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客家人祖籍多为广东、福建两省，广东籍的主要来自梅县、蕉岭、惠州、陆丰，福建籍的则大都来自龙岩市永定县，而且尤以下洋、大溪两镇居多。
客家人移居印尼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广东省华侨志》，广东人移居印尼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当时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一批广东人为避内乱逃往印尼巨港一带；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占领闽粤两省，文天祥在嘉应州(今梅县一带)招蓦数千士兵，1279年宋将张士杰在广东新会崖山杭元兵败，宋灭亡，梅县松口人卓谋领十余士兵逃难到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此后，客家人源源不断移居印尼。明代初期，爪哇岛的北岸地区是广东客家移民的聚集地。清朝时许多广东客家人继续移居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一些在爪哇的大都会噶喇叭（今雅加达）市区经商，一些则在邦加岛的槟港矿区采矿，而在加里曼丹岛西岸的坤甸到山口洋、三发等地，有许多福建、广东客家人在那淘金沙、钻石和从事贸易与耕种。
西加里曼丹富藏黄金、钻石等矿，因地广人稀，久未开发，18世纪中叶华侨大量迁入后，开发为黄金产区；矿工主要是来自广东潮州和梅州的客家人，他们以合股形式组成大大小小的采矿公司，其中，以坤甸的兰芳公司、三发的和顺十四公司影响最大。
早期出洋的客家人，多数是地处偏远的广东、福建农民，大都出于无奈而“过番”到印尼，比如，有的为避战乱，有的为避苛捐杂税，无论如何都是出于生计的考虑。
客家人初到侨居地，一般都是从事搬运、擦鞋、剃头、车衣、煮饭、开荒种树、开矿修路等繁重艰苦的工作；早期的印尼客家人所从事的行业有烟草、橡胶、香料等种植业和采矿业，也有的开制衣厂，但大多经营小商小贩或传统客家小食。[1]现今的印尼客家人从事的行业较广，居住在城市的以经商办厂为多，主要经销五金、电器、药材、食品、杂货和办制衣、皮革、鞋袜、饮料、米酒等工厂，开餐馆的也不少，在雅加达就有不少客家菜馆；居住在僻远农村的，则以种植橡胶、椰子、烟草、耕地及采矿为生，不少第三四代的客家人从事新闻、教师、医生、工程师等工作。在我所走访的一些客家人中，就有经营客家餐馆、纺织品、电器、米酒、饮料的。比如，祖籍福建永定大溪的游元伟先生在雅加达华人区开了一家“永光酒楼”，专营客家菜，生意兴隆，客人主要是当地华侨，同时，他还酿制、销售有客家风味的米酒；同是祖籍福建永定大溪的游育南先生在雅加达经营电器生意，其妻另开一家服装店；印尼雅加达永定会馆会长游继志先生开办一家规模很大的饮料厂；祖籍广东蕉岭的徐晋鸿先生一部分生意是经营纺织品。
在印尼，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福建永定籍客家人多经营药材，初到印尼的永定人大都在同乡或亲戚开设的药店谋生；在印尼雅加达，几乎全部药行、药业公司都是祖籍永定大溪乡的华侨、华人开设的。雅加达的班芝兰，号称“印尼的唐人街”，有许多客家人开的药店，其余也多是华人经营的小商品店，主要卖衣服、五金、小电器，大都是中国大陆货，也有几家经营中文图书的书店，客家话在那几乎可畅通无阻。万隆也有不少客家人开药店，药材大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一带，中药也很齐全；有的药房设有诊所，顾客群体既有华人也有印尼本地人。
印尼到底有多少客家人，一直都无法精确地统计。我们走访了印尼各地的客属社团，取得了许多有关客家的宝贵资料；其间，我们也曾想统计出分散在印尼各地的客家人数，但最终难以实现。一是因为各地客家社团虽偶有联系，但基本上各自为阵，没有一个统一的客家社团密切联合各地客家人（有一个“客属联谊会”，但并未真正联合各客属社团），详细统计或记录客家的情况，各地社团的主要功能是联络本地客家人，便于大家生活上、生意上相互照应；二是各个社团也不太清楚自已所在地的客家人数，原因是这种人口统计很难操作，既不可能逐家访问，也不可能通过户籍登记，因为印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华人进行同化教育，强制华人加入印尼籍并改名，许多华人都有印尼名，这样很难区分某个人是华人还是印尼人，更不要说辨别是不是客家人了。
据黄昆章[2]，1930年荷印殖民政府开展了一次人口调查，以下是黄先生所述当时客家人的分布情况：
1．1930年，全印尼华侨有123万，其中客家人占20万，亦即占17%，在当地出生的客家后裔为121734人，占60.6%；到1950年，客家人约占全体华侨华人人口的30%，按此比例推算，目前（1996年黄昆章先生写此文时）印尼客家人约有180万人，而印尼华侨华人约有600万人。
2．客家人主要集中在苏门答腊北部、邦加岛、勿里洞岛、西加里曼丹及西爪哇等地。以城市而言，主要分布于坤甸、山口洋、烈港、槟港、文岛、巨港、的鹿勿洞、乌戎班当、安泣、雅加达、万隆、三宝垄、洒水及俊罗等地。从人数来看，住在外岛的(爪哇岛以外的岛屿俗称外岛)比住在爪哇岛的多，例如，1930年在外岛的客家人有125548人，而在爪哇岛的有75188人，分别占华侨总人口的21%及13%；外岛中，又以西加里曼丹、邦加及勿里洞居多，这是由于最早到印尼的客家人多数落脚在西加里曼丹，而契约华工多数被招募到邦加及勿里洞。
3．一外国学者曾说过，19世纪30年代，在西加里曼丹，“华侨主要是属于广东最低一阶层的族人，我相信他们的祖先是勒靶人(换言之，即客家人)”。1930年，这里的客家人有38213人，占华侨总人口(66700人)的57%；1955年，西加里曼丹华侨华人有20多万，按上述比例推算，客家人当超过10万。
4．在邦加，1849年时客家人有4178人，1899年，在14440个华工中，客家人占1391人，包括客家人后裔在内的土生华侨有1655人。1930年，客家人有24824人，占26%。此后，随着一批人返国及形势的演变，客家人有所减少。据1983年统计，邦加华侨华人有91236人，若按此比例推算，客家人约有2万多人。
5．在勿里洞，客家人相当多，1930年有20375人，占所有华侨的71%。
6．此外，印尼的客家人以梅县籍居多，1990年约有31.4万人。蕉岭与兴宁人分别为4.5万人、1.6万人，其余来自大埔、惠州、五华、平远、丰顺及福建永定等。
黄昆章先生对当时印尼客家人分布的描述是比较详细具体的，现在的印尼客家人也还基本上住在这些传统聚集地。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印尼客家人迁往都市生活，多分布于印尼十几个省的大小城镇，比如，雅加达与万隆、三宝垄、泗水分别是西、中、东爪哇的经济、商业、文化中心，也都成为客家人的集中地；在万隆，单单永定籍的客家人就有一两千人。山口洋是一个县，县长是华人，该县90%的人口是客家人，多来自广东河婆客家，由于全县盛行客家话，以致当地印尼人也会说客家话。像中国一样，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去大城市打工，老人、小孩留在家乡。
在整个爪哇岛的华人中，福建人最多，其次就是客家人；而在苏门答腊的棉兰，客家人和福建人都很多。在西加里曼丹的省会坤甸到处都是客家人，住在西加农付的华人主要以耕种为生，当地人则以打鱼为业。亚齐特别自治区属回教区，在那里，成千上万客家人曾被驱赶，但仍顽强地生活下来，至今那里还生活着许多客家人。
据笔者在印尼的调研和走访，认为可把印尼客家人分为四代：第一代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代印尼客家人在中国内陆出生，年少时独自一人或随亲属漂泊到印尼，极少受教育，早年生活都比较穷苦，大多做苦工，现已进入耄耋之年；第二代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代印尼客家人大多在印尼出生，受过一定的教育，大多经商，通过多年的艰苦创业，有的已谋得丰厚的家产；第三代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代印尼客家人基本上生于印尼，受到较好的教育，得益于父辈的资产积蓄和栽培，生活比较安定；第四代生于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接受印尼式教育，很好地融入了印尼社会，工作选择的范围较大，不再局限于做工和经商，也有从事教育、医学、公务员等。至于90后的客家后裔，就很难认定是不是客家人，因为他们完全融入了印尼社会，完全被印尼文化同化，对自已的客家身份没有认同感。
若以此来界定，据印尼客属联谊会的一些会长、理事推算，当前印尼客家人大约有400多万人，客家约占印尼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印尼华人华侨大概有1200多万，是印尼第三大族群，仅次于爪哇族和巽达族。
客家人一直以朴实、勤俭著称，移居印尼的客家华侨仍然保留着纯朴的古训自勉自励。早年的客家移民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为了生存，他们须比印尼当地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能够在异域扎根，他们不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父辈们常教导子女好好工作，适应生存。由于长期生活于印尼且一代一代繁衍，印尼客家人的生活方式也渐渐印尼化，热带地区终年强烈的阳光照射改变了他们的肤色，有的第二代以后在印尼出生的客家后裔连外表特征都有些本地化了。
凭着客家人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毅力，印尼客家人在经济上都比较富裕，大多数有汽车有房产，由此也招致一些安全危机。众所周知的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至今仍令印尼华侨心有余悸，他们心中时时有种不安感，在华人社群中萦绕一种悲情。他们害怕排华事件再次发生，但也很无奈，因为扎根在印尼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现在，99%的印尼客家人加入了印尼籍，只有极少数的老年人拒绝入印尼籍，仍保留中国国籍，这部分人每年还要交几百美元的外侨税。所以，对于生活在印尼的客家人来说，中国已不太可能回去了，只能偶尔回家乡走走、看看，以慰乡愁。我所见过的印尼客家人大多数都回过家乡，有的每年至少要回去一次，比如祖籍福建永定陈东的卢泰福先生是我所调查中年纪最大的印尼客侨，今年已80高龄，身体还很硬朗，虽然一生做工，没有什么积蓄，但他每年至少要回中国一次，有时两三次；同是祖籍永定的游元伟先生，也是每年要回家乡住半个月，他觉得在印尼生活忙碌，又常感不安全，回家就是放松和休息，时常感慨“回到家乡的感觉真好”。
客家华侨身在印尼，始终心系中国，尤其是第一二代客侨的中国情结还是很深，他们以身为华人而自豪，认为华人聪明、勤奋、朴实、诚恳。为了延续中华文化，不让子孙后代忘了中国的根，他们大都不惜代价送子女到中国学汉语，有的坚持在家讲华语、说客话。华文教育在1966年至1998年苏哈托统治时期曾经中断，解禁之后，华文教育再次兴盛，印尼各地兴办华校。笔者在印尼调研期间，去万隆访问客家联谊会，会长徐晋鸿先生就是一个热心办华校的人，他特意领我参观了他们兴建的校舍，投资共计约合1000万人民币，全是华侨无偿捐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被印尼客侨的中国情谊深深地感动。在印尼调研期间，受到当地客家华侨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当得知我是因承担广东省的一个研究项目来印尼调研客家方言与文化时，他们不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独的研究项目，而是认为我代表中国来调研印尼客家文化，甚至认为是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怀，表明中国没有忘记海外游子。当中让我深深震憾的是徐耀中先生。徐先生祖籍广东蕉岭，于1939年出生于印尼，是一个退休的中学教师，在雅加达永定会馆教中文，他不止一遍地对我说：“我们中国现在强大了，我们在国外的华侨为之骄傲，也感到扬眉吐气，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海外华侨华人是我们同根的亲人，华侨的爱国热情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支撑，当今中国崛起面临众多的困境与外域的阻力，我们应充分珍惜至今仍存的华侨中华情，大力发展对外国际传播，加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作者简介]李小华，女，福建龙岩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传播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客家方言与文化、大众传播与媒介文化、媒介批评、跨文化传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