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正统年间曾家孟戏引进的戏曲声腔
明正统年间，距开国只有近百年的时间，是明代的早期。在当时，已经有很多戏曲声腔产生，但是，经过官语化、具有向外传播能力的，却是很有限的。例如，在正统之后大约五十年左右，陆容在其著作《菽园杂记》中论及当时的声腔情况时称：“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1]，其中的“慈溪”、“黄岩”、“永嘉”就不曾以“腔”的名义传播到吴方言区以外的地方，其音乐的特色并未得到凸显，而真正实现超方言区传播的，只有被后人称为明代南戏“四大声腔”的浙江的“海盐腔”和“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江苏的“昆山腔”，虽然魏良辅《南词引证》除此四腔之外还提到了“杭州”腔，但杭州腔似乎也没有走出吴方言区。在当时，有可能被传到江西广昌的，也就是“四大声腔”了。成书正德年间的祝允明《猥谈》称：
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今遍满四方……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2]
根据正统以后、嘉靖三十八年完稿的徐渭《南词叙录》记载：
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
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3]
从所言情况来看，嘉靖三十八年昆山腔还只流行于吴中一隅，并不具备向外传播的条件，这就完全排除了昆山腔流行广昌的可能性。
海盐腔“嘉、湖、温、台用之”，在浙江吴语地区流行，按方言区而论，其中的嘉兴、湖州属于北部吴语的太湖片，以苏州话为代表；而温州、台州分别属于吴语的东瓯片（温州片）和台州片，台州濒临东海，其方言属中部吴语；东瓯片属吴语的南极，境内还有闽南话、畲语等，是个多方言区。虽然南北吴语都属吴语方言，但是，吴语的南北、东西差异极大，彼此不能通话，尤以温州话为甚，章太炎在《检论·方言》中就将南部吴语的温、处、台方言划归闽语，可见吴语南北差异之大。从方言发展的趋势来看，明代南北吴语的差别，显然比今天南北吴语的差别要大。属于北部吴语方言的海盐腔能传播到南部的温州、台州，可见它已经完成了戏曲的官语化，已经实现了超方言区的传播，具备了向全国传播的条件，其中也包括向江西广昌传播。
余姚腔，“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从方言划分来看，常州及余姚腔的发源地会稽同属北部吴语的太湖片，池州、扬州、太平州（或曰今当涂，或曰太仓。）是江淮官话区，徐州是北方官话区，润州（今镇江）在明代属北部吴方言区。即便是太仓，也在北部吴语区内。从流行区域来看，余姚腔立足于本方言区，向北发展，进入常州、镇江，经江淮地区的当涂、扬州，抵达北方的徐州；同时，向西北发展，进入同属江淮官话区的安徽，或由会稽西北向当涂、池州推进。由此可见，余姚腔传播的主方向是北方，而不是西方，更不是南方。从地理位置来看，即使是最南的池州，也不是在会稽的正西方，而是偏西北方向，而江西的广昌则偏居于会稽的西南方。如果余姚腔沿着池州之路继续向西南方向行进，可进入江西，抵达广昌。但是，这会大大增加语言沟通的难度，江西是赣方言区，广昌在江西中部，使用的是客赣方言，也属多方言区，这意味着余姚腔又将在语言上作出新的调整，以适应一个新的方言，其难度明显要比向北传播要大。从上述“官语化”、“错用乡语”与戏曲的超方言区传播的情况来看，余姚腔在常州、镇江传播是没有语言障碍的，当它向使用江淮官话的扬州、当涂、池州，以及使用北方官话的徐州传播时，是必须进行官语化的，如果余姚腔不经历官语化的过程，官话区的观众是听不懂来自南方吴语方言的余姚腔戏曲的。从语言上来说，余姚腔向北、向西北发展，只是一个官语化的过程。但是，如果余姚腔要继续向西南发展，进入江西，它除了要完成“官语化”之外，还必须接受一个“错用乡语”的过程，因为用“吴语＋赣方言”演唱的戏，江西人是听不懂的，而变换成“官话＋赣方言”，江西人听起来就便利多了。
在此之前，余姚腔向北和向西北发展，所到之处，本身就是官话区，所以，只需要完成“官语化”就可以轻松实现戏曲超方言区传播，而江西是赣方言区，对于赣方言区来说，原汁原味的官话并不是很理想的语言，经过“错用乡语”的官话才是最佳选择。向江西发展，余姚腔不仅要主动实现“官语化”，而且，还要被动接受“错用乡语”，这不是仅仅依靠余姚腔自身的努力能解决的，而江西人以“错用乡语”的方式去接纳一个外来的戏曲剧种，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该剧种必须是非常强势的剧种，具有广泛的影响，江西人才会乐意去接受。从戏曲发展的历史来看，余姚腔与同时代的戏曲声腔相比较，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绝不是一个强势的戏曲声腔，在江西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此，在当时，广昌“孟戏”所能接受的声腔，是海盐腔而不是余姚腔。
至于弋阳腔，除徐渭《南词叙录》所言“两京、湖南、闽、广用之”之外，魏良辅《南词引证》亦称：“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早在明初，弋阳腔就传播到了西南地区，就使用了官话。除两京之外，“湖南”是湘方言区、“闽”是闽方言区、“广”是粤方言区，“云、贵”是西南官话区，说明弋阳腔已经在向全国各大方言区传播，实现了超方言区的传播，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传播举动。而且，弋阳腔是江西的戏曲声腔，弋阳县离广昌县相去也不远，使用的都是赣方言。赣方言的南北区的划分，大致以“怀玉山——袁江（水）”为南北分界线，弋阳、广昌均在南区，语音在赣方言区内相对接近。另一方面，在北人南迁的移民史上，弋阳、广昌都曾是北方移民的迁入地，多次接受南迁的移民。已有研究表明，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称“弋阳则错用乡语”，已经“表明江西弋阳腔官话中夹杂赣语，吴语区的浙江海盐腔多用南北两京通行的官话”[4]，说明万历年间的广昌人对弋阳腔是很有亲近感的，也证明弋阳腔完全具备了在广昌传播的条件。
综上所述，正统年间曾家孟戏引进的戏曲声腔，应该在海盐腔和弋阳腔二者中选择，二者必居其一。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剧种一般都只使用一种声腔，也就是说，当时孟戏所具有的声腔应该只有一种，而不应两种声腔被同时引进。当然，我们不排除声腔间的相互影响，也不排除一个声腔中夹杂着另一个声腔某些曲牌的情况。
4．万历年间刘家孟戏引进的戏曲声腔
时隔一百多年后，明朝进入了万历时期，正在这一时期，大路背刘家也引进了孟戏。
万历年间是戏曲大发展的时期，这时，正是诸多戏曲声腔完成官话化、以官腔身份向全国传播的标志性时期。在当时，以昆腔为代表的三大声腔进入了官话使用率最高的地区——京城北京，并在北京城扎下根来，标志着它们官语化的完成，由此逐步开始大规模地向全国进举，为不同方言区的观众服务。
魏良辅的“新声”和他的《南词引正》，在创立和闻世半个世纪之后，昆腔才完成其官语化进程的。潘之恒的《鸾啸小品》明确记载：“曲之擅于吴，莫与竞矣！然而盛于今，仅五十年耳”、“长洲、昆山、太仓，中原音也” [5]，嘉靖至万历，正是潘之恒所说的这五十年，《鸾啸小品》言明吴语地区的昆腔以使用“中原音”为正宗，表明此时的昆腔已经完成了官语化，这意味着昆腔随时都可以实现超方言区的传播，可以走向全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万历年间，以昆腔为主的三大声腔实现了超方言区的传播，进入了北京。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禁中演戏”条记载：“至今上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6]，明末史玄《旧京遗事》也记载了这件事，称：“神庙时，始特设玉熙宫，近侍三百余员，兼学外戏。外戏，吴歈曲本戏也。”[7]神庙，即万历皇帝。所谓“兼学外戏”，说明原先是有宫内是有戏的，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了昆腔。昆腔是三大声腔中最后完成官语化的声腔，据万历时的顾启元《客座赘语》称：“今……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8]，海盐、弋阳两腔，早就在京城盛行了。可见，沈德符与史玄所言是一致的。也正是在万历年间，社会上陆续刊行了一些昆腔和弋阳腔诸腔合刊的戏曲选本，这些剧本集所收，或称“乐府”、或称“雅调”、或直接称“官腔”，如《新刻精选南北时尚昆弋雅调》、《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万历二十四年胡文焕编定的《群音类选》收入的剧本还专门设了“官腔”一类，这都是戏曲官语化的结果。
万历年间，除海盐腔、弋阳腔、昆腔之外，余姚腔也在流行[9]，还有池州调、徽州腔、青阳腔等一大批声腔发展成了官腔雅调，在剧坛流行。这一时期能流传到广昌甘竹镇的孟戏，也是完成了官语化的戏曲，直到现在，甘竹人还称刘家孟戏为“官戏”，并引以为自豪。所谓“官戏”，是使用了“官话”的戏曲。万历年间正是明代官腔雅调的戏曲大为盛行的时期，而正统年间的戏曲还受到元代官话余绪的影响，因此，正统年间引进的曾家孟戏，其官语化的程度远不如万历年间引进的刘家孟戏，相比之下，刘家孟戏被誉为“官戏”，且一直被沿用至今，而曾家孟戏只能被称为“民戏”或“俗戏”了，这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界限，戏曲官语化的程度不同，说明它们所处的时代不同。
“官话”只解决了孟戏的语言问题，但是，要解决孟戏的音乐问题，还要看孟戏所使用的声腔。从当时广昌周边地区的剧坛情况来看，万历年间宜黄县曾先后盛行弋阳腔和海盐腔。作于万历三十年前后的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即称：
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
归教其乡子弟，能为海盐声。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食其技者殆千余人。[10]
“庙记”是为宜黄县戏神写的，所言戏曲声腔都是宜黄县的情况。就戏班而言，嘉靖以前是唱弋阳腔的戏班，继而是唱乐平腔的戏班，接着又是唱徽州腔的，后来才是唱青阳腔的。大司马谭纶（1520—1577年）引进海盐腔是嘉靖年间[11]的事，弋阳腔“调绝”也是嘉靖年间，也就是说，弋阳腔是受海盐腔的冲击而退出宜黄剧坛的，弋阳腔和海盐腔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声腔，弋阳腔作为一个大剧种，船大难调头，海盐腔来势凶猛，短短四十来年的时间，至万历年间就在宜黄县发展成一支有近千人的大军，使海盐腔在宜黄的发展达到了高峰。虽然海盐腔到来后，弋阳腔退出了剧坛，继之而来的乐平腔、徽州腔、青阳腔先后与海盐腔为伴同行，在宜黄的剧坛上活动，然而，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海盐腔。而在江西境内其它地方，这一时期，海盐腔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声腔，如南昌宁王府戏班演唱的就是海盐腔。宜黄县的声腔更替，是海盐腔戏班替代了弋阳腔戏班，而不能理解成同一个戏班原来唱弋阳腔，后来改唱海盐腔了，戏班间的替代是剧坛商业竞争的结果，而同一戏班声腔的替代，则意味着师承的中断。从已有的资料情况来看，还看不出当时宜黄弋阳腔的戏班出现了师承的中断，看不出宜黄的艺人放弃了师傅传给他们的弋阳腔而改唱海盐腔。宜黄的声腔之“变”，是在外力作用下的声腔变更，而不是弋阳腔体系内的声腔变迁。另外，戏班的多声腔演出，与唱曲的歌妓多曲种歌唱，二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应加以区别对待。
万历年间，在广昌一带乃至江西，最有影响力的戏曲声腔是海盐腔。从现今留存的刘家孟戏中海盐腔与弋阳腔的比例来看，刘家孟戏被认为是海盐腔的遗响，而非弋阳腔的遗响。因此，刘家孟戏万历年间引进的是最有影响力的海盐腔。另外，被海盐腔替代了的弋阳腔还能作为一个剧种在广昌一带留存至今，也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除非弋阳腔在万历“调绝”之后又出现了“复辟”。
近年来，许多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及现存的音乐，经过广泛深入的比较和研究，认为孟戏声腔中有海盐腔的遗音和曲牌，并从海盐腔的发源地和传播地、演奏与演唱形式、曲牌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考证。由于海盐腔在孟戏中的重要地位，海盐腔一直是孟戏研究中最核心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海盐腔的声腔属性问题。
（傅利民、戴和冰：《孟戏的声腔及其行腔研究》，《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戴和冰负责戏曲声腔部分的内容，全文由戴和冰执笔。
[1](明)陆容.菽园杂记（合刊）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2.
[2](明)祝允明.猥谈·歌曲[M].(明·陶宗义等编)说郛三种(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099.
[3](明) 徐渭. 南词叙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2.
[4]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247.
[5](明)潘之恒(汪效倚辑注).潘之恒曲话[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7/8.
[6](明)沈德符.万历获野编·补遗(卷一)[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857.
[7](明)史玄.旧京遗事[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12.
[8](明)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九“戏剧”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7:303.
[9]《想当然》传奇卷首茧室主人《成书杂记》有“老余姚腔虽有德色，不足齿也”之句，该传奇题卢柟作，祁彪佳明崇祯间作《远山堂曲品》谓：“观其词气，是近时人笔”。
[10](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M]∥汤显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128.
[11]李忠诚《“海盐腔”何时传入江西》一文认为谭纶引海盐腔入宜黄的具体时间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见《海盐腔研究论文集》第63页，学林出版社，2004版；流沙《海盐腔流入江西始末》一文认为谭纶引海盐腔入宜黄的时间在嘉靖四十至四十二年间，见《海盐腔研究论文集》第150页，学林出版社，20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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