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卤肉的王二一点点发达起来,他的摊子原本是摆在中药店保全堂的屋檐下,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便租下了隔壁源昌烟店的半个铺子。王二也终于脱了穷人相,每天有些闲暇时间喝喝茶、听听书。
药店里两个处于职业低谷的人十分羡慕。陈相公是个学徒,看不到出头的日子;陶先生一直处于被解雇的边缘,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一天,几个人谈论到富贵者必有过人之处,问起王二,王二老实回答:自己大小解分开。当天晚上,陈陶二人就拥进厕所——他们也想拥有那“异秉”。
成功就这么被误读了。
前段时间,一个大学同寝室的同学给我打电话,他刚刚租了500亩土地,搞有机农业。他的举动是够大的,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吃惊,哪天要是他告诉我,他已经身价过亿,我也不纳罕。
我这位同学是在乡村中自由长大的。小学时,突然犯了牛脾气,不愿上学,家人也不阻拦。他自由自在地玩了一年多,突然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就重新去上三年级。初中时跟着亲戚到城里卖西瓜——这还算正常的;同样是在初中,他能到筑路队干一个夏天,就着实罕见。大学时,我们6人组团去推销香烟,他是精神加肉体领袖,结果40天下来,每人赚了2000多元钱。
他的恋爱也颇多传奇,我也有幸目睹了大半个过程,心里嘀咕:他算个奇男子。
大学时,我就判定,他若没考上大学,一定是村里的能人,可以在自己的地头呼风唤雨;若身在乱世,或可有更大成就。
毕业后,他去的报社没有我去的好,可他干得风生水起。那张报纸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雄心,后来他带着老婆去了广东,在一家身在地方、意在全国的报社工作。新闻做了四五年,也对得起读了4年的新闻系,然后他就坚定地转了行,做自己的事。其间,我们或多或少有联系,不管他做什么,我的基本判断一直是:一、他是对的;二、他能做好。
只是说到搞有机农业,他心里还真有点儿敲鼓。这行当的水有点深,他反复说,他从未做过这样的选择。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大势,大势所趋,事在人为。
一个细节是,当他决定租地建农场时,身边的朋友纷纷入股,没什么理由,只因为是他在做。
若说他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最初让我惊奇的地方是,他听完一首歌就能用手风琴把调子拉出来。最初,我难以理解这个黑胖子怎么还能干这细活?我完全是乐盲,不敢确定是否稍通乐理之人都能如此。可即使如此,他的手风琴技术也全凭自己摸索而成。
除此之外,我还真说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能说他靠谱,非常之靠谱。是那种如果你有紧急情况,可以把妻儿托付与他的那种朋友。
说到能力,我更愿意理解为:那一点点雄心。这点雄心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可有没有,区别就大了。
人或许可以分为两类:有那么一点雄心的和没那么一点雄心的。
对普通人而言,那一点雄心,是把自己拉出庸常生活的坚定动力;没有那一点雄心的,只能无力甚至无知无觉地,慢慢被庸常的生活没顶。
在变革时代,那一点雄心或许能导致波澜壮阔的结果。编草鞋的刘备,从来没忘记自己是皇叔,就凭这一点,他从两手攥空拳,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才华什么的,反而是小节。
我们总觉得,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有异于常人的手段或办法。其实,这手段和办法,也大都不过是成功的一点结果,而非成功的原因。
在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异秉》中,陈相公和陶先生,都是小可怜。他们是刻舟求剑,把结果当原因。这么求,永远也求不来成功。
好小说述而不作,只说事,不分析。你如果琢磨下卖卤肉的王二,就会发现,这个敦厚的做小生意的人,胸腔中也有令人尊敬的一点雄心。 徐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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