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水开柵镇与梁思成的一份特别目录

很少有人知道，已经被毁几十年的山西省文水县开栅镇圣母庙，作为元代建筑，在抗日战争中曾经被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予“特别保护”，这一点，就连开栅人也鲜有人知。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即在1945年4月，为了避免在抗战的全面反攻战斗中破坏分散在各地的古代建筑，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主任是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梁思成亦为4名副主任之一，委员皆为知名学者。当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编制战区内古迹文物的目录、地图及照片，重点是配合盟军对日本占领区轰炸时避开文物建筑。

就这样，思成紧急受命编著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目录分省市而列，包括10省市重要建筑目录计98页399项，照片176张，地图106幅。这份目录对400项文物的位置、名称、建造年代都作了简要的说明，并在地图上逐一标出了名称和方位。为了使没有建筑知识的作战官兵也能看明白这份目录，他还用极为简明扼要的语言传授了一些中国古建筑常识。

1945 年 5 月，一套八册本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印制发行。对于战时保护我国地面文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份目录中，“北平及近郊”下只列入了故宫、太庙、社稷坛等单体建筑或建筑群。其中，山西省有13个市县的文物榜上有名，开栅圣母庙即是其中之一，这个文件上梁思成对开栅圣母庙的标注是：“圣母庙——平面作丁字形，元建，在城东北六英里半开栅镇。”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反攻中，在国民政府以及梁思成的特别关照下，开栅镇的所有文物建筑和老百姓，躲过了战争的破坏和轰炸。

之所以开栅圣母庙能被列入全国不足400个重点保护的“文物目录”，是因为1934年的夏秋之际，梁思成和林徽因曾专程来文水考察开栅圣母庙，他们夫妇俩，对开栅圣母庙做了实地测量，手绘了圣母庙大殿平面图，抄录了庙内的重要石刻碑文，并且对大殿和斗拱进行了拍照，而且还在开栅村住了一夜。

梁思成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说，开栅圣母庙，“由形制上看来，殿宇必建于明以前，……可断定其为元代物，”从建筑工巧的角度上看，则多有“少见的做法”，“平面布置上，有一特殊注意之点……尚存魏晋六朝东西堂之制”，“给人以浪漫印象较他庙为深”，“多种复杂的屋顶结构，……文水县开栅镇圣母庙，为明清以后官式建筑中所少见。”从中我们能够看出，梁思成对于开栅圣母庙古建价值的钟爱和赞赏。

然而，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被梁思成特别保护的开栅镇圣母庙，就在国内战争中被人为的拆毁了。开栅村1928年出生的张超老人说：“1945年的冬天，为了加强开栅西山军事工事，‘交文支队’要在西山扩建炮台，就把村里的娘娘庙和魁星楼拆了，他们动员村里的人把拆下来的砖头和木料全拉到了西山。”开栅村的老教师张一也回忆说：“拆掉的那一年，我大概十岁左右，拆下来的坨子、梁子、椽子那可都是上等木料啊。我家院子当时就住着游击队，他们穿的衣服很破旧，拆下来的一些木料他们就拿回院子里，劈开当柴火烧了。”

对于开栅圣母庙“突然意外死亡”的这一结局，应该是梁思成始料未及的，如果他生前有知，一定会痛心不已，用他说过的一句名言来说，那就是“如同剜我的肉，扒我的皮一样难受。”

为了证实当年的这一段事实，我多方寻找资料，查询购买了那份倾注了梁思成心血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在书中找到了他对开栅圣母庙的那段特别描述，这一段描述，犹如一段不朽的碑文，提醒我们不应该忘却的是什么——“圣母庙——平面作丁字形，元建，在城东北六英里半开栅镇。”

梁思成拍摄的开柵圣母庙大殿照片

对于这一段史实，我建议，开栅镇应该在圣母庙遗址处立碑纪念，让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来者，永远记得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处恢弘的建筑，曾经被梁思成一样的许多人特别的保护，也曾经因为内战被人为的很快消失，石碑的正面应该刻上：“圣母庙——平面作丁字形，元建，在城东北六英里半开栅镇。”，背面则要刻上梁思成、林徽因发表在1935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的那篇考察报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开栅圣母庙”的那一段——“开栅镇并不在公路上，由大路东转沿着山势，微微向下曲折，因为有溪流，有大树，庙宇村巷全都隐藏，不易即见。庙门规模甚大，丹青剥落。院内古树合抱，浓荫四布……”

我之所以有这个提议，是觉得，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同时也应该昭告后人，此类的傻事，不应该再次发生。

梁思成工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