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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史揭谜(补遗)

京剧史揭谜(补遗)

噱佬

近日小夏拿来两本有关戏曲音乐的资料,其中有本《琴话》提出“胡琴起源与西皮来历”和“更改乐器,细竹为柱,粗竹为筒”二说。前者涉及西秦腔中的“二犯”;后者提出对胡琴由木杆改竹杆的疑问,为此翻阅了一些戏曲史料,把有关“二说”的论述,汇集一起,作为《揭谜》的补遗,打印出来,供戏迷朋友们参考。

《魏长生事迹新探》

“魏长生在家时,原名魏朝贵,因旧社会唱戏,特别是学旦行,被视为有辱九族,不准进入宗祠,故一般都要隐姓埋名,他虽然别名长生,声震在外,但乡里人为避倡优之耻,仍称其为朝贵。”又据李调元《得婉卿书二首》的诗下注云:“时都下(北京)传《燕兰小谱》载乐工数十人,以长生为班长,长生即婉卿小名也”。李调元与魏长生是同乡又是至交,他的话是可信的。

《燕兰小谱》

“魏长生,人称魏三,字婉卿,四川金堂人,唱秦腔旦角,乾隆末入京,以《滚楼》一出顷动当时,使六大班无人过门,京腔旧本置之高阁,其声势之盛,可想见矣。迨壬寅秋(1782)严禁入班,声势始殺。嗣后再度出台,与陈银官分部,改名永庆。”

 “长生晚年,自律极严,其爱名之念愈笃,故声容如旧,而风韵弥佳。演武戏气力不衰,频演《香联串》。”(见《长安看花记》)

“长生年六十(1802年),复入京师理旧业,发髻兼有頾矣。日携十余岁孙,入歌楼,众人瞩目,谓“老成人尚有典型也”。登台一出声价十倍。夏月演《表大嫂背娃子》,下场即气绝(见《梦华琐簿》)。

按:魏长生殁于嘉庆壬戊(1802)送春日,年五十九。(并见《啸亭杂录》及《日下看花记》)。

《梦华琐簿》云:“俗呼旦脚为‘包头’,盖昔年俱戴网子,故谓‘包头’也,今则俱梳水头(贴片子),与妇人无异,乃犹袭‘包头’之名,觚不觚矣。闻老辈言,歌楼梳水头、踩跷二事,皆魏三作俑,前此无之。”

魏之剧目、唱腔、化妆、演技效法者众。

 

乾隆年间

陈银官,字美碧,时称陈银儿,成都人。从魏长生学旦角,乾隆庚子·辛丑间(1780——1781)与长生同隶双庆部,一时有出蓝之誉。银官擅长之戏甚多,只《烤火》一出逸态蹁跹,尤为妙趣无穷。(《燕兰小谱》)

刘朗玉(北京)顺天人,从魏长生习旦角。乾隆间隶三庆部(与高朗亭同班)。演《铁弓缘》《闯山》《胭脂》《烤火》诸出,深得长生三昧,《别妻》一剧尤为擅长。(《日下看花记》)

杨八官,苏州人,唱旦角。江鹤亭(大盐商)聘往扬州,搭外江班(清代称呼长江南岸为“外江”)——春台班,采魏长生之秦腔并京腔之尤者。演《滚楼》《抱孩子》《卖饽饽》《送枕头》一类戏,轰动当时。(《人名辞典》)

高朗亭·郝天秀。《引论》外史氏曰:“安庆二簧调,在北京者由高朗亭(二黄耆宿)继魏长生合京秦二腔,立乱弹之帜;在扬州则由郝天秀与杨八官合京秦二腔,立乱弹之帜”。(《皖优谱》)

樊大睅,《画舫录》记:“魏长生之徒樊大睅,其目善飞眼(川剧谓‘丢意子’)。演《思凡》一出,始自昆腔,继则梆子、罗罗、弋阳、二黄,无腔不备,议者谓‘戏妖’。(《秦腔质疑》)

嘉庆年间

蔡三宝,字莲芳,江苏人,唱旦角,入京隶春台部,一时有“赛魏三”之称。(见《日下看花记》,嘉庆八年作)

吴莲官,字芸香,嘉庆时三庆部旦角,演《闯山》《戏凤》《背娃》等剧,得魏长生、高朗亭之神。(《燕兰小谱》)

道光年间

陈金彩,艺名小元宝,道光时继高朗亭之后,为三庆部掌班,唱旦角(梳水头)。负誉一时(《人名辞典》)

汪金林,字一香,道光时春台部旦角,戏路仿魏三。北京人,与王洪贵合演《赶三关》一剧,《燕台鸿爪录》题诗称赞其:“燕言字字清”。(《人名辞典》)

咸丰时期

胡喜禄,行二,扬州人,于皮黄外,亦工西音(西秦梆子腔)、又善创新声,《五花洞》之“梆子十三嗨”一腔,即其所创也。(《人名辞典》)

月月红,姓吴名丽卿,湖北人,咸丰·同治时花旦,工《梅龙镇》《文章会》《采花赶府》诸剧。余玉琴学他演《醉酒》穿宫装、踩跷。(《人名辞典》)

同治·光绪时期

田桂凤,字桐秋,唱花旦。同治·光绪时隶三庆部,名重一时。演《杀惜》(踩跷),耍笑宋江,极其玩弄,阖座为之大笑。

杨朵仙,顺天人,同治·光绪时隶四喜部,演《醉酒》不啻太真再世;演《马思远》一出,为一时绝唱。

杨小朵,朵仙子,隶四喜部,工演《双沙河》《铁弓缘》《樊江关》《赶三关》等出,均仿魏三戏路。小朵于光绪壬寅(1902)入升平署,宣统辛亥(1911)告退。

路三宝,字玉珊,山东人。光绪辛卯(1891)入京,一唱而红。演技赛魏三,以做表细腻见长,《乌龙院》《翠屏山》《卖胭脂》《打樱桃》《双摇会》《花田错》等剧,田桂凤外允无敌手。《醉酒》踩跷身段,一时无两。(《人名辞典》)

宣统·民国时期

筱翠花,本名于连泉,他从田桂凤、路三宝、老十三旦、余玉琴等人学过戏,他的《铁弓缘》师法‘水仙花’。《杀惜》《战宛城》等戏,确继承的路三宝、路派演法。如《活捉》《明妃》《阴阳河》《马思远》《裁衣》《拾玉镯》《铁弓缘》等戏(均属魏三的戏路子)‘他那细腻的做工,刻画人物准确以及生活化的精湛表演艺术,很值得后辈借鉴,他的弟子有毛世来、崔熹云、陈永玲等。

魏长生各种创举是对京剧最大的贡献,尤其新出(竹杆)胡琴腔(主伴奏乐器的变化,使声腔在听觉上也有了变化),直到今天,唱京剧传统戏时,仍离不了竹杆胡琴伴奏,否则乏味。

《魏长生之事迹》说:“二黄胡琴(由木制到竹制)也是来自秦腔而加上了变化(由定调63弦变为52弦),并且最初的西皮南梆子,胡琴(是63弦)。存世的玉兰花所唱《卖胭脂》唱片,虽标明‘南梆子’,却在剧本注明叫做‘梆子原版’——梆子原腔之意。正好说明这一过程。”

(按:2012年三、四月间,中央电视台十一频道播放京剧“四大坤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灌制的唱片(音配像),其中雪艳琴唱《铁弓缘》南梆子,便用秦腔的“哪呼咳”行腔。可见魏长生的“新出琴腔”百余年后,还有传承人。又:据考,西秦腔曲调早在明代便已出现了。)

   《剧学月刊》载:《钵中莲传奇》抄本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江浙传奇剧目抄本《钵中莲》第十四出采用的[西秦腔·二犯]

唱词如下:

殷氏:唱(西秦腔·二犯)

       雪上加霜见一斑

       重圆镜碎料难难

       顺风追赶无耽搁

       不斩楼兰誓不还

       …….()戏词长达二十几句,纯为七字句对偶格式。

(见1933年《剧学月刊》所载之玉霜籍藏本)

[西秦腔]就是《燕兰小谱》称谓“蜀伶新出琴腔”的甘肃调,《残泪记》说江南人叫它是“西皮”。(目前京剧里称它为“西皮南梆子”。《铁弓缘》《拾玉镯》等剧目,均有此腔。)

[二犯]就是“乐府词曲”中的“犯声,犯调”。

《辞海》注:

[犯声]条:陈旸《乐书》“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唐,自则天末年,剑器入浑脱(舞曲),为犯声之始;剑器为宫调,浑脱为商调以臣犯君,故谓[犯声].

[犯调]条:词曲中称为“犯者有二义。

(一)      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凄凉犯><侧犯>等。陈旸《乐书》谓“明皇时,乐人孙处秀善吹笛,好作犯声,时人以为新意而仿效之,因有[犯调]

(二)      谓犯他词句韵律(突破原来字句格式和平仄字韵),如《四犯剪梅花》、《玲珑四犯》、《江月见重山》等。《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谓“词家标新立异,以各宫牌名,汇而成曲,俗称[犯调],其来久矣。然于“犯”字之意何在?因更之曰:“集曲”。

按:实际上犯声犯调即戏曲中的破格变调。譬如:先是西皮腔(上句落2,下句落1)后出二黄调(上句落1,下句落2),便谓“以宫犯商,商犯宫”。再者目前京剧中称胡琴定15弦为“反调”,“反”应该是“犯”的或字。照此看来,胡琴定63弦拉梆子腔,是“西皮南梆子”;胡琴定15弦拉梆子腔,就是“犯调高拨子”(最早叫“安庆梆子腔”)。

《谈二黄戏》一文中说:“由高拨子到二黄,当是‘平板’二黄(四平调)为之过渡”。又说:“平板戏《雪拥蓝关》等,看起来它的音节板式还带着‘高拨子’的色彩”《戏剧史长编》附和说:欧阳予倩谓由高拨子到二黄,当以平板二黄(四平调)为之过渡,自为经验之谈”。                                            

 按:目前京剧《雪拥蓝关》是由竹杆胡琴定15弦拉奏,与高拨子定15弦相同,故称“反调四平”,乾隆年间曾被称为“句容梆子腔”。其唱词“常言道人离乡贱,似蛟龙离了沧海,似猛虎离了山岗,似凤凰飞至在乌鸦群伴…”与《缀白裘》第六集[途叹]一折之“梆子腔”唱词“常言道人离乡贱,似猛虎离了山岗,好比蛟龙离了沧海,凤凰飞至在乌鸦群伴……”基本相同。《画舫录》称“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即指此。

《西秦腔与皮黄》文中说:“明末清初以来,源于‘三秦’的梆子腔(西秦腔)是流行在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一个大曲调,在这一流行过程中,其各地方戏曲,因某些需要,选择吸收西秦腔,时间久了,便成为本地戏曲保留声腔,或用原名、或改作他名,各地不一,因而形成了‘一腔多名’的叫法”。

《惜余轩琴话》:

欲知胡琴之起源,不能不明西皮之来历。西皮本为甘肃调,初名西秦腔,不与中州乐派相系属。明末已流行内陆(明万历抄本《钵中莲传奇》内有此腔调),但其传入旧京,则在乾隆乙亥,盖有蜀伶魏长生携以俱至者。(据吴太初所著《燕兰小谱》记载,谓魏长生是年抵京,又《燕兰小谱》卷五云“友人言蜀伶(指魏而言)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话,旦角儿之无歌喉者,每借此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寡妇上坟》,寻音赴节,不闻一字,有如傀儡登场。昔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口无歌韵,而籍靡靡之音以相掩饰,乐技至此,愈降愈下矣。”其论西秦腔初至情形,至为明确。后则简称秦腔,《扬州画舫录》云:“自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是也。迄嘉庆中说部,如《听春新咏》云:“秦腔乐器,胡琴为主,助以月琴,咿哑丁东,工尺莫定”。《花间笑语》、《藤阴杂记》、《啸亭杂录》亦屡言秦腔之盛,及长生之至,悉与是同。道光初叶,《两般秋雨庵》仍此称(见京师梨园条内,道光六年作)及张亨甫做《金台残泪记》始有南方“谓甘肃调曰西皮调”之语。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亦云:“甘肃腔即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为主,月琴为调,工尺咿唔如语,今所谓西皮调也”。综上各书所记观之,在乾嘉道三朝著作中,凡所谓秦腔者,悉指西皮而言,固非《都门纪略》“俗称梆子”之秦腔也。奈事隔二十余年,迄于民国成立,竟使西皮易其源流,谓西皮出自湖北黄陂县,似民国之西皮,非清代之西皮,殊令人难以索解也。

又即乐器一层观之,亦足证其为源于甘肃者。盖胡琴一物,实与琵琶为同出于古龟兹国(西域国名,在今新疆省境)。唐·岑·嘉州白雪歌中有:“胡琴琵琶与羌笛”之句,所说皆为胡乐,而此诗则作于从军轮台之日。轮台在新疆东境,与甘肃接壤,故甘人首先沿用其乐,在他省则无之,唐“燕乐”为采集前代乐曲之大成,其中所记胡乐已不少,而此胡琴之名,则未列入,想其时仅行于甘肃境,尚未流入中原也。胡琴之首见于史册者,则在《元史·礼乐志》言“胡琴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即今日通用之乐器也。至若胡琴出于龟兹,亦复有据,按清·陆次云观倒喇调(金元戏名)[满庭芳]词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筝,冰弦忽奏,玉指一时鸣,唱至繁音入破,龟兹乐尽作边声,顷耳际,忽悲忽喜忽又恨难平……”则是清代尤以胡琴为胡乐也。吾谓西皮发源于甘肃,夫复何疑?

《琴话》文中谈胡琴时说:“吾友郭映霞君谓二黄初,有西口胡母之者,研究音乐多年,颇有心得,蓄意更改皮黄之乐器,费却许久心力与时间,最后始创成一器,以紫竹为杆,蒿竹为筒蒙蛇皮,更用水竹拴马尾为弓。谱以工尺,定调内合外尺(即二黄52弦),拉之成声,随腔包调,应付裕如,命曰:[胡琴]”。

然而《琴话》作者自己却认为“改竹杆胡琴之说”无从证明,姑存之,留待博学者教正”。其实,要找佐证,从《燕兰小谱》“蜀伶新出琴腔”句中,便可察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据现存史料来看,西秦腔(甘肃调、西皮)早已在明代传入北京,不能称作“新出”,其下文“胡琴为主”一句,进一步说明,“新出”的不是“腔”,而是“琴”。《琴话》在前文说过“胡琴与琵琶同出于古龟兹国”,是木制的乐器。

《西秦腔与皮黄》一文亦说:[西秦腔二犯]于明代出现江浙。绍兴乱弹用木杆胡琴伴奏,是西秦腔流行浙江的一个支派。此外,湖南祁剧以及金华戏(婺剧)都是用传统乐器木杆胡琴伴奏(硬木制琴杆和筒,琴筒内仅容二指,发音尖脆透明)西秦腔初入京时,同样是木杆胡琴,蜀伶魏长生带去竹杆胡琴伴唱,(换句话说就是京剧用的“京胡”第一次在北京出现)。自然使人耳目一新,轰动一时,谓之“新出”了。据友人推测竹杆胡琴(京胡)最先出现应该是在四川,四川有“蜀南竹海”之名。明末张献忠割据四川,自称“大西国王”,据《明季北略》记:张献忠“演戏庆寿,由军中乐人演<关公过五关><尉迟恭三鞭换两锏><韩世忠勤王>,三奏既毕,八音复举,美人歌舞杂陈于前”。声色犬马,穷奢极欲,加之连年转战,乐器时有耗损。军中乐人为演技需要,便就地取材,制成竹杆胡琴(即京胡),拉唱西曲,十分醒疲。时人以为新意,均仿效之。张兵败伏诛,军中乐人流散民间,竹杆胡琴(京胡)便以“胡琴腔”三字,代替了原来“西秦腔二犯”的称呼,顺沿长江传了开来。

清初时,长江(中上游),流行俚曲“弹腔”(如<桐城歌><山坡羊><耍孩儿><叹五更>等等),竹杆胡琴(京胡)取代了其主伴奏乐器(琵琶),与月琴三弦搭配拉奏“弹腔”,先称“胡琴腔”,后称“拉弹”,文人贬称为“乱弹”。艺人们觉得逆耳,便以两根琴弦为名,叫它“二簧”。并且把“四平腔”也用竹杆胡琴(京胡)拉唱,叫做“二簧平”(即“平板二簧”)沿江演唱,声腔悦耳音色迷人,深受群众欢迎。文人无奈,作诗赞叹曰:

月琴弦子与胡琴,三样合成绝妙音。

啼笑巧随歌舞变,十分悲切十分淫。

(淫字作“过分迷人”解)

名琴师徐兰沅开设《竹兰轩》琴行时,对发明竹杆胡琴(京胡)的前辈乐师,大加称赞。他说:“把匏、土、革、木、石、金、丝、竹八音集于胡琴一身,实在是了不起的创举”。(匏为琴筒,土为松香,革即蛇皮,木指双轴,玉石镶顶,金属作钩,丝弦为簧,紫竹为杆,是为“八音”)

噱佬附和曰:胡琴源自“三秦”,

           京胡起于“江右”;

           秦声楚歌似酒浓,

           醉了西太后。

注:(一句)三秦指甘肃、陕西、山西,项羽时封地。

   (二句)江右指长江西部,不是江西省,莫误解。

   (三句)秦声(西皮)南梆子;楚歌(二黄)四平调。

   (四句)西太后是清末光绪朝最高统治者,常召皮黄艺人内廷供奉,皮黄声望随之兴起。

2012.8合肥

 

后记:

戏迷朋友们都知道,京剧唱念做打,唱是第一位的。但京剧的唱,不同于歌曲的唱,歌曲唱时可用任何一种乐器为其伴奏,而京剧则非得京胡拉奏,才能够味儿。因为京剧皮黄最先统称作“胡琴腔”,说明原来腔调一般化,并不出名,是胡琴把它拉出名的。所以说京胡在唱中的作用,不应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应该是“琴、唱”两者相辅相成。准确的说琴与人的喉咙一样,同属于演唱工具。有时唱腔中的抑扬顿挫、尺寸劲头,都得由胡琴先“起法儿”,唱的主儿才痛快,反之则减色。史料中记载“胡琴善于传情,最足动人顷听”。李调元说它“如泣如诉,盖声之最淫者”。文革时期,提倡用西洋大乐队伴奏,开始排练觉得不合槽,有点变味儿,不像京剧了。于是又把京胡加进去,而且有时还留出个空当,亮一下京胡声音,加重色彩。此后又创造了“钢琴伴唱”、“小提琴伴唱”、“吉他伴唱”等等,结果“优胜劣汰”伴随着自然规律,逐渐销声匿迹了。

说胡琴重要,是本文在考“西皮、二黄、四平”时,都涉及到竹杆胡琴。诚然,胡地之琴,改为竹制,便出悦耳“绝妙”音,起“啼笑巧随歌舞变”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左右着京剧唱腔,非它不可,没它不行,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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