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牙始创雏形辩证军事文化艺术

4、姜子牙始创雏形辩证军事文化艺术

在中国，存在不存在“辩证军事文化”？未见有史籍文字之记载。笔者从姜子牙遗传下来的《六韬》史籍中有所发现，认为中国“辩证军事文化”的始创者，就是姜子牙。在此举文简析，与专家学者共享。

从姜子牙的《六韬》文字显示看，他始创的雏形“辩证军事文化”艺术，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兵之道的运作是：从“一”开始，以不变为根基，应万变；以万变为手段，支持和保证不变。

读者读到这里，有可能会发问：姜子牙知道辩证法吗？笔者不敢妄言。但是从他的言谈中，我们可以认识认知到他的“辩证思维”之客观存在。

有的书籍称姜子牙的《武韬》，是指对军事活动的谋划与指挥。其实，《文韬》中也有对用兵之道的言论。如：《文韬·兵道》。

在这里，所谓“武”者，就是军事行动之谓也。“韬”者，计划、计谋之筹措矣。“武韬”，即谋划军事行动、如何克敌制胜之智慧和指挥艺术的施展与完成。在中国，“孙子”之前的几百年，姜子牙始创的雏形性军事运作谋略，从仅存的史料看，虽然不够全面，但是，窥一斑还是可见全豹的。

姜子牙始创“兵道”文化艺术，其雏形性文化活动大都集中在坚持不变和随机应变的“一”字上。这就是：“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文韬·兵道》）这是姜子牙回答周武王的提问时所说。

大意是，凡是用兵，最基本、最有效的道理（为什么用兵？）方法（如何用兵？）和道路（用兵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独往独来”， 即现代的独立自主。其基本的道理和运作的路线与重点，均从“一”开始。他举出华夏人的始祖黄帝所讲：“一者阶于道”（独立自主）之行为，几乎跟“神”一样，自始至终，无拘无束，自由来往，自由自在，不受制于他人。

姜子牙所讲的这种“莫过乎一”，作为军事运作的核心，应用于军事活动。

在姜子牙看来，交战双方，“兵不两胜，亦不两败。”（《龙韬·论将》）就是说，两家交兵，必有一胜一负。胜负不分，或者两家都败，俗称：两败俱伤，少之又少。要战胜敌人，必须“独往独来”（独立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由别人操纵或者掌控。

在实际军事运作上，军队由“一”集合而成。千军万马，必须是“一”个整体。乌合之众，无法取胜，只有失败；打仗，也只能是从“一”开始，一战、一战，不断获胜，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任何军队，必须思想一致，战略战术总体规划一致，指挥一致，号令一致，团结一致，才有取胜的把握。否则，思想不统一，没有一个总规划，就很难统一指挥。号令不一，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军队作战，必败无疑。

从牧野之战获胜的实例可以看出，这是姜子牙对用兵作战实践的一个总结。

史料记载显示，周武王伐纣时，助阵助战的诸侯“已经超过了八百”……时有诸侯“兵车四千辆”（《中国人的谋略》72页）姬周的“兵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简明社会科学词典》647页。

在牧野，周军“迎战纣王的七十万大军。”（《中国人的谋略》72页）《古今中外政治家军事家大预言》8页说：“商纣王只好临时驱使十七万奴隶与战俘仓促上阵，”迎战周军。……。

在这里，殷纣王所临时纠集的迎战兵力到底是七十万还是十七万，笔者无法考证。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周武王的兵力要比殷纣王的兵力少得多。从人数上看，相差悬殊，很难想象周军能够以寡敌众，一战获得胜利。

然而，由于周军是正义之师，战前，两次召开誓师大会。第一次是带有观察性质的“孟津之盟”，用现在的军事活动考量，就是搞了一次军事演习。第二次在牧野召开誓师大会，宣读了讨伐殷纣王的“十大罪状”，激励讨伐军万众一心，鼓足了干战气。在发起进攻中，服从统一指挥，将士团结一致，士卒训练有素，个个勇猛向前，玩命似的冲锋陷阵。犹如排山倒海之势，势不可挡地冲击商军。

殷纣王虽然兵多势众，但是缺乏军事训练，是一群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战俘奴隶长期受纣王虐待，消极迎战，不愿冲杀卖命，持观望态度；民众被充当奴隶，只知道接受奴役，出苦力，从未进行过训练，看见训练有素、攻势非常迅猛排山倒海般的周军战车和将士猛冲过来，吓得扔下手中武器，四散逃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在溃不成军的状态下，殷纣王就是喊破了嗓门，用万夫不挡之勇屠杀众多的军士与兵卒，妄想阻止犹如惊涛骇浪般奔逃的溃军，怎么也阻挡不住。他想“杀鸡给猴看”稳住阵脚，也无济于事。殷纣王望着此情此景，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回到鹿台自焚。史书表象性记载：周军见“应战的商军倒戈，遂乘胜灭商。”在这里，商军是“倒戈”（丢掉兵器）四散奔逃，不存在“反戈一击”。

在《龙韬·王翼》中，有文字显示，姜子牙认为，用兵：“腹心一人，主赞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这句话，是姜太公回答周武王提问如何统率军队与掌控具体部署时对谈话所做的记载。

在这里，姜子牙再次突出了一个“一”字。即打仗，心腹之人只能是一个。这是从“总揽计谋”的整体考虑的。从而把“武韬”的雏形运作，具体到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大有神秘之感。

笔者认为：对于“一”的理解，不能只是一成不变的看“一”，而是可变的看“一”、知“一”、用“一”。它的辩证法是：“一”，可能是原来的“一”，也有可能不是原来的“一”；“一”的根基不变，它的表象活动，千变万化。

这就是，“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龙韬·王翼》。其意是说，作战打仗，不固守成规，要随机应变。并且以此为纲，作为治军的纪律，谁也不能违犯。

姜子牙在《文韬·兵道》中，回答周武王提问时说：“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鋭，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上述文字告诉人们，己方的变化都是：外在形象的改变，是做给敌人看的。让敌人看见或知道己方的外在现状全是虚的假的，给敌人制造错误的判断，使其受骗上当，作出导致失败的军事运作，促使敌方的战斗或者战役归于失败。

其实，内部相对固定的根本性布局并没有起多大变化。即运用自己表象的变化，迷惑敌人，支持内在的一统姓整体之根基不变，以便有利于歼灭敌人。

尤其是，“欲其西，袭其东”，被后世军事家演绎成“声东击西”，成了克敌制胜的惯用手法。笔者认为，这就是姜子牙“辩证军事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文韬·兵道》中，记载有周武王问姜子牙：“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太公曰：“兵胜之术，蜜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胜利，就要秘密地侦察和掌握敌人的机密情况（如兵力、装备和战阵部署等），迅速采取有利于自己、不利于敌人的军事行动，进行极速的打击。后世人称其为：“速雷不及掩耳”。

后来，军事家将这一致胜的作法，演绎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和“速战速决”。

在没有上过军校的毛泽东那里，他和朱德率领的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花了三年的战斗时间，摸索出克强敌以制胜的辩证军事运作战术。这就是极其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00-101页）可以说，这是毛泽东“辩证军事学”的初创性表现。从毛泽东一生克敌制胜、常胜不败的军事运作艺术和深远影响看，他是现代“辩证军事学”的创始人当之无愧。

综上所述，姜子牙所提出的“兵之道唯一（莫过乎一）、独往独来；做假象以迷惑敌人；欲其西，袭其东；察敌不意，攻其不备”；“随时变化，以为纲纪”，等，均充满着军事运作的辩证法。如果说这不是姜子牙始创的雏形“辩证军事文化”，那是什么呢？

若是追溯中国“辩证军事文化”之源的话，笔者认为，三千多年前的姜子牙在讲述军事运作的实际活动时，对他始创的“辩证军事文化”的真实记载，就是源头。可以看出，中国军事家家运筹帷幄军事艺术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

2018年7月24日11:3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