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农村生活的集体记忆
17.做杂技（2）
我们都知道“把戏无真，秀才无假”的道理，但是黄潮城怎么能把鸡蛋吞到肚子里然后还吐出来呢？我们分明看到一个如鸡蛋般的圆形物件缓缓地从喉咙往下滚落，然后又慢慢地向上升，再吐出来时鸡蛋完好如初！那时候的少年们都非常崇拜这些走江湖的人，这些江湖人士隐隐约约有些武侠小说里的绝招和义气。有时候被父母亲骂了，真有随他们去闯荡江湖的冲动。这是一个需要偶像崇拜而偶像又十分稀缺的年代，而江湖又给人以无穷的想象：浪漫、冒险、侠义、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哇哇哇，实在太好了。
做杂技的宣传话语还是很多青少年认识世俗社会的启蒙老师。他们一边敲着铜锣，一边声嘶力竭地讲着江湖话，一句话配一声锣。话音有押韵，有打比方、排比句等修辞手法，朗朗上口、气势恢弘，尽量让大家发笑，活跃气氛，是学校老师死板说教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手段使听众觉得他们知识丰富有如博学才子，胸襟广阔有如江湖名士，道理深刻有如硕学鸿儒。于是不知不觉间受他们感染，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恨不得完全相信他们的任何一句话，包括他们所推销的产品效果也深信不疑。
回头看，这些社会出现的大忽悠是对民众洗脑的先驱，你一旦在精神上进入他们布局的圈套，就在劫难逃。现代电视、手机上的广告极其简单，你看过做杂技的大忽悠后再看看这些无脑广告，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倒是1990年代初出现的“三株口服液”确实是对广告业的一次无底线的突破，就是利用当地方言、利用当地老实巴交的农民的现身说法，肆无忌惮地反复轰炸来推销他们的产品，所以广告费用是构成成本的绝大部分，这种本末倒置当然不可能持久，但比起做杂技的广告效应还嫌粗糙、简单。能够传承做杂技广告效应的衣钵，当推1990年代末出现的传销活动，那真真切切是一种利用现代化手段的洗脑，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假设前提下，你的收入会几何级数地翻倍，真的是一夜暴富，绝大多数求富心切的人做了中国的第一批韭菜，成就了金字塔尖的几个骗子。还有就是现在的各个旅游景点，在宰客上也变本加厉，他们的洗脑能力也不亚于做杂技。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十多年时间里，潮阳灶浦做杂技的人非常多，有几十个杂技班。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为了吸引眼球，他们都要花样翻新地出节目，但基本都是骗人的把戏，他们之间也会形成默契，竞争出一定的秩序。这个村子今晚推销“鸡肝散”，下次来的是“疳积散”，再下一次就是“青草丸”了，尽量不重复，才能保持新鲜感。杂技班最初用汽灯照明，后来才有了电灯，最后阶段还用放电影的方式来吸引人。
林肯说“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是你不可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你所推销的药品疗效是否真如所说，第二天就可以知道，真的就是真的，假的真不了，所以灶浦的杂技班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洗，最后剩下“黄潮城的鸡肝散”和“老赛桃无痛拔牙”等少量产品，其余都消失殆尽。
这些草台子班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1970年代末“灶浦公社农村杂技团”，这是集体化时代灶浦公社的一个民间团体，团员绝大多数是溪西寮（新荣）村的。其中：黄潮城擅长吞鸡蛋、吞剑；黄启海擅长硬气功，用踏脚石撞胸膛；黄春平擅长舞大刀；黄锦旋擅长用鼻子顶一张犁，后来鼻子塌了；黄曾勤擅长舞水碗；黄树列擅长举梯子，上面可以坐一个小孩；黄岳荣擅长讲《三国演义》；黄思泉擅长耍蟒蛇，变出酒菜。
这个杂技团属于集体所有制，经营收入发放30%的现金，其余70%汇入生产队变成“工”，工值视生产队的经营状况而定，如果遇到“三个一角半”的情况，也算你倒霉。所以1980年代农村包产到户之后，杂技团云消烟散。这些人大体成了个体户，带着各自的本领组织各自的杂技班，培养新人，继续走上传说中的江湖之路。
现在也还有少量杂技班，不过生意大不如前。由于现代娱乐业五花八门，几乎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这些单纯的杂技吸引力降到历史最低，现在还欢迎杂技班只有一些偏僻的山村。看来这群潮汕“吉卜赛人”即将走入历史的迷雾中，消失在70后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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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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