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营 金奕彤 刘 静 张星宇 皮忠玲
(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062)
摘 要 孝道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变量之一, 然而, 以往研究却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 其中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聚焦老年人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采用二次响应面回归分析探究老年人孝道期待和子女孝道支持行为之间的匹配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孤独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生活满意度而言, 和不匹配相比, 情感期待和情感支持以及联络期待和联络支持匹配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 在期待和支持匹配的情况下, 生活满意度随信息期待和信息支持的增加而提高; 并且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仅随工具支持的增加而提高, 但与工具期待没有关系。对于孤独感而言, 在情感期待和情感支持二者不匹配时, 较于情感期待低于情感支持, 情感期待高于情感支持时老年人的孤独感更高; 孤独感仅随联络支持和信息支持的增加而降低, 与联络期待、信息期待、工具期待以及工具支持没有关系。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老年人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是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而情感期待高于情感支持是影响老年人孤独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孝道期待, 孝道支持行为, 二次响应面回归分析, 孤独感, 生活满意度
“百善孝为先”, 孝道是解释中国文化背景下代际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Wang et al., 2009)。孝道是我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典范, 涉及人性、社会与家庭和谐, 是美德的基础与文明的根源。孝道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庭关系准则, 也是社会道德和规范的行为标准。从文化传统来看, 当代经济基础的变迁、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加速(Chong & Liu, 2016)以及西方价值观念(李启明, 陈志霞, 2016)严重冲击了传统孝道模式, 探索转型期的孝道观念已成为我国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重中之重; 从时代背景来看, 随着我国老龄化现象的加剧, 发挥孝道观念对保障家庭养老功能, 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陈滔, 卿石松, 2019)。
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的发展, 全球人口死亡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 老年人对照顾的需求也增加了, 使照顾老年父母成为成年子女生活中的一项必要的规范性活动, 因此, 成年子女为年迈的父母提供长期的支持和照顾的相关研究亦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然而, 引导这些支持行为的孝道期待(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却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Gans & Silverstein, 2006)。尽管孝道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化目标, 但社会条件正在改变, 并重新定义了子女对父母的义务(Cheng & Chan, 2006), 传统孝道的认同度逐渐产生了变化, 当代孝道产生了自适应变迁(傅绪荣等, 2016)。相应地, 基于老年父母角度的孝道期待也随之发生了改变(Wang et al., 2009)。从亲子关系来看, 老年父母的孝道期待无疑是与子女的孝道行为密切联系的, 二者必然会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水平(Dong et al., 2012)。然而, 目前的研究较少关注我国当代背景下老年父母的孝道期待和子女的孝道行为是如何共同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根据模型Logistic(P)=5+10*X1+10*X2,P=exp(logit(P))/(1+exp(logit(P)))产生样本量为2n例患者,每个患者的二分类结局变量用Yi=rbinom(1,1,Pi)获得。并将这2n例患者随机等分为A,B两组,每组有n例患者。
孝道期待是成年子女有义务满足老年父母需要的一种社会态度, 特别是对子女孝道支持的期望, 它既反映了一般的社会规范, 又集中于老年人对子女适当行为的具体期望(van der Pas et al., 2005)。因此, 孝道期待与老年父母的幸福水平有密切关系。国内的相关研究发现, 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与其幸福感呈正相关(Wang et al., 2009; 陈晓惠, 方明, 2013; 王姗等, 2019), 而与其孤独感和抑郁呈负相关(罗婷俐等, 2019; 申继亮等, 2003), 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对孝道的更高期望增加了其亲子支持, 进而加强了亲子互动, 提高了亲密感。然而, 国外研究却发现, 当老年人孝道期待过高时, 这些期望不太可能实现, 进而导致其出现失望, 相比之下, 孝道期待较低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例如, Seelbach和Sauer (1977)指出, 在老年人生病期间对子女照料方面的期望(经济帮助、住在附近、探望方式和总体责任感)越多, 其生活满意度就越低。Lee等人(1995)也发现, 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与抑郁呈正相关,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越高, 相应需要子女的支持就越高, 他们认为, 那些对未来抱有较高期望的人更可能会对自己的近期前景感到不确定, 从而导致更严重的抑郁。
有研究认为, 导致上述孝道期待、子女孝道支持与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与成年子女的孝道支持行为之间并不一定是匹配的。例如, Peek等人(1998)认为, 老年人会强烈地感到成年子女有帮助年迈的父母的义务, 但同时他们也明白, 特定的阻碍(如抚养孩子、婚姻冲突或未就业)会限制子女照顾父母的资源, 此时有些老人可能依旧抱有高期待, 而有些老人则会体谅子女进而降低期待。Ren等人(2022)也发现, 当成年子女无法提供过多的孝道支持时, 许多老年人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期望, 以避免失望, 避免给子女带来负担。研究进一步发现, 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与成年子女的支持行为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例如, Guo等(2020)的研究发现, 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越多, 母亲觉得子女更孝顺, 但如果子女表现出绝对的服从, 母亲就会体验到更消极的情绪和矛盾情绪。Hamon和Βlieszner (1990)认为, 当用孝道责任规范来衡量两代人时, 他们的期望会产生差异, 而父母和子女在角色期望上的一致程度, 会影响从特定关系的互动中获得的满意度和个人幸福感。中国文化信仰指出, 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可能会对老年父母的其他生活领域产生溢出效应, 导致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Huang & Fiocco, 2020)。由此可见, 以往研究结果矛盾的根源在于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与子女的孝道支持之间的匹配程度, 因此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才是影响老年人幸福与否的关键。
裂缝在主应力方向上延伸的基础上,向储层降压严重的邻井偏转。通过对韩城区块高产井组排采数据反褶积处理后进行试井分析,对不同年度降压半径扩展速度计算发现:韩城开发区压降漏斗的扩展速度较慢,经过5年的排采,降压半径57.6~187.5 m,韩城区块主流开发井距为280~350 m,因此在渗透率相对较低的区域,压降半径小,不易受邻井压裂影响,渗透率高的井区,压降半径大,易受邻井压裂影响,导致产气量降低。在已知压力波及时间 t 时,可用以下公式推算波及距离为
围绕孝道期待和孝道支持之间匹配程度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系, 以往研究者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Liu et al., 2020; Ren et al., 2022; Silverstein et al., 1996)。例如, 王姗等(2019)发现, 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还有研究者探讨了孝道期待和孝道支持之间匹配程度与老年人负性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例如, 罗婷俐(2019)发现, 孝道期待可以直接降低老年人抑郁情绪, 也可以通过成年子女孝道行为来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正如van der Pas等人(2006)所言, 对处境的感知会影响幸福感, 亲子支持是否有益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取决于老年人是否将获得的联系和支持视为对特定需要的适当反应。
孝道期待和孝道支持不匹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当老年人的孝道期待高于子女的孝道支持时, 对其幸福感有消极作用(Cheng & Chan, 2006; Dong et al., 2017; Liu et al., 2020)。例如, Liu等人(2020)的研究发现旅居美国的华人老年父母的孝道期待高于感知到的子女的孝道行为, 这种不一致, 特别是情感方面的不一致和较差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关。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假设, 当人们被剥夺了一些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东西时, 往往会倾向于产生一种相对的剥夺感, 进而滋生不满。基于该理论, 老年人将孝道期待作为衡量标准, 与他们得到的子女支持进行比较, 孝道期待较高的父母往往会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孝顺关爱, 倘若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支持, 一种相对的剥夺感(不满)可能会出现, 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Dai, 1995)。
另一方面, 当老年人孝道期待低于接受到的子女的孝道支持时, 老年人的幸福感也可能会降低(Silverstein et al., 1996)。根据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理论, 成功老龄化的三个要素之一是老年人要持续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和生产性活动中去。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和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进一步指出, 那些认为自己成功适应了的老年人, 他们在自我接纳和自我满意之间取得了平衡, 并保持着对生活的投入和参与(Reichstadt et al., 2010)。而连贯理论(Continuity Theory)强调, 人们需要的是在自己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维持一种联系, 他们活动的本身并不重要, 而重要的是对过去生活方式的延续(Atchley, 1989)。因此, 如果子女给予逐渐年老的父母过度的支持, 可能会打破老年人生活方式的连贯性, 从而不利于他们获得积极的体验。基于上述理论和研究, 有研究者提出代际间晚年生活相互依赖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对家庭成员的依赖通常会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 但极端依赖会产生消极的心理后果, 特别是在接受支持方面, 从成年子女那里得到中等程度的支持是有益的, 但是过多支持反而会降低其幸福感(Silverstein et al., 1996)。
2.2.4天麻的采收天麻有性繁殖当年冬季,因形成的天麻营养体为米麻、白麻而没有箭麻,如当年一切条件造成天麻生长,有大量的米麻、白麻生长,需翻载,可以采收,如条件不足,一般生长1.5年后采收。
据此, 我们认为当老年人孝道期待与接受到的子女孝道行为相匹配(高期待高支持、低期待低支持)时才有可能促进其幸福感, 而不匹配(高期待低支持、低期待高支持)可能会降低幸福感。此外, 研究者还指出, 并非所有的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都是相同的。例如, Βai (2019)通过对来自正式照顾者和非正式照顾者(子女)的经济和物质照料、情感照料、个人照料和信息照料的潜类别分析发现, 相比之下, 经济和物质照料与信息照料方面的期望的实现程度较高, 而情感期待的实现程度较低。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老年人在情感、工具、联络和信息四个方面的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与其生活满意度和孤独感的关系。
在重庆市市区居民区方便取样发放老年人问卷250份, 回收问卷243份, 有效问卷201份, 平均年龄为68.05 ± 9.04岁, 其中女性被试为109人(54.2%), 男性被试91人(45.3%), 性别信息缺失1人(0.5%)。被试的婚姻情况为:未婚2人(1.0%), 已婚174人(86.6%), 离婚3人(1.5%), 丧偶18人(9%), 婚姻信息缺失4人(2.0%)。被试的受教育情况为:小学及以下32人(15.9%), 初中53人(26.4%), 高中或中专58人(28.9%), 大专35人(17.4%), 本科及以上20人(10.0%), 受教育程度信息缺失3人(1.5%)。被试的共居者情况为:配偶共居110人(54.7%), 子女共居13人(6.5%), 配偶及子女共居52人(25.9%), 保姆或其他共居2人(1.0%), 独居23人(11.4%), 共居者信息缺失1人(0.5%)。
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方式, 老年人报告了目前经济状况(1 = 非常不满意, 5 = 非常满意)和最近半年的身体状况(1 = 非常不健康, 5 = 非常健康)的主观感受。对目前经济状况非常不满意4人(2.0%), 不满意9人(4.5%), 一般54人(26.9%), 满意116人(57.7%), 非常满意16人(8.00%), 经济状况信息缺失2人(1.0%)。最近半年身体非常不健康1人(0.5%), 不健康4人(2.0%), 一般71人(35.3%), 健康104人(51.7%), 非常健康20人(10.0%), 健康状况信息缺失1人(0.5%)。
目前,养老机构存在着供需错配的问题。公办养老机构由于床位紧张,一位难求,好的民办养老机构服务到位、设施齐全,但是价格高昂住不起,条件简陋的民办养老机构又没人敢住。
2.2.1 老年人孝道期待量表
采用修订的van der Pas等人(2005)的孝道期待量表(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 该量表包括情感期待(emotional expectations)、工具期待(instrumental expectations)、联络期待(contact expectations)和信息期待(information expectations)四个维度, 共16个项目, 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方式, 评估老年人对子女的孝道期待, 得分越高表示孝道期待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 总量表和四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 0.90, 0.91, 0.82, 0.86,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 = 311.25, df = 92, RMSEA = 0.08, SRMR = 0.05, CFI = 0.96, TLI = 0.94。
首先,水资源的商品化未必与公共信托存在必然的冲突,譬如,水资源的商品化可以提升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借此降低人们开发新的地下水资源的动力,进而实现水资源的环境保护目标,因为减少地下水资源的抽取量一定会减少水资源遭受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缺乏水权交易市场,那么政府想要减低地下水资源的抽取量以保护水资源环境,必须采取强制性的限制措施,但是这通常会遭到现有的水资源使用者的反对。借助水权交易市场,政府的环境保护和用水者的用水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比如,为了保护水资源环境,政府可以从用水者那里购买多余的水,并将这些水引入河流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励用水者节约用水,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河流的水资源环境。
2.2.2 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孝道行为)量表
根据本研究目的, 修订了申继亮等人(2003)编制的老年人接受成年子女社会支持行为问卷, 修订后的量表分为情感支持、工具支持、联络支持和信息支持4个维度, 共20个项目, 采用李克特4级记分方式, 评估老年人感受到的子女孝道行为, 得分越高表明子女孝道行为越多。本研究中, 总量表和情感支持、工具支持、联络支持和信息支持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 0.92, 0.89, 0.78和0.86,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 = 450.91, df = 164, RMSEA = 0.07, SRMR = 0.03, CFI = 0.94, TLI = 0.93。
2.2.3 生活满意度量表
学科类课程包括金融学、会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课程,目前大部分的本科院校都已经开设这类课程,但是在学分和学时上的划分和安排还不是很合理,有的课程还无法开设。学科平台课的课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会计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学、经济法、财经应用文写作、金融市场学、货币银行学和市场营销学。还有部分没有提到的课程,可以作为选修课供学生选择。
采用Diener等人(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共5个项目, 为李克特7级记分, 得分越高即生活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 生活满意度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
2.2.4 孤独感量表
采用UCLA孤独感量表第三版(Russell, 1996), 该量表适用于老年人, 主要评价个体对于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孤独感, 共20个项目, 为李克特4级记分, 得分越高即孤独感越高。在本研究中, 孤独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鉴于传统差异分数在分析变量匹配与否和因变量关联的局限性(具体局限性可见de Haan et al., 2018), 本研究采用基于多项式的响应面分析(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RSA)来考察老年人孝道期待和子女孝道支持行为的匹配程度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孤独感的关系。响应面分析可以在传统多项式回归的基础上, 绘制两个自变量(如x和y)和因变量的曲面图, 匹配情况不再是单个分数或点, 而是由两个自变量之间构成的关系的线来反应。即产生一条匹配线(x = y)和一条不匹配线(x = −y)。前者反映两个自变量在一致或匹配的情况下与因变量的关联。后者检验两个自变量在不一致情况下与因变量的关联(Edwards, 2002), 这种方法能够相对更全面地反映两个变量的匹配程度与因变量的联系, 因此, 广泛应用于发展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Luo et al., 2020)。
我们参考Shanock等人(2010)使用RSA进行响应面分析的研究。首先, 建立以孝道期待、子女孝道支持行为以及二者的平方项为自变量, 分别以生活满意度和孤独感为因变量进行多项式回归模型分析, 这里模型估计的回归系数不像传统的回归分析那样可以独立来解释, 而是用于生成响应面, 再利用响应面来解释多项式回归的结果(Barranti et al., 2017)。然后, 基于回归分析的结果, 计算4个系数(a1~a4), 来解释对应的响应面(Edwards, 2002)。具体来说, 前两个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估计匹配线是线性的(a1)还是二次曲线的(a2), a1表示一致情况下两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 a2表示一致情况下两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二次曲线关系。后两个系数评估不一致情况下两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为线性关系(a3)或者是二次曲线关系(a4)。
另外,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即将所有条目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共解释总方差64.56%的变异, 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体方差26.37%的变异, 小于40%的标准,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SPSS 21.0和Mplus 7.0进行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表1呈现了各个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结果表明, 除了孤独感与部分变量之间相关不显著, 其他各变量之间相关显著(ps < 0.01)。
由表2可知, 情感期待(β = 1.19, p = 0.003)、情感支持(β = 2.04, p < 0.001)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向的联系, 且多项式回归的结果满足进一步响应面分析的要求(ΔR2 = 0.07, p = 0.001)。由图1, 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 a4即不匹配线的曲率为负且边缘显著(β = −0.61, p = 0.090), 即表明相较于情感期待和支持不匹配时, 二者匹配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对更高; a1即匹配线的斜率显著为正(β = 3.23, p < 0.001), 在匹配时, 生活满意度随情感期待和情感支持的增加而提高。
由表2可知, 工具期待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27, p = 0.580), 但工具支持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向的联系(β = 1.15, p =0.005), 多项式回归的结果并不满足进一步响应面分析的要求(ΔR2 = 0.01, p = 0.603)。该结果表明, 生活满意度仅随工具支持的增加而提高。
表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M ± SD123456789 1 情感期待4.37 ± 0.581 2 工具期待3.57 ± 0.910.68**1 3 联络期待4.36 ± 0.670.71**0.59**1 4 信息期待4.24 ± 0.710.75**0.63**0.67**1 5 情感支持3.18 ± 0.630.42**0.34**0.35**0.37**1 6 工具支持3.35 ± 0.600.42**0.34**0.35**0.43**0.71**1 7 联络支持3.46 ± 0.590.42**0.28**0.41**0.42**0.77**0.74**1 8 信息支持3.48 ± 0.560.54**0.23**0.33**0.37**0.77**0.78**0.078**1 9 孤独感36.38 ± 8.66−0.090.040.04−0.16*−0.10−0.10−0.18*−0.121 10生活满意度26.36 ± 5.450.25**0.18*0.25**0.29**0.21**0.26**0.33**0.25**−0.42**
注:* p < 0.05, ** p < 0.01
表2 孝道期待−子女支持匹配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二次响应面回归分析
变量多项式回归响应面分析 βtpΔR2Fpβtp 情感期待1.193.050.0030.075.360.001a13.234.51< 0.001 情感支持2.043.71< 0.001a2−0.86−3.270.001 情感期待2−0.11−0.070.945a3−0.86−1.360.176 情感期待×情感支持−0.13−0.580.564a4−0.61−1.700.090 情感支持2−0.72−3.700.000 工具期待0.270.550.5820.010.620.603— 工具支持1.152.860.005 工具期待20.050.260.794 工具期待×工具支持0.090.420.672 工具支持2−0.22−1.310.190 联络期待0.100.230.8220.042.840.039a11.742.620.010 联络支持1.643.490.001a2−0.14−0.580.565 联络期待2−0.01−0.040.971a3−1.54−2.390.018 联络期待×联络支持0.341.730.086a4−0.82−2.240.026 联络支持2−0.47−2.680.008 信息期待0.841.900.0600.064.510.004a12.734.65< 0.001 信息支持1.894.24< 0.001a2−0.51−2.280.024 信息期待20.211.390.168a3−1.05−1.590.117 信息期待×信息支持−0.17−0.880.378a4−0.17−0.490.627 信息支持2−0.55−3.000.003
图1 情感期待−情感支持匹配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由表2可知, 联络期待和生活满意度的联系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10, p = 0.822), 但联络支持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向的联系(β = 1.64, p = 0.001)。多项式回归的结果满足进一步响应面分析的要求(ΔR2 = 0.04, p = 0.039)。由图2, 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 a4即不匹配线的曲率显著为负(β = −0.82, p = 0.026), 即表明相较于联络期待和支持不匹配时, 二者匹配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 a1即匹配线的斜率显著为正(β = 1.74, p = 0.010), 在匹配时, 生活满意度随联络期待和联络支持的增加而提高。
由表2可知, 信息期待和生活满意度的联系边缘显著(β = 0.84, p = 0.060), 信息支持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向的联系(β= 1.89, p < 0.001), 且多项式回归的结果满足进一步响应面分析的要求(ΔR2 = 0.06, p = 0.004)。由图3, 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 a4即不匹配线的曲率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17, p = 0.627), 即表明二者匹配与否,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 a1即匹配线的斜率显著为正(β = 2.73, p < 0.001), 在匹配时, 生活满意度随信息期待和信息支持的增加而提高。
图2 联络期待−联络支持匹配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图3 信息期待−信息支持匹配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由表3可知, 情感期待和孤独感的联系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74, p = 0.256), 情感支持和孤独感呈显著负向的联系(β = −2.63, p = 0.005), 多项式回归的结果满足进一步响应面分析的要求(ΔR2 =.04, p = 0.042)。由图4, 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 a4即不匹配线的曲率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09, p = 0.884), 说明二者匹配与否, 老年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差异; 但a3即不匹配线的斜率边缘显著(β = 1.88, p = 0.076), 表明在不匹配时, 较于情感期待高于情感支持, 情感期待低于情感支持的老年人孤独感更低; a1即匹配线的斜率显著为负(β = −3.37, p = 0.006), 在匹配时, 孤独感随情感期待和情感支持的增加而降低。
由表3可知, 工具期待和孤独感的联系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47, p = 0.559), 工具支持和孤独感的联系也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93, p = 0.157), 多项式回归的结果并不满足进一步响应面分析的要求(ΔR2 = 0.02, p = 0.285)。
由表3可知, 联络期待和孤独感的联系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52, p = 0.504), 但联络支持和孤独感呈显著负向的联系(β = −1.88, p = 0.020), 多项式回归的结果并不满足进一步响应面分析的要求(ΔR2 = 0.01, p = 0.780)。结果表明, 孤独感仅随联络支持的增加而降低。
由表3可知, 信息期待和孤独感的联系未发现存在显著(β = −0.32, p = 0.670), 但联络支持和孤独感呈显著负向的联系(β = −1.53, p = 0.045), 多项式回归的结果并不满足进一步响应面分析的要求(ΔR2 = 0.02, p = 0.193)。结果表明, 孤独感仅随信息支持的增加而降低。
表3 孝道期待−子女支持匹配对孤独感影响的二次响应面回归分析
变量多项式回归响应面分析 βtpΔR2Fpβtp 情感期待−0.74−1.140.2560.042.780.042a1−3.37−2.810.006 情感支持−2.63−2.850.005a20.992.250.025 情感期待2−0.27−0.990.323a31.881.790.076 情感期待×情感支持0.451.250.214a40.090.150.884 情感支持20.812.470.015 工具期待−0.47−0.590.5590.021.270.285— 工具支持−0.94−1.420.157 工具期待20.110.360.722 工具期待×工具支持0.581.610.108 工具支持2−0.27−1.000.319 联络期待0.520.670.5040.011.360.780— 联络支持−1.88−2.350.020 联络期待2−0.07−0.250.804 联络期待×联络支持−0.04−0.110.910 联络支持20.311.020.309 信息期待−0.32−0.430.6700.021.580.193— 信息支持−1.53−2.020.045 信息期待2−0.29−1.130.258 信息期待×信息支持−0.04−0.140.892 信息支持20.601.940.054
图4 情感期待−情感支持匹配与孤独感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 相比于不匹配, 情感期待和情感支持匹配时以及联络期待和联络支持匹配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这与相对剥夺理论以及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即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会影响父母的幸福感(Dai, 1995; Dong et al., 2012; Quinn & Keller, 1983; Seelbach & Sauer, 1977)。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以往研究, 当子女支持与老年人的孝道期待匹配, 就不会出现剥夺感, 并且高期待导致了老年人所需要的高支持, 加强了亲子互动, 提高了亲密感, 从而有利于他们产生积极情绪, 提高其幸福感(Dai, 1995; Dong et al., 2012; 罗婷俐, 2019; 王姗等, 2019)。相反, 当孝道期待与子女孝道行为不匹配时, 会增加家庭关系的不和谐,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老年人, 更加容易受到不和谐的家庭关系的影响, 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下降(Huang & Fiocco, 2020)。因此, 我们认为当老年人孝道期待与接受到的子女孝道行为相匹配时才有可能促进其生活满意度。
另外,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城市化加剧, 老年人的孝道期待已经从工具性期待转向情感期待(Cheng & Chan, 2006; Hsu et al., 2001; Ren et al., 2022; 杨曦, 2016)。有研究表明, 成年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与父母感知到的情感支持(即情感支持的传递)完全中介了子女孝道信念与父母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并部分中介了子女权威式孝道信仰与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而成年子女提供的工具支持与父母感知到的工具支持(即工具支持的传递)在成年子女孝道信念与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没有这样的中介作用(Zheng & Li, 2022)。本研究结果提示我们, 要提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成年子女应密切关注父母的情感需求。
Suppose,to the contrary,that is not normal at z0∈D.Then by Lemma 2.2 with α=k/2,there exist points zj∈D,functions fj∈and positive numbers ρj such that zj→z0,ρj→0 and
本研究还发现, 在期待和支持匹配的情况下,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随信息期待和信息支持的增加而提高。在网络时代背景下, 老年人信息支持对其个体发展有诸多积极作用, 例如, 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 提高生活质量(Hu et al., 2020), 增强其生活独立性与安全性(苏文成等, 2021), 扩大社交网络, 获得社会支持, 增加社会联结, 减少他们的孤独感, 并缩小代际之间“信息鸿沟” (Hasan & Linger, 2016; Tsai et al., 2017)。
本研究发现, 与情感期待低于情感支持相比, 情感期待高于情感支持时老年人的孤独感更高。研究者认为, 子女支持(孝道行为)在减少老年人孤独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经常与孩子互动的老年人孤独感更低(van der Pas et al., 2006)。当情感期待高于子女的情感支持, 缺失的陪伴和亲情会让老年人产生空虚和寂寞。随着现代化生活流动性增加, 精神赡养、陪伴性支持和情感交流成为新“二十四孝”中的重中之重。
本研究还发现, 工具性期待、联络期待和信息期待的实现程度对其孤独感没有影响, 其孤独感仅随联络支持和信息支持的增加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家庭结构变化、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加剧, 老年人及其子女的孝道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Cheung & Kwan, 2009; Liu, 2016; Zhang & Goza, 2006)。我国许多老年人处于独居(空巢)状态, 成年子女很少去探访他们, 有些人甚至会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去探望过父母(Lao et al., 2019)。因此, 老年人为了避免失望, 可能会降低对子女的联络期待和信息期待, 并主动减少和他们之间的联络, 逐渐形成了 “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的现状,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本研究的结果。另外一种可能是, 老年人联络期待降低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老年人为了子女更好的发展前途, 即便不情愿也已经接受了这种模式而不会有更多的消极情绪, 在这种背景下, 子女若能提高联络的频率, 就会让父母感到欣慰、减少其孤独感, 而现代化和城市化促使子女和父母联络的主要方式是通信方式, 这就要求子女必须给老年父母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Godfrey & Johnson, 2009)。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方法, 无法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法对孝道期待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 进一步深入探讨老年人孝道期待对其主观幸福感和孤独感的影响机制; 其次, 本研究只调查了重庆市老年人的情况, 该样本在年龄、地区状况等方面的代表性有限, 将结论推广到更大群体需要谨慎, 未来研究可以选取更多样化的样本考察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第三, 本研究采用的工具是由国外研究者开发, 虽然我们进行了修改, 但这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的孝道文化, 例如, 葛枭语(2021)认为孝包含尊敬安乐父母、服从父母、和颜对待父母、守身不辱父母、陪伴父母、扬名以显父母、思慕父母、不干涉父母、劝谏父母九个维度。未来的研究应该结合中国孝道文化, 编制孝道期待量表和孝道支持行为量表, 更全面探究其规律。最后, 孝道期待和子女孝道行为的匹配研究中, 该结果只是部分验证了假设, 可能是由于匹配测量方法, 即二次响应面回归分析存在缺陷:(1)该匹配属于间接测量, 忽略了被试的主观匹配感受; (2)基于响应面上的各个斜率和曲率的反复检验会增加犯Ⅰ类统计错误的概率; (3)与一般回归分析相同, 忽略了测量误差。未来的研究在匹配变量上不仅应该保证概念同构, 还应对量表和测量工具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检验, 在研究方法上也应采取主观匹配与客观匹配相结合, 二次响应面回归与结构方程模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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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卸光,赵集站在空车厢上,注视何良诸前俯后仰,大起大落,游刃有余的姿势,心里惊讶,好家伙,从城里来的搭车人,竟是剥树皮的行家。赵集哪里知道,何良诸八岁前,就住在井口附近的棚户区。何良诸将鞭子和马交还给小男孩,心满意足地离开木材场,朝井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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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Xiying, JIN Yitong, LIU Jing, ZHANG Xingyu, PI Zhongling
(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Filial piety is an essential variable influenc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Filial piety is a model of China’s refined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guides family interactions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s. It is, therefore, a social moral and normative behavior standard. Filial pie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older adults’ lives. However, conclusions from previous studi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 and older adults’ quality of life are not consistent. This is partly because the studies did not consider filial support behaviors from adult children and filial discrepancy.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whether older adults’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s match fil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and the effects of filial discrepancy on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and loneliness. To bridge this gap,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test whether filial discrepancy affects older adul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loneliness using a quadratic polynomial regression with response surfaceanalysi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older adults’ life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when emotional expectation and support, as well as contact expectation and support matched compared with when these expectations and supports did not match. The slope of the matching lin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β = 3.23, p< 0.001). Specifically, a good match between emotional expectation and support linearly increased life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when contact expectation and support matched than when they did not match. Moreover, the slope of the matching lin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β = 1.74, p = 0.010). Specifically, when the contact expectation and support matched, life satisfaction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se two variables. Notably, older adults’ high life satisfac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high instrumental support, but not the instrumental expectation. It was found that when emotional expecta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were mismatched, older adults felt lonelier when the emotional expectation was higher than emotional support compared with when the emotional expectation was lower than emotional support. Low loneliness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 contact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support. However, loneliness was not related to contact expectation, information expectation, instrumental expectation, or instrumental support.
In summary, our study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filial discrepancy on the positive indicator of happiness in older adul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negative indicator (loneliness). For life satisfaction, matching emotional expectation and emotional support, as well as contact expectation and contact support, are critical factors which improve older adults’ life satisfaction. In terms of loneliness, higher emotional expectation compared with emotional support increases older adults’ loneliness.
Keywords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 filial support behavior, quadratic polynomial regression with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loneliness, life satisfaction
收稿日期: 2022-01-12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0YFC2003000),现代教学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GK202205021)资助。
通信作者: 皮忠玲, E-mail: pizl@snnu.edu.cn
分类号 B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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