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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疼他十几年,他疼我一辈子!”——华商黄进益的故事(之二)

儿时的黄进益给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有两条:一是顽皮好动;二是聪明爱动脑子。

黄进益一家人在丹戎班兰,住的地方离建新学校不远。父亲黄天铸那时候给别人的店铺做「簿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会计。因为祖父的培养,父亲也颇有文化,会写文章,写得一笔好字,又打得一手好算盘,所以一共有五个东家请他做账房先生,每天都非常忙碌。

旧日勿里洞小城丹戎班兰街景。

对于当时的生活状况,黄进益的大姐黄良温接受我们采访时回忆说:

那时候祖父祖母还在,父母亲加上我和两个弟弟,全家一共七口人吃饭。靠父亲一个人赚钱养家,虽然有些吃力,但如果精打细算也可以过得去。可是母亲很要强,她也要做生意赚钱,她很能干,经常坐船跑到邦加岛的槟港、苏门答腊的棉兰,甚至是爪哇岛的大城市雅加达去进货,采购一些食品和日用品回来,卖给勿里洞的商家。

父亲工作忙,母亲经常跑来跑去,祖父祖母又已年迈,我从十几岁就开始操持家务、照顾祖父祖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

在大姐眼里,大弟弟进成从小就性格内向、温顺听话,安安静静的,但不够机灵,多少有些木讷。可是小弟弟进益却完全相反,活泼好动,一两岁时刚会走路,就显得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从早晨一睁开眼,就手舞足蹈、活蹦乱跳,到处乱闯。小进益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喜欢用手摸一摸,或者一把抓到眼前反来复去看个不停。

负责照看他的姐姐,因为生怕小弟摔倒碰破了哪里,只好像是被上足了发条,老得一刻不离地跟着他,左拾右捡,上呵下护,常常是使出所有的精力竟不能应付这样一个小人儿。

勿里洞岛上的华人民居。

长到了七八岁,黄进益整天在外面奔跑嬉戏,有时玩得高兴甚至忘了回家,要等姐姐做好饭后出门四处找他,听到姐姐的呼唤才突然感觉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一群七八岁、八九岁,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凑在一起,不整点恶作剧,相互捉弄一下就好像不快活,如此一来,吵骂打架,动动拳脚便在所难免。

黄进益小时候个头不高,打起架来,即使遇到比他高、比他大的孩子,他也一点不在乎。每每瞪圆了眼睛,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和对手纠缠撕扯,横冲直撞,很有股子蛮劲。

长姐比母

黄进益每天一大早出门与小伙伴们玩耍,前几个小时都是又说又笑,又跑又叫,好不开心。不知为什么,孩子们相互间的打斗,往往发生在中午快要吃饭时候,这给正在家里做饭的大姐黄良温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好多次都是我正在炉子上炒菜,就有小孩子跑来报告,良温大姐,良温大姐,快去看吧!进益又和谁谁打架了。哎呀!菜刚炒到半生不熟,我只好赶快把炒菜锅从火上端下来,跑去劝架,把我弟弟拉回来。呵呵!刚才炒到一半的菜早都凉掉了,再放到火上重新炒也不好吃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长兄如父,长姐比母」,对于比自己整整小10岁的小弟进益,大姐良温在他身上可谓用尽心力,象母亲一样给予他无私的关爱。

印尼勿里洞岛的民间舞蹈。

黄良温人如其名,心地善良,性格温厚,帮着父母把两个弟弟一手带大,在黄进益艰辛清苦的少年岁月,良温大姐使他留下许多温暖而美好的回忆。妈妈外出的日子,就由姐姐当家,小进益如果想买什么东西或者想吃什么,总是趁这个时候向姐姐伸手要钱,而无论手头是否宽裕,姐姐从来没有让弟弟失望过。

黄进益从姐姐那儿要了一点钱,通常会叫上两三个小朋友一起跑到附近的咖啡店,买一盘熏香蕉干或者几块“安汶糕”。他很大方地请客,来!几个人一起。更多时候是买几枝用刨冰屑压制而成的“贯咚”(雪条)一同分享,这都是邦加、勿里洞小孩子最喜欢的特色小吃。

除此之外,不管弟弟如何调皮,在外惹了什么祸,闻讯赶来的姐姐从来不会骂他、打他,总是牵着他的小手静静地回家。

黄良温很喜欢这个顽皮而又聪明的弟弟,一生为他感到骄傲。如今黄良温大姐已经80多岁了,在我们面前,每当说起弟弟仍是一脸的自豪,并且爱用「黄先生」来称呼弟弟:

那时候我母亲从外面进了货回来,黄先生——就是我的小弟弟,到了晚上便很懂事地帮着妈妈把那些香菇、白糖呀、咖啡豆啊!用纸一包包地包好,第二天又会主动提着篮子到处送货,替妈妈把东西卖出去。他很聪明,也很有经商的头脑,小小年纪就自己想办法去赚钱,遇到有的客户比较穷一点,对他说,你的货好是好,可是我现在没有钱怎么办呢?黄先生马上会很爽快地说,没钱没关系,东西你先拿去,等有了钱再还给我好了。当时他还不满10岁,可是已经敢给顾客赊帐了,你看多么有魄力!

在姐姐心目中,小弟黄进益不仅仅是聪明、调皮,很早便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对于父母家人,黄进益知恩图报,终生怀有强烈的责任感。

勿里洞观音山牌坊,保留着浓郁的中华文化特色

父亲因何抽大烟?

他的父亲黄天铸,家学渊源又从小用功,在丹榕班兰华人圈子里算是饱学之士。但一个人书读多了,就容易多愁善感,情绪变得脆弱。

黄天铸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对于家乡金门的一切自然念念不忘。后来跟随父母离乡背井远赴南洋,本渴望搏一个光辉前程,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可是在他最年富力强、心智成熟的中年时代,在南洋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乱世纷扰、山河破碎的世道。

如今家国万里,他在异邦打拼,却觉得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只能替别人管管账目来养家糊口。于是黄天铸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苦闷太久,就企图麻痹自己得以解脱,便又不知不觉沾染了抽鸦片的嗜好,在他们那一辈老华侨当中,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一个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的人,不幸有了这种嗜好,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他工作还算勤勉,但家业肯定再也无法在他手上兴旺起来。

黄进益当然不赞成父亲抽大烟,他从小便立志将来无论成功与否,都要过健康积极的日子。即使他后来成为亿万富翁,其个人的爱好除了文体活动之外,在生活中向来只吃简单的饭菜,喝凉白水,与烟酒茶这三样大部分男人喜欢的东西一概无缘。

尽管如此,黄进益对于父亲却有着深刻的理解,懂得父亲敏感善良而又无奈的文化人的内心世界,他很孝顺父亲,不忍剥夺老人的那点嗜好。父亲后来自己不能赚钱了,黄进益当年在外做工挣钱,就是再苦再累,也一定会省吃俭用买点烟土给父亲捎回去,每个月、每个月从未断过,直到父亲在79岁高龄那年安然辞世。

“我疼他十几年,他疼我一辈子!”

而对于把自己一手带大的姐姐良温,黄进益长大后为之所付出的延锦不绝的回报,洋溢着更多暖心贴肺的亲情。他18岁离开勿里洞只身前往雅加达谋生时,姐姐已经出嫁有了孩子。他第一次回乡过年时,就把自己赚的那点薪水倾囊而出,为姐姐一家人买了礼物千里迢迢地背回去。

当他自己开公司刚刚有了一点效益,便马上把姐夫请来安排一份工作,后来又把姐姐一家接到雅加达,为她买房子,先是买了一座小一点的,然后又买了更大更好的房子送给姐姐的家人住。

姐姐一共生了4男4女8个孩子,黄进益这个当舅舅的,无一例外负担了孩子们的上学费用,有的外甥去国外留学,也是黄进益出钱资助的。姐姐晚年生病,心脏要做手本,黄进益把她送到新加坡最好的医院治疗,使其安然康复。

采访中,质朴温和的大姐黄良温对我们感叹说:“黄先生小时候,我只疼他十几年,可是他一直疼我一辈子!有这样的弟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2014年,黄进益(左四)在公司办公室接待台湾朋友。

在勿里洞帮着妈妈外出做小生意的那段时间,黄进益喜欢跑到市郊更远的地方送货。在丹榕班兰郊外,也有荷兰人开办的锡矿公司,日军占领时期便被日本人完全掌控,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锡矿又被卷土重来的荷兰殖民当局接管,直到1950年代印尼真正独立,邦加、勿里洞的锡矿才收回国有。

黄进益记得,锡矿公司有很多华人矿工,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他们按老一辈的习惯,称自己的祖国为「唐山」,由于做的是采掘锡砂的苦工,当地有人叫他们是「唐山来的巴力乡」,这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黄进益从来不这样叫,而是尊称这些矿工为「唐山阿伯」或「唐山阿叔」。他虽然出生在印尼,但从记事起就知道自己的老家在中国,父母也是从唐山来的,所以每次见到这些来自唐山的华人矿工,就情不自禁生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单身的矿工们多集中在一排排长长的平房里住宿,这类平房被人称作「长工寮」。黄进益也常去「长工寮」玩耍,看唐山阿伯、阿叔打功夫、练中国武术,下「马走日、炮翻山」的中国象棋,以及观赏他们玩变戏法之类的娱乐活动。

光阴荏苒,18年过去,少年黄进益沐浴着勿里洞的椰风海韵与自由纯真,在此书写了的人生这部书的第一个章节。

这期间,令他毕生难忘的,还有他在建新学校上学读书的日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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