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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中的乡村医生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许多关于乡村医生的记忆。

第一个医生是泽民先生。乡下人对医生是非常尊敬的,不叫医生而叫先生。当教师的,被称呼为教书先生。而医生,也是读书人,有文化,所以被称作“先生”。

泽民先生,人长得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他总穿着一件长长的白大褂。每次看到他到来,我就害怕,躲得远远的。有时候,因为调皮,因为哭闹不听话,大人就会说,“泽民先生来了”,吓得我只好马上止住了哭闹。

后来,泽民先生不见了。看病的人,换了一个叫“春茂”的先生。春茂先生,姓梁,是沙田镇黄江坪人。村里有一个人嫁到他那个村,跟他是亲戚。所以,我记住了他村庄的名字。

再后来,我上了小学了。村里的医生又换了一个。这是一个名叫天福的先生,姓杜。他家离我家有七八里路远。村子名字叫珠坑,是我小学校所在地,也是大队的队部所在。

这时候,我年龄大了一些了,懂事了,对医生不再害怕,所以,每逢天福先生来,我总会站在他旁边,看他怎样治病。

爷爷奶奶要我们称呼他“天福叔”,一改过去称呼“先生”的做法。也许是因为这样称呼比较亲切吧!天福叔见了我们,也总是笑吟吟的,给人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因此,我们也喜欢他。

每次天福叔来村里,总是背着一个破旧的皮箱子,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红十字”标志。箱子有两层,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药瓶子和药水。最特别的是,药箱子的锁头,天福叔轻轻一按,箱子锁头就会自动弹开。可是无论我怎么用力,也是打不开,所以我觉得很神奇。问天福叔,他总是笑而不答,只是告诉我们,箱子不能碰。

天福叔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总是穿着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蓝裤子,有点破旧的解放鞋,也是洗得干干净净。从来没有看见他打过赤脚,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说他是“赤脚医生”。

每次给人打针的时候,天福叔都要从药箱里拿出一盏酒精灯来,点着酒精灯芯,把装着针头、针筒的铝制小盒子架在上面煮。一会儿的工夫,小盒子里面的水就煮开了,针头、针筒在铝盒子里发出“咯、咯、咯、咯”的声响,白花花的水汽在铝盒子上面弥漫着。天福叔说,这是给针头消毒,要把针头上面的虫子煮死。

天福叔的医术,听说是自学成才的。又听说他在县里组织的培训班专门学习过。还听说他和春茂先生一起在县里培训。天福叔是一个爱学习的人,记得他常常在看一本医学书,内容是什么我记不住了,扉页上有毛主席的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当时,“救死扶伤”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还专门回家问当教师的叔叔。因此印象非常的深刻。

天福叔医术水平很高,什么病都能看,而且看病还很便宜。有时候,他只告诉人家药方,要自己去采药,然后按照他说的方法煎药,喝下去身体就好了。

无论谁家有人生病了,只要叫他来,他都从不推辞的。无论白天黑夜,都是风雨无阻。有一次,我弟弟发高烧持续不退。他气喘兮兮从家里赶来,累得满头大汗。只见他把新鲜的桂竹斜削成竹尖,放到火把上去烤,桂竹的尖端便“嗤嗤嗤”地流出水来,天福叔用汤匙接来桂竹水,让我弟弟服下。神奇得很,弟弟高烧很快就退下来了。

天福叔还治好过我的鼻窦炎。小时候调皮,我在韩江河里学游泳,每当呛水的时候,鼻涕就会簌簌地往下流。因此,我就不停地用鼻子去呛水,希望能一次性把鼻涕流完,以后就不再流鼻涕了。没想到,因此得了鼻炎。当时也不在意,后来发展成了鼻窦炎。在县里的医院治疗,没有治好,给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每逢走路上坡时,走不了几十步,就得停下来用“滴鼻净”滴鼻子,才能透得过气来,真是痛苦极了。

后来,天福叔告诉我一个偏方,用一种叫“苍耳子”的植物种子,放在芝麻油中浸泡一段时间后,用来滴鼻子。没想到这竟然治好了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鼻窦炎。

除了看病,天福叔还给人“牛痘”,帮人拔牙。记得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天福叔来到村子里给我们小孩子们种牛痘,他拿我做示范。当着大家的面,他表扬我有多勇敢,多么不怕痛。其实,我痛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听到他表扬我,我只好强忍住没让泪水掉下来。一个个小孩子,都学着我的样子,让天福叔扎针种牛痘。

记得在小学四、五年级,正是我换牙的时候,我常常到他的诊所去找他拔牙。他的诊所就在大队部,离学校只有五、六百米远。出了学校大门,沿着一条小路,穿过平旷的农田,再跨过了一座石桥,便是大队部了。这是一个非常老旧的房子。进入大门,便是一个大厅,摆着一张桌子,几张凳子,这是是大队办公,开会和接待社员的地方。大厅的一侧,有两个小小的房间,其中一个便是天福叔的诊所了。

天福叔拔牙,用的是一个小小的钳子。他不需要用麻药,一边跟你聊天,一边说,不要急,要试一试从哪个角度拔才好拔。以为他还没有开始,牙就给他拔出来了,然后他就塞给你一小团棉花,塞在拔牙的位置,说好了好了,就叫你离开。问他多少钱,可他每次都说不用。

后来,离开了家乡到了镇里读书,然后又到了县城。再后来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和天福叔的见面就少了。但常常会听到他的消息,因为老家爷爷、奶奶病了,总是找他来看病。他都快成了爷爷奶奶的专职医生了。

再后来,天福退休了,医术就传给了他儿子。他的儿子叫剑新,我见过几次面,长得和天福叔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性格也是非常的相似,人同样很善良,很热情,受到村民们的普遍爱戴。

听说,天福叔现在来了广州居住,是跟他第二个儿子在一起。他也曾经来过我佛山家里,看望过我父母,只是因为当时我外出了,没有见上他的面。我也想过要去拜访他,却总是因为事务缠身终没有成行。

因为写这篇短文,我向父亲问起天福叔的情况,问起泽民先生,问起家乡的那些乡村医生。

父亲告诉我,泽民先生在文革期间惨遭杀害了。泽民先生曾经是一名军医,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医生,解放后在镇里一个叫宫径的地方,开了一间诊所。同时还担任过文祠小学(现小胜中心小学)的校医,医术也是非常的高明。

非常悲惨的是,上世纪文革期间,在1969年的那场所谓“稳准狠”的打击反革命的运动中,泽民先生惨遭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一个叫继光先生的军医。当时,继光先生的诊所在今镇卫生院附近。继光先生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其父亲李少森先生也是一个名中医。可能是因为祖传的技艺,继光先生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时,成了一名军医。后来,他解甲归田,在家乡开诊所继续行医,服务百姓。只是造化弄人,酿成悲剧,让人不胜唏嘘!

父亲说,那场“稳准狠”运动,“狠”是够狠了,却是一点都不“准”,不“稳”,完全是草菅人命。说起当年的情形,父亲依然是愤愤然,悲愤之情难于释怀。

虽然,后来被错杀者都全部平反昭雪了。可是斯人已去,只能长使后人泪满襟了!

说到乡村医生,父亲还提到两个非常神奇的人。一个叫胜叔婆,一个叫传绪叔婆。

胜叔婆是黄金镇牛湖寮人。当时牛湖寮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三四户人家,离荷坪鸡心岭村一山之隔。村子虽小,却常常人来如鲫。小孩子病了,很多人都会去找她看病。

胜叔婆看病时,从来不用开药,只是说,“哦!来来来,让叔婆摸一摸,回去就'嗷嗷乖乖’哈!”她在小孩子头上摸了几下,回去小孩竟然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虽然不用开药,但看病还要给钱的。只是给多给少,随病人方便就是了。有人用一个小布袋,装上几两大米做费用,也是可以的。

传绪叔婆是沙田镇占头村人,也是看病不需用药的神医。摸一摸小孩的头,就能把病治好。

我心里充满疑惑。问父亲,这是不是江湖骗子?父亲说,不能这么武断。他们确实治好了很多人,不然也不会如此门庭若市了。传绪叔婆,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但他的儿子,名叫肖伯良,也是小胜镇有名的医生。凭着他母亲传绪叔婆传给他的“汤火药”,在小胜行医多年,最后在小胜卫生院退休。

如今,乡村医疗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人们对乡村医生依然有着深深的怀念。那时候,医患关系,就如亲人一般。乡村医生的那种质朴,那种善良,那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行为,永远会像一盏明灯,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本文曾在公众号发表过,因原文有多处错误,故重新编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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