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骠：京剧剧目何来5300部？

  读今年9月7日《文艺报》载《京剧五十年反思》一文，感到作者是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京剧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丰功伟绩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现在，我仅从京剧剧目数量这个角度来戳穿其谬说。

  该文作者开篇即云：“作为京剧艺术发展水平的标志，有两个版块：一是创作，即剧目；二是表演。”说到剧目，他说：“京剧的历史，从徽班进京始计，有二百年了。总共创作出了五千三百多部戏。”而且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实际的数字，比此数字只会多不会少。”且不说京剧形成并非“二百年”，也姑不论剧本质量，仅此“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即达5300，听来好不吓人! 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 是谁家所作的统计? 想以此虚假数字证明近五十年是

“停滞阶段”是不可能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手头的一些有关资料： 

  一、在周明泰著《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转引的退庵居士所藏清道光四年（1824年）庆升平班的戏目中，所录为227出（尽管对这个戏目，研究界尚有存疑之处，姑且不论）。 

  二、在较早记述京剧史料的杨静亭著《都门纪略》，从清道光廿五年(1845年)至清光绪卅三年 (1907年)间的六种版本中，所记当时各大名班常演的各行剧目，最后统计为327出。 

  三、查最近出版的郭精锐著《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中所述，在清末叶车王府收集的曲本中，戏剧类·乱弹(京剧)剧目有591出；即使再加上京班也可能上演的昆曲剧目108出、高腔剧目 116出在内，总共也不过才815出。 

  四、查景孤血撰《由四大徽班时代开始到解放前的京剧编演新戏概况》一文，谈到自1790年徽班入京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期间，京剧在这“几十年内增长了五六百出新戏。”这五六百出新戏均是剧名。 

  五、查20世纪20—40年代北京报纸刊登的京剧演出广告，当时的富连成社、斌庆社、崇雅社、中华戏曲学校、荣春社、鸣春社等科班、剧校，常年上演的传统老戏及新排本戏，总共充其量不过六七百出。 

  六、查陶君起著《京剧剧目初探》增订本，在版权页的“内容说明”中述：“本书收有一千三百余个京剧剧目的剧情说明”。著者承认京剧剧目不止书中所收集的一千多出，然而他认为“旧传有三千八百出”之说则是“不尽可靠”的（见该书“引言”）。 

  查遍了这些可信的京剧史料,“5300”这个数字均不得见到，多亏199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京剧剧目辞典》为这次寻觅提供了线索。在该书的“凡例”第一款中云：“本辞典收京剧剧目5300余条。”假若不是巧合的话，这“5300”找到出处了。然而请注意，“5300余条”与“五千三百多部”是不能划等号的。说至此,应当指出:“部”这个量词用得不对。对京剧剧目惯常皆称之为“出”或“个”，非“大戏”或“本戏”不得称“部”。一出《瞎子逛灯》、《花子拾金》，

焉能称为一部? 即使是《三岔口》、《小放牛》一类戏，也称不上为一部也。 

  辞典“凡例”中是有所说明的：“条目中，京剧传统剧目原则上尽量收齐”，而且说：“1949

-1965年间新编或改编的剧目，凡已出版或公开演出过的，皆尽量收入”，“1965-1984年间新编或改编的剧目，公开上演或经影视播映过的，亦酌情收入”。可见，这“5300余条”中也包括了1949

—1984年这45年间的新编和改编剧目。

  “凡例”中还说:“连台本戏每本单立条目”,亦即一出戏有多少本就到多少条。例如《开天辟地》列12条、《封神榜》列19条、《马陵道》列8条、《汉刘邦》列10条、《双凤奇缘》列12条、《汉光武》列14条、《粉妆楼》列16条、《铁旗阵》列24条、《昭代箫韶》列38条、《德政坊》列16条、《七剑十三使》列16条、《飞龙传》列13条、《三侠剑》列15条、《彭公案》列20条；而不同演出本的《西游记》列了31条、《水泊梁山》列了30条、《济公活佛》（包括《济公传》列了27条，《狸猫换太子》竟列了57条，还有许许多多四本、六本、八本、十本的剧目，均按每本列条，不一而足。

  再者，凡是一剧多名的剧目，均各列一条。如《四郎探母》，亦名《四盘山》、《北天门》、《探母回令》、《坐宫》，即列5条,《遇皇后》亦名《断后》、《断太后》、《天齐庙》、《赵州桥》即列5条，五本《生死板》,即全部《铁莲花》，又名《扫雪打碗》、《定生扫雪》、《贤良卷》,列为9条,《桑园会》又名《葵花峪》、《马蹄金》、《秋胡戏妻》、《辞楚归鲁》列为5条，《徐良出世》又名《乌龙冈》、《山西雁》、《高家店》列为4条，《英雄义》，即《一箭仇》、《曾头市》列为3条；一出《钓金龟》又名《张义得宝》、《孟津河》而列3条……诸如此类，不计其数。 

  此外，在京剧形成之前早已有之的一批昆曲剧目，如《石秀探庄》、《林冲夜奔》、《武松打虎》、《醉打山门》、《钟馗嫁妹》、《起布问探》、《别母乱箭》、《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昭君出塞》、《贞娥刺虎》、《梳妆跪池》、《思凡下山》、《回营打围》、《醉鬼》、《借靴》、《乔醋》、《琴挑》、《火判》、《挡马》、《芦花荡》、《金山寺》、《安天会》、《麒膦阁》；以及吹腔剧目《奇双会》、《十字坡》、《蜈蚣岭》等，也都各立条目，这些能算作京剧的创作剧吗? 

  徽班进京前，蜀伶魏长生与他的弟子上演的剧目，如《蓝家庄》(即《滚楼》)、《背娃入府》 (即《入侯府》) 、《卖饽饽》( 即《魏虎发配》) 、《打樱桃》(即《文章会》)、《铁弓缘》(即

《开茶馆》）、《闯山》（即《董家山》）、《缝搭膊》（即《富春楼》）、《捉奸》（即《也是斋》）、《十二红》（即《备刀记》）、《别妻》（即《花大汉别妻》) 、《浪子踢球》、《探亲相骂》等，以及清铁桥山人撰《消寒新咏》一书中所记早于三庆班入京的庆宁部、文武集亨部、集秀扬部、四庆徽部、五庆徽部等班上演的《花鼓》(即《打花鼓》)、《骂灶》（即《打灶王》）、《卖解》（即《双卖艺》)、<少华山》（即《富贵图》)、《捡柴》（即《春秋配》) 、《断机》

（即《三娘教子》）、《九焰山》、《铁笼山》、《刘金定》（即《双锁山》、《杀四门》、《喂药》、《竹林计》) 、《补缸》（即《锯大缸》)、《戏凤》（即<梅龙镇》) 、《孟良花园比武》（即《打孟良》）、《李桂枝查监》（即《奇双会》）、《磨房演戏》（即《十八扯》）等剧，均为后出的京剧所搬演，在《京剧剧目辞典》中皆各有条目。理所当然，这些戏也不能算作是京剧的

“创作”剧目。 

  综上所述各类情况，如将1949年—1984年这45年间的新编和改编剧目，加上连台本戏的按本立条、一剧多名的各列一条，以及徽班进京前即已有之的剧目，从“5300”出中刨除，那末该剩多少出就不难弄清楚了。有了符合史实的剧目数量，瞎算的那笔哗众取宠的瞒天账，也就不攻自破了，想用这些违背史实的数字，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戏曲工作五十年完全是危言耸听，胡搅蛮缠。近五十年来，全国改编、创作的京剧剧目岂止占所谓“总数”的“四分之一”! 如果这位持“总共创作出了五千三百部京戏”之说的始作俑者，能开列出一份一出不落的剧目单来，并能注明这些京剧何时何地、由何演员搬演的，披露于众，当是一份洵足珍贵的“京剧创作总目”资料；否则，空说什么“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云云，是不行的，只能证实他的狂妄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