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的火爆，形成的吸引力，除了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喜欢的烟火气的生活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那就是淄博火爆的背后，营造了一个想老百姓所想、做老百姓所需的有温度、有情感的社会治理大环境。
我们不要忘记，在刚结束的疫情管控期间，当许多地方因僵化、冷漠、缺乏人情的管控使民怨积累到几乎要爆炸的程度时，淄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进行的充满温度与情感的管控，让他们留下如此承诺：你给我冬天的温暖，我许你四月的春天。同样是管控，结果却天壤之别，有的抱怨，有的感恩，原因是什么，答案不言而喻。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式治理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疫情过去了，但暴露出来的社会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40多年，由于我们一直忙于经济建设，在推进社会治理方面的欠账很大。从淄博营造的有温度与有情感的社会治理看当今中国社会治理，值得我们反思与研究的，是我们的社会正陷入法理与情理对立与失衡的治理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走了一条排斥情理，将法治极端化、简单化、僵化的治理之路。导致今天社会治理，只讲法理，不讲情理，使得整个社会治理陷入缺乏温度人和情的冷冰冰的僵化困境。我们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治理，恰恰是一个基于儒家仁爱思想的高度重视情理治理的民族。以情感人、以德化人、通情达理是我们一直恪守的治理之道。然而，我们今天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将中国传统的情理治理当成落后的封建治理而抛弃。
今天，我么的社会正在饱受这种将法理极端化的痛苦。按照单一法理治理所要求的严肃性、规范性、原则性，导致社会陷入缺乏弹性、缺乏人情、缺乏活力的一刀切、粗暴式治理困境。比如我们在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竟然会无情地将一位80多岁老人的冬天取暖的灶火拆除，在陕西的一些城市竟然禁止做油泼面等等。
这种极端的只讲法理、不讲情理的治理，与我国特有的强势政府相结合，形成了把复杂的社会管理变成了简单下文件、发政令、动用权利工具的管控治理，进而导致了许多治理变成了民怨沸腾的任意管控、过度管控、粗暴管控。
淄博现象告诉我们，缺乏情理的社会治理，不仅严重地抑制了社会发展活力，也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淄博营造的有温度、有人情味的社会治理环境，不仅给淄博老百姓带来了其乐融融的幸福感，也给淄博城市经济带来的活力。淄博现象告诉我们，一个有温度、有人情，和谐发展的社会也是生产力。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淄博的现象也告诉我们，迈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探索基于中国智慧的中国式社会治理。这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一定是基于情理与法理结合的治理。山东作为中国孔子的故乡，淄博的社会治理也是儒家德治与现代法治有机结合的创新性探索。淄博所展现的厚道好客、热情利他、礼敬诚心，正是儒家文化在新时代活化传承的表现。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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