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农村生活的集体记忆
17.做杂技(2)
我们都知道“把戏无真,秀才无假”的道理,但是黄潮城怎么能把鸡蛋吞到肚子里然后还吐出来呢?我们分明看到一个如鸡蛋般的圆形物件缓缓地从喉咙往下滚落,然后又慢慢地向上升,再吐出来时鸡蛋完好如初!那时候的少年们都非常崇拜这些走江湖的人,这些江湖人士隐隐约约有些武侠小说里的绝招和义气。有时候被父母亲骂了,真有随他们去闯荡江湖的冲动。这是一个需要偶像崇拜而偶像又十分稀缺的年代,而江湖又给人以无穷的想象:浪漫、冒险、侠义、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哇哇哇,实在太好了。
做杂技的宣传话语还是很多青少年认识世俗社会的启蒙老师。他们一边敲着铜锣,一边声嘶力竭地讲着江湖话,一句话配一声锣。话音有押韵,有打比方、排比句等修辞手法,朗朗上口、气势恢弘,尽量让大家发笑,活跃气氛,是学校老师死板说教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手段使听众觉得他们知识丰富有如博学才子,胸襟广阔有如江湖名士,道理深刻有如硕学鸿儒。于是不知不觉间受他们感染,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恨不得完全相信他们的任何一句话,包括他们所推销的产品效果也深信不疑。
回头看,这些社会出现的大忽悠是对民众洗脑的先驱,你一旦在精神上进入他们布局的圈套,就在劫难逃。现代电视、手机上的广告极其简单,你看过做杂技的大忽悠后再看看这些无脑广告,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倒是1990年代初出现的“三株口服液”确实是对广告业的一次无底线的突破,就是利用当地方言、利用当地老实巴交的农民的现身说法,肆无忌惮地反复轰炸来推销他们的产品,所以广告费用是构成成本的绝大部分,这种本末倒置当然不可能持久,但比起做杂技的广告效应还嫌粗糙、简单。能够传承做杂技广告效应的衣钵,当推1990年代末出现的传销活动,那真真切切是一种利用现代化手段的洗脑,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假设前提下,你的收入会几何级数地翻倍,真的是一夜暴富,绝大多数求富心切的人做了中国的第一批韭菜,成就了金字塔尖的几个骗子。还有就是现在的各个旅游景点,在宰客上也变本加厉,他们的洗脑能力也不亚于做杂技。
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十多年时间里,潮阳灶浦做杂技的人非常多,有几十个杂技班。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为了吸引眼球,他们都要花样翻新地出节目,但基本都是骗人的把戏,他们之间也会形成默契,竞争出一定的秩序。这个村子今晚推销“鸡肝散”,下次来的是“疳积散”,再下一次就是“青草丸”了,尽量不重复,才能保持新鲜感。杂技班最初用汽灯照明,后来才有了电灯,最后阶段还用放电影的方式来吸引人。
林肯说“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是你不可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你所推销的药品疗效是否真如所说,第二天就可以知道,真的就是真的,假的真不了,所以灶浦的杂技班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洗,最后剩下“黄潮城的鸡肝散”和“老赛桃无痛拔牙”等少量产品,其余都消失殆尽。
这些草台子班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1970年代末“灶浦公社农村杂技团”,这是集体化时代灶浦公社的一个民间团体,团员绝大多数是溪西寮(新荣)村的。其中:黄潮城擅长吞鸡蛋、吞剑;黄启海擅长硬气功,用踏脚石撞胸膛;黄春平擅长舞大刀;黄锦旋擅长用鼻子顶一张犁,后来鼻子塌了;黄曾勤擅长舞水碗;黄树列擅长举梯子,上面可以坐一个小孩;黄岳荣擅长讲《三国演义》;黄思泉擅长耍蟒蛇,变出酒菜。
这个杂技团属于集体所有制,经营收入发放30%的现金,其余70%汇入生产队变成“工”,工值视生产队的经营状况而定,如果遇到“三个一角半”的情况,也算你倒霉。所以1980年代农村包产到户之后,杂技团云消烟散。这些人大体成了个体户,带着各自的本领组织各自的杂技班,培养新人,继续走上传说中的江湖之路。
现在也还有少量杂技班,不过生意大不如前。由于现代娱乐业五花八门,几乎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这些单纯的杂技吸引力降到历史最低,现在还欢迎杂技班只有一些偏僻的山村。看来这群潮汕“吉卜赛人”即将走入历史的迷雾中,消失在70后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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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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