况是两种说法一对一错。例如:
  (7)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柳宗元《钻鉧潭西小丘记》)
  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壮者,殆不可数。(同上)
  (8)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陶渊明《桃花源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同上)
  (9)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同上)
  例(7),奇状奇壮比较,显然是误字。例(8),规往亲往比较,看下文,可以知道亲往是错的,因为既已亲往,就不会有未果的事,规往是计画前往,想前往,可是天不遂人愿,竟没有去成,不久病死了,正是合情合理。例(9),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六说得很对:按寡贫二字,传写互易。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则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按本文中也有均无贫的话)据此,可知传本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是错的。
  像以上这种情况,讲读时遇见,更要辨明是非,放弃错误的而选取正确的。同以上第二种情况一样,这种辨是非、定取舍的麻烦可以锻炼思路,所以并非不值得。

  二、断句(标点)方面
  旧时代,文言典籍没有标点,一篇文章,字字相连,一写到底。初学自然会感到断句困难,所以从汉代经师起有所谓章句之学。用现代的标点符号标点文言典籍,比只分章断句要难得多,比如一个不知名的人名,姓名的第三个字并入下文也通,画人名号就要大费斟酌;引文,前有”“等字样,加引号上半不难,到何处为止常常没有标志,加引号下半就难了。还有,文言简约,同样的语句篇章,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因而标点会彼此不同。不同,有的关系不大,就是说,意思或语句的语法关系不受影响,如王安石《伤仲永》里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这节话,可以这样断句:
  a.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炎。
  也可以这样断句:
  b.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俯家见之,十二、三矣。
  两种断句法不同而意思无别。不过有时候不是这样,而是因标点不同而意思有别,这就产生选取的问题。因标点不同而需要选取,情况和办法也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情况是两种点法都说得过去,难定哪一种是作者的原意。例如:
  (1)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上)
  (2)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左传》庄公十年)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同上)(3)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同上)例(1),两种断句法字面意思虽然有别,可是所反映的事实还是一样。例(2),两种断句法意思差得很多:前一种,下视是眼睛向下看,登轼是从车上再向上而登轼;后一种,是下车,然后是由地面上车,然后扶。动作这样不同,究竟哪种解释对,不久前有不少争论,结果是谁也说不服谁。各不相下,只好承认两种解释都通。例(3),两种点法只是一个句号和一个问号之差,可是关系很大:用句号,意思就成为,到太庙这种圣地,自己应该谦逊,承认无知,所以每事问是合礼的;用问号,意思就成为,像太庙这种圣地,本应一切事物都合古礼,可是偏偏不合古礼,所以每事问(以表示指责),这能算作合礼吗?两种解释究竟哪种对呢?我们无法知道当时太庙礼器的情况,孔子的话又太简略,所以只好承认有两种可能了。
  像以上这种情况,讲读时遇见,最好是多闻阙疑,承认说得通的讲法不只一种。
  第二种情况是两种点法,从表面看都说得过去,可是仔细捉摸,其中一种比另一种圆通。例如:
  (4)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苏轼《喜雨亭记》)
  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同)。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同上)
  (5)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师说》)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同上)
  (6)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同上)
  例(4),歌曰之下协韵是明显的,少数地方怎样协,有不同的看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说协,是用古音,那就成为前一种点法。问题是全歌用当时音,为什么独有此一处用古音?所以,与其这样绕弯子解说,不如从后一种点法。例(5),说的话到哪里为止,也曾成为问题。一般以为到官盛则近谀;但也有人认为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是作者评论的话,所应该到道相似也为止。斟酌文意,应该承认前一种点法好,因为:一、位卑则足羞不是本篇中作者的思想;二、带有慨叹感情的评论的话,呜呼总是用在开头而不是用在中间。例(6),显然也是前一种(通行的)点法好,因为:一、儒家讲尊卑,别亲疏,都是集中于道,不问马正是体现这种思想;二、如果是第二种意思,照古汉语习惯,也不应该说得这样没头没脑,生硬别扭。
  像以上这种情况,辨明是非并不难,我们应该选取合情理的一种而放弃另一种。
  第三种情况是两种点法有对有错。例如:
  (7)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同上)
  (8)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归有光《项脊轩志》)
  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同上)
  (9)问今世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桃花源记》)
  问今世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同上)
  例(7字属上或属下,从意义方面考虑关系不大,但比较之后,总得承认通行的断句法(前一种)是错的。理由之一是,古人释诗之词,多以字属句末,如《左传》成公八年“……求善也夫,同书襄公二十四年有德也夫……有令名也夫(详见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三,例五十六)。理由之二是,字一般用在议论的开头,不用在感叹句的开头。例(8),前一种是通行的点法,字属上有问题,一、字和字的关系不清楚,并列关系?文言很少这样说,偏正关系?小门的墙,意思不清楚;二、照文言习惯,往往而是头上总要有个名词或名词性的什么;三、归有光的文格是尽量求简洁的,小门墙前面已经有多置,后面不当用意思重复的往往而是;四、照后一种点法,因为小门设置多了,所以墙也到处都有,文从意顺:所以可以断定,第二种点法是对的。例(9),有人主张用第二种点法,这样一来,所闻就要解释为听话的人们,也就是用所闻代替闻者,这是说不通的,因为文言没有这种”“混淆的表意法,陶渊明也绝不会这样误用。
  像以上这种情况,讲读时遇见,也要辨明是非,选取一种而舍弃另一种。

  三、解释方面
  讲读文言,最重要的要求是正确理解词句的意义。这有时候不很容易。原因之一是客观的,文言,尤其时代靠前的,大多文字古奥,或者因晦涩、脱误而意义不明。原因之二是主观的,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结果是同一词句、同一篇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讲读时自然就产生何去何从的问题。同文字、断句的情况一样,对待的办法也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情况是两种解释都通,并且不容易判断哪一种符合原意。例如:
  (1)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水经注·江水》)哀转,有人解释为宛转,有人解释为,即的意思。两种讲法都通,不能明显地分别高下。
  (2)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归?(或用!号)(范仲淹《岳阳楼记》)
  谁与归是疑问句的倒装句法(这是比照现代汉语次序的说法),大家认识一致。至于具体怎样倒则认识有分歧:有人说是从与谁归倒过来的,这样,是现在所谓介词;有人说是从归谁与(欤)倒过来的,这样,与(欤)就成为助词。两种语法结构对意义也有影响:与谁归是结伴关系,平等的;归谁与是归向关系,不平等的。是结伴对还是归向对呢?难说。
  (3)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江而带··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王勃《滕王阁序》)三江,有人解释为松江、娄江、东江,有人解释为荆江、松江、浙江五湖,有人解释为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有人解释为太湖、鄱阳湖、青草湖、丹阳湖、洞庭湖。当然都有根据,我们既然不能起作者而问之,也就只好存疑了。
  像以上这种情况,讲读时遇见,最好能知道讲法不只一种;当然,任选其一也未尝不可。
  第二种情况是两种讲法都说得过去,但是其中一种比较好。例如:
  (4)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
  可以解释为四书五经,也可解释为佛经。但以佛经为好。理由之一是,中古时代隐居修道的所谓高士,大都以学佛为高雅;王维是崇佛的,《旧唐书·王维传》称裴迪为王维的道友:可见专心读的必是佛书。理由之二是,学佛必须清静,因为是读佛经,下文的猥不敢相烦才更有着落。
  (5)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香而··冽(或)。(欧阳修《醉翁亭记》)
  ,不管是还是,都宜于形容而不宜于形容呢,显然更宜于形容。这样,照字面解释为泉香而酒冽,就不如承认这是交错说,解释为泉冽而酒香
  (6)贵人···屑,倏忽蕣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刘禹锡《马嵬行》)
  贵人指杨贵妃。说杨贵妃之死由于饮金屑,与历史记载不同,是怎么回事呢?袁枚《随园随笔》卷二十三说:似贵妃之死乃饮金屑,非缢也。近人蒋礼鸿《义府续貂》说:魏、晋故事,贵近、后妃赐死例饮金屑,云饮金屑,犹云赐死。梦得词人,援故实以为言,故非实饮金屑也。两种解释,一说是记实,一说是用典,显然以后一说为好。
  像以上这种情况,我们要参考有关资料,辨明是非,选取其中的一种解释。
  第三种情况是两种解释一对一错。例如:
  (7)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艺经传皆通习之。(《师说》)
  六艺,一般解释为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可是也有人说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显然后一种解释是错的。因为:一、唐朝读书人并不学赶车之类,也没听说韩愈精于赶车;二、因为好古文,所以才通习六艺,六艺当然指古经书。
  (8)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既罢,还内,过户限,····齿··折。(《资治通鉴》卷一五)不觉屐齿之折,有人解释为不知不觉屐齿就折断了,有人解释为屐齿碰断还没有觉得。照前一种解释,不觉是状语,全句强调的是心不在焉;照后一种解释,不觉屐齿之折是动宾结构,全句强调的是心情激动。显然后一种解释是对的。
  (9)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贾谊《过秦论》)
  谁何,由上文串下来,应该是信臣精卒的行动,可是有人解释为谁也不能奈之何(横行霸道),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旧时代,有人说的意思;有人说谁何相当于谁呵是大声喝斥;还有人说谁何应作谁呵,是斥责的意思:总之,都是诘问,所以翻成现在话应该是盘问(干什么的?),详说是戒严,到处拦路盘问搜查。
  像以上这种情况,我们更要辨明是非,选取其一而放弃其一。
  同一词句有不同的解释,还有不像上面所举情况那样单纯的,例如书法中有所谓拨镫法,猜谜式的解释不少,可是哪一种都明显地是牵强附会,不能使人心服;李商隐的《锦瑟》诗,解释也不少,都像有道理,可是按照逻辑规律,一种事物不能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因而是非难定,等等。万一碰到这种情况,原则地说,比较妥善的办法是多闻阙疑;至于具体怎样,这里就不详说了。

七 舍粗取精

讲读文言,文言典籍浩如烟海,内容五花八门,有如何选择、如何吸取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比较简明的话表示,是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似乎不难解决。当然是要好的或说有用的。可是哪些是有用的呢?分辨有用无用要有个标准,标准因需求、因人而可以不同。比如我们是研究文化史,那就连谶纬、堪舆的书也很有用;如果是一般的学习文言,当然就不必在这类迷信的书里兜圈子。这里还是缩小范围,专说学文言,选定读物也是个麻烦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取什么,二是作品选定,在不同的版本中选用什么。
  选书的问题,旧时代属于目录学范围,内容很繁,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例如清朝光绪初年,张之洞作了一部《书目答问》(有人说是缪荃孙代作的),就是想指导初学,解决读什么(过去自然指中国古籍)和选用什么版本的问题的(1929年范希曾作成《书目答问补正》,较原书详确)。《书目答问》收书两千多种,现在仍然有参考价值,但是对我们目前学习文言来说却不合用。因为:一、那时候视为重要的,现在也许用处很小;二、那时候视为上好的,现在看来却未必佳;三、近百年来整理诠释古籍的成绩那时候自然无法收入;四、对现在的初学说,内容嫌过多过繁。现在需要新的、解说较详的、供一般学习文言的人参考的《书目答问》。暂时没有,我们只好自己积累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怎么积累呢?先要具备一些历史知识,尤其文学史知识,也就是要知道历代有哪些名作家和名作品。这是基本的。此外,还要注意现时的出版阅读情况,就是大致了解多数学文言的人目前在读什么,哪些书容易找到。读文学史,参考别人的阅读经验,这虽然近于随波逐流,却常常能够得其要领,费力不多而解决了选读的问题。
  读物选定之后,还要具备一些选用版本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有概括的,譬如一般说:一、一种古籍,经过后人校勘的比古本合用,如《淮南子》,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比汉朝高诱注的合用;二、现代人标点注解的比旧时断句加注的合用,如《孟子》,杨伯峻的《孟子译注》比宋朝朱熹的《孟子集注》合用;三、尤其对于初学,选注的比全书合用,如王伯祥的《史记选》比旧本《史记》合用;四、注解详的比注解略的合用,如同是《左传》选本,王伯祥的《左传读本》比秦同培的《左传精华》合用(有例外,如王先谦《庄子集解》后出,注解简明扼要,不如郭庆藩《庄子集释》详尽,却更便于用);五、深于此学的人评选注解的比一般人选注的合用,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法》比其他宋诗选本合用。概括的知识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关于某某书、某某篇的版本知识。例如《史记》,我们想全读,就要知道,中华书局新标点本比旧版没标点的合用,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注较详,应找来参考;如果不想全读,就要知道,现在常见的有王伯祥、郑权中、张友鸾等几种选注本,王伯祥的注解较详尽,宜于深入钻研;甚至只想读一篇,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最好知道都有哪些选本选了这一篇,以便有疑问的时候参考酌定。
  以上谈的是如何选定读物的问题。为初学讲文言或初学读文言,比选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读物中吸取什么的问题。文言典籍是古人写的,古人生在旧时代,思想感情自然是旧的,或者退一步说,不能不受旧时代的影响。因而其作品就不能不同现在的要求有距离,就是说,兼有精华和糟粕。有些著作,尤其从思想方面看,是精华很少,糟粕很多。就说很少吧,糟粕总有毒素,会起毒害人的消极作用。如果因为有糟粕而就不肯读,甚至不敢读,其结果就会无书可读。这当然不是办法。可行的办法是能够分辨是非好坏,取其精华而舍其糟粕。
  讲读文言,初期选用的读物,绝大多数是名作家的名作。名作,其中当然有不少精华,但也不能保证天衣无缝,毫无糟粕。这糟粕,因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感情方面的,二是科学性方面的,三是文字表达方面的。以下举例说说这三方面的情况。

  一、思想感情方面(为简明,只举单篇为例)
  (1)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2)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
  (3)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李白《与韩荆州书》)
  (4)古之学者必有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韩愈《师说》)
  (5)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6)项脊轩,旧南阁子也。……语未毕,余泣,妪亦泣。……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归有光《项脊轩志》)
  (7)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归去来辞》)
  (8)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王禹偁《黄冈竹楼记》)
  例(1),《李将军列传》出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大手笔,又是《史记》传记中的名文,无论材料、布局以及写人写事,当然都非常精采,用不着我们再赞一辞。但是专就上面引的这部分看,李广因未得封侯而向望气的王朔请教,在相貌、命运方面找不到原因,最后归结为报应,这当作历史事实叙述一下自然也未可厚非,问题是体会行文的口气,作者也是倾向于相信的。(可与《陈涉世家》比较,在那篇里,卜者教陈胜、吴广装神弄鬼,作者明白表示那是假的。)相信真有所谓报应,现在看来当然是可笑的迷信,因而是大精华中的小糟粕,我们讲读时显然应该舍弃它。例(2),《典论·论文》是一篇名文,见解和辞章都是出类拔萃的;只是这里引的几句话,强调个人的成名、传名,在当时纵使是不可不有的思想,现在看来总是不合适的,所以讲读时也应该舍弃它。例(3),《与韩荆州书》也是一篇名文,因为有名,所以还从其中生出识荆这个典故。在唐朝,为出头而求名人提拔是很多人走的路,李白当然也可以这样做。不过像这里引的一些话,放在韩朝宗身上就未免太夸大,因为他的地位不过是荆州刺史之下的一个长史,怎么就能侔神明”“动天地呢?为求助而把对方吹上天,这苛刻一些说是,与谪仙人的雅号是不相称的,所以也应该算作糟粕。例(4),大家都承认《师说》是一篇思想好的文章,所以几乎到处都选它。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话,在当时这样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因为社会情况就是如此。只是现在看来,总不能不算美中不足,所以讲读时应该认识,这是旧时代士大夫的偏见,不足为训。例(5),《兰亭集序》也是一篇名义,篇幅不长,可是记事、写景、言情都富有诗意,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爱读。只是就思想感情说,终嫌过于突出士大夫的闲适。上面引的几句更退后一步,变为消沉,由好的作品有移情作用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应该吸取的。例(6),归有光的文章长于以琐事抒深情,《项脊轩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内容很琐细,可是写人写景都描画入微,并能于委曲的情节中显示人的心境,所以感染人的力量很强。缺点(由现在看)是情调太低沉,仿佛总是在说,完了,什么都过去了!自然,我们应该承认,人人有感伤的权利;不过作为选来的读物,尤其对于年轻人,过于感情低沉、性情脆弱,如果还有影响的力量,那是不合适的。例(7),在文学史上,《归去来辞》更加有名,欧阳修甚至说,晋朝只此一篇可以算作文章。内容也好,乱世弃官不作,回家务农,确是值得赞扬。从辞章方面看也是上好的,写情写景都很真切,并且协韵,有浓厚的音乐性。只是上面引的几句,道家的任其自然、一切无所谓的气味太重,作为现在的读物是不宜于吸取的。例(8),《黄冈竹楼记》写得很精炼,素材,安排,写景,言情,都很讲究,确是值得一读。只是上面引的几句,写的完全是士大夫自鸣清高的形象,现在看来是应该唾弃的。

  二、科学性方面
  (1)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
  (2)予得此于定海,命谢子大周钞别本以归,……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此帝王盛德事。(姜宸英《奇零草序》)
  (3)嘉庆十二年四月三日,商丘陈燕仲谋、陈焯度光招予游宋氏西陂。陂自牧仲尚书之没,至于今逾百年矣,又尝值黄河之患,所谓芰梁、松庵诸名胜,无一存者。(管同《游西陂记》)
  (4)昌平州,京师之枕也,隶北路厅。……州之东有镇山焉,曰天寿山,明十二陵之所在。(龚自珍《说昌平州》)
  (5)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以下叙大旱年焦逼农民交粮,用大杖打伤农民事)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布谷代偿,使勿知。(以下叙有人将此情况告知焦令谌)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
  (6)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原君》)
  (7)庚戌十一月,予自广陵归,与陈子灿同舟。……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魏禧《大铁椎传》)
  (8)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圆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例(1),《过秦论》是一篇有名的议论文,气势雄伟,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因而连太史公司马迁都乐得引用。可是上面引的吞二周却说错了。这两个是东周末年封的小国;西周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被秦国消灭的,东周是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被秦国消灭的,那时候秦始皇还没有即位(前246年才即位)。这是只图大话痛快好听而忽略了史实,例(2),姜宸英著文,褒扬忠贞,希望《奇零草》传世,用意是很好的。可是引的古事中有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却有问题,《明史·方孝孺传》明明说: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推想《明史》的记载不会没有根据,若然,姜宸英的宽厚说法就靠不住了。例(3),宋荦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死的,到管同等游西陂的嘉庆十二年(1807)只有九十四年,文中说逾百年矣是错的。例(4),现在很多人游过十三陵,知道汽车过昌平县(清朝名昌平州)还是往北走。龚自珍的文章却说在州之东,这是坐在书桌前的想当然。例(5),根据《段太尉逸事状》所写,焦令谌是个残暴的军阀,大坏蛋,把无力交粮的农民打得奄奄待毙,他毫不动心,听到段太尉代人交粮就良心发现,以至于一夜之间就愧恨而死,这太不合事理,显然是随便说说,决不可信(事实是以后还在作官)。例(6),《原君》,从思想方面看是极上等的文章,见理明,用意深,胆量大,两千年来几乎找不出几篇能够同它相配。可是开头说的两种状况,一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另一是忽而出来一人,毫不自私,毫不自利,都显得有些离奇。无论就事实说还是就道理说,这样截然不同的两极端都是不可能有的。例(7),《大铁椎传》写得像神怪小说,所以不少人喜欢读。问题出在它不是神怪小说,因为有真人陈子灿为证。可是像上面引的那些表现,窗门不开就言讫不见东向驰去以至于尘滚滚,都违反事理。因此,姑妄听之自然未尝不可,信以为真就不合适了。例(8),傅青主评书法举松雪、香山,下面并且说了些不敬的话,这很不合事理:一是白居易不是书法家,传世笔迹很少;二是即使是书法家,与赵孟*并举也应该颠倒次序,说香山、松雪;三是决不能比白居易为匪人。查傅青主的文集,才知道香山应作香光(董其昌),原来是全祖望写错了。

  三、文字表达方面
  文字表达,过去习惯称为辞章,取舍的问题比较难于说清楚,因为同一篇文章,专从写作技巧方面考虑,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括的原则容易说,比如自然比造作好,简练比拖沓好,流利比艰涩好,古朴比轻浮好,生动比板滞好,典雅比粗俗好,优美比鄙陋好,等等,大家都会同意。问题是这些原则都很抽象,难于像用天平衡物那样,半斤就是半斤,三两就是三两。抽象的原则难于实用,原因不只一种:一、各人眼光不同,好恶不同,甲说流利好,乙甚至可以说,艰涩有一种暗藏的美,更好;二、同一种写法,甲看着不很自然,乙也许觉得很自然;三、有些作品,辞章方面属于中流,于是好之者可以誉为质朴,恶之者可以毁为笨拙,好之者可以誉为灵活,恶之者可以毁为轻浮,因为质朴与笨拙,灵活与轻浮,本来就是近邻。总之,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于避免主观片面性。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就是辞章方面,作品,或说有些作品,终归有高下之分,而我们也应该细心地、尽量避免偏见地分辨高下,然后取其精而舍其粗。以下举例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因为终是一己之见,所以只能供参考。
  先说书。古籍传到现代的,绝大多数是名著,因而辞章好的就用不着举例。书与书相比,有的,即使是极少数,显然差一些。例如王充的《论衡》,在东汉阴阳五行迷信盛行的时期,大声疾呼地提倡科学精神,毫不留情地揭露、反驳各种流行谬说,其思想的高超真是难以笔墨形容。可是说到文字表达,却琐碎拖沓(明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指出这一点),既不流利,又不生动。如果我们是刚读过《孟子》,这种印象就会更加明显。又如南北朝有一部新奇而价值很高的书,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它与也是北朝著作的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相比,就显得过于板滞无华了。
  再说人。同是作家,有人文笔造诣高,有人低,这也用不着举例。就是同一个人,写不同体裁的作品,也会有高下之分。例如杜甫是了不起的大诗人,其实他也写文,可是(还是从写作技巧方面看)远不如诗。明朝的大作家归有光正好相反,是诗不如文。
  缩小到一篇,文字表达方面有时也有高下之分。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章为后代古文家推为登峰造极,《原毁》一篇尤为人所乐道,可是那种故意多重叠、多对称以制造声势的写法,今天看来未免造作气味太重,实在没有什么好。又如明朝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也是一篇流行的名文,内容当然是好的;至于全篇生硬地拼凑典故的那种写法,使人不能不想到冬烘先生在篱下诌文,摇头晃脑的那种神气,可以说是不能与内容相配了。
  再缩小,一篇之内也会大醇而小疵。例如:
  (1)庭坚顿首,几仲司户足下:……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则不得归怨于天也。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其自废惰欤,则不得归怨于世也。(黄庭坚《答李几仲书》)
  (2)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例(1),天难于生才以下是经义文写法,放在后代八股文里是稍解放的两股,至少我们今天看来,有迂腐气,不如前后散行的文字那样平顺自然。例(2),《金石录后序》是一篇内容充实、感情深挚、可歌可泣的名文,叙事朴实恳切;只是上面引的呜呼以下,交代自己经历的时间,忽然谜语式地用了两个典故,显得纡而拙,这不得不算作金玉堆中一颗小小的砂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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