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膏性大寒之说值得商榷

石膏为一种含水硫酸钙的矿石。对于其药性，历代医家争议较大，有性微寒、性寒、性凉而微寒、性寒凉、性大寒诸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药学》第4版、第5版都言其性大寒，使石膏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笔者考证历代本草以及古今应用，认为石膏性大寒之说值得商榷。

石膏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并列其为中品，言其性“微寒”。然汇集本草经的陶弘景却言其“大寒”。还有部分医家受汉代张仲景用石膏治疗阳明“四大证”的影响，也认为石膏大寒。加上有些医家推波助澜，如张元素谓石膏：“乃阳明经大寒之药”；“然能寒胃，令人不食”等说法，遂使大部分医家对石膏不敢大胆使用，病人见方中石膏亦畏之如虎。但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则明确指出：“石膏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神农本草经》谓其“微寒，则非大寒可知”。擅用石膏的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亦言：“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由此可见，历代医家对石膏之性的认识是各持已见。那么历代本草著作对药性是怎么认识的呢?它们认为药物的四性(气)是指寒热温凉四种功能之气，“药物的性(气)要入腹后才发生”，在未发生作用时是不可辨认的。对于药性的认识或多或少带有医家或患者的主观性。但从记载来看，石膏的寒凉之性是大家公认的，至于其大寒、微寒、凉而微寒等表述，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

纵观历代医家对石膏的临床应用，说石膏大寒也是不确切的。首先从经方应用看，张仲景用石膏的方剂有19首之多，除了用石膏为主治疗阳明经大热外，“无大热”亦可用石膏治疗，如《伤寒论》第169条：“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本证为汗出热轻，但里有热，用石膏以清里热。石膏还可治疗虚热，如《伤寒论》第397条：“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竹叶石膏汤主之。”本方治疗温病气分有热，热伤气阴所致虚热，用石膏以清热除烦。即使中焦虚乏，石膏也可应用，如《金匮要略·产后病篇》：“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本证为妇人产后中焦虚乏，冲气上逆，用甘草、枣肉填补中宫、化生汁液；桂枝、竹茹达心通络脉；石膏、白薇清胃降逆。由上可知，仲景对石膏的应用不拘一格，且石膏之性寒凉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其性是否“大寒”就难以定论。

还有一些医家，并不为石膏性大寒之说所囿，放胆用之，使石膏药性得以充分发挥。如余师愚治一嘴唇肿患者“计用石膏八斤有零”。江笔花治一独子瘟“先后用石膏至十四斤而斑始透。”孙阑亭治热痹“单用生石膏面”效力尤佳。尤其王孟英用石膏治一病人，有独到之处。患者耳聋口苦，夜间热甚，胸闷，频吐粘沫，啜饮，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间有谵语，孟英认为：“此暑热始终在肺，并不传经，一剂白虎汤可愈。”而其他医生因其溏泄，见以石膏为治而不敢用，病人亦觉胸中一团冷气，汤水皆须热呷，坚不肯服，孟英三疏白虎汤而不用，最后王氏力擗众医，疏方白虎汤加减，一剂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后各恙皆去。此案为暑热在气分，而患者脾胃虚寒，王氏用白虎汤为主清泻肺热，如矢中的，而中焦虚寒并未加重，更可见石膏并非为大寒，且不易损伤中焦脾胃。

笔者在临床中，亦喜用石膏，如用石膏治疗外感高热、杂病中口渴，以及小儿肺热咳嗽、憋喘，均取得很好效果，尤其以石膏为主治疗糖尿病单纯口渴，效果更佳，均未见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可见石膏在临床上应用很广，除了对肺胃实热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外，对虚热或中焦虚寒夹有实热证也可选用，不但可以煎服还可冲服，并可大剂量长期服用，副作用很小。从这些可以反证石膏之性并非“大寒”，而只不过是一味寒凉之品，在临床上可以广泛使用。正如王焘所言，石膏“无毒有大益，乃养命上药，不可忽其贱而疑其寒”，我们应当加以重视。

 

REF:朱西杰,杨利侠,陈燕.石膏药性辨析[J].山西中医,1998(02):42-43.(作者单位：宁夏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