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兴义
中国古代有没有“法文化”？从上古之世起，华夏大地上就存在着没有文字记载的“罚文化”。践行的“罚”，就是始创的雏形非文字“罚文化”。它在实践中产生和不断传承与传播。成了进步与不断完善的文字“法文化”的基础。
一、“（罚）法文化”的始源与传承传播
从史籍记载的文字文物看，始创于上古之世的“罚”，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基础。中国韩非在名著《五蠹》篇中记述曰：“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法家著作选读》第一辑33页。
这种传承与传播下来的“罚”，虽然无法用“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恩格斯语），但是千万年的家庭生活实践和社会活动实践都可以佐证这种“罚”的传承与传播是客观的存在。华夏大地上传承传播的族规、家法（罚）以及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经济处罚与政治惩罚，都是最直接的佐证。
在“新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创新。”世代祖传的家长之罚，是一种始创的惩罚性“法文化”。古人类由无序社会进化到有序治理社会，炎黄二帝联合击杀蚩尤，就是对侵凌的恶势力首领的严厉惩罚。显示的是：华夏大地上的惩恶性处罚，被提升到了击杀的高度。
皋陶针对本氏族出现的“恶行恶为”，始创惩恶性规定。即：“昏、墨、贼，杀，”后世文字文化人谓之“皋陶之刑”。参阅《中国法制史》19页。可见，从“击杀蚩尤”到对恶行恶为的诛杀，反映的是：中国人在构建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对“惩罚”恶的运作性扩展。
从创造“罚”字的本意感悟 ，可知，“四”字在上，是四方氏族头人之谓也；下边的言字，是语音语言之意，意即头人的共同呼声；刂，系刀。“四方头人之言”是：用刀。就是说，“罚”，非一人之言，是“四岳”头人的共同语言，体现的是极限处罚——“杀”的民主性。
要用杀头来惩治“恶行恶为”者，就要有执行“罚”的行动。于是，创造了由“井”和“刂”组合的“㓝”（演化为刑）字。原意是：四方的“口”出头，用刀杀头。后来演化的“刑”字，意即开刀是也。就是杀人。
所以，在“法”字没有创造出来之前，“罚”，是统领，“㓝”（刑）只是起“杀”的作用。体现的是：“罚”与㓝（刑）的密不可分。即有“罚”，没有“㓝”，“罚”就是空话；用㓝（刑），没有惩罚之命，就不能施㓝（刑）。即：“古者王言，若轩辕唐虞，同称为命”。（《中国文书史稿》9页）可以说，这是有序治理社会的一种最高的治理活动。
由是，在夏与商殷王国，史籍记载的文字文物显示：“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左传》参阅《中国法制史》17、22页）的记载，
中国国家组织未建立和建立后，氏族联盟的头人（史称领袖）和国家国王构建社会文明，对恶行恶为进行惩罚，所出之言，被“仰录”下来，作为“典”籍给以保存，以便用来指导后世的治国理政者。这才出现了“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的记载。《中国法制史》16页。
比如：《尚书·尧典》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尚书·舜典》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还有：“汝作司徒，敬敷五教”；鲧花九年时间，治水失败，被舜“殛杀”，“仰录”于简，作为“罚”的典籍，传承传播下来。由是：“夏乘尧舜之时，而启殷周之制，尧舜有典文，殷周亦有典，夏朝有典文无疑。”（《中国文书史稿》8-9页）即是说，在殷商王国之前，有序治理社会秩序是“罚”和执行“罚”的“㓝”（刑）。没有“法”。这是为什么？其主要的原因是：“法”字还没有被制造出来。
二、创造“灋、法”两字，把中国法文化提升到一个创新的阶段
华夏大地上在古代“法文化”的始创时期，存在有“罚”和㓝（刑），呈现的是：“罚”（法文化）运作的“两重性”，不是“一重性”。就是说，中国的“（罚）法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辩证的，不是形而上学。
姬周族人传承传播炎黄二帝统一文字和创新与发展文字文化，在《大盂鼎》上铸造铭文，创造出一个特有的“灋”字，曰：“灋保先王”《中国法制史》17页。意即：创造这个“灋”字，是专门用来保护先王的。
这个“灋”字的特别所指，跟《周礼》中创造的“法”字相比较，“灋”字，若有所指。所以，在中国古代“法文化”的传承传播、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灋”字在《秦律》是：“与盗同灋。”（《中国法制史》103页）。在古代的“法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中，广泛使用的则是制造的“法”字。可想而知，这是由普遍“法”与特殊“灋”的根本不同所指决定了的。后世的文字文化人，对“灋”字的其它各种猜想性理解，并不切合史实。
那么“灋保先王”保什么呢？不是别的，只是周文王提出的“明德慎罚”。即要明明白白传承传播祖传的“竞于道德”、对恶行恶为者进行谨慎惩罚。
由此，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在制定《周礼》时，规定：“以八法治官府”；“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史“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中国文书史稿》27、24、34、33页）由此可见，中国层级司法，始源于此。
“法”字在姬周王国的礼法《周礼》里，比比皆是。足以证明：始创“法”字显示的是普遍性，创造“灋”字显示的只是特殊性。
《中国文书史稿》史籍记载文物23-26文字页显示：姬周王国依法治国理政在运作中产生有：“人事文书”、“稽察文书”、“律法诉讼文书”、“版图文书”、“契约文书”、“奴籍文书”、“记注文书”、“建筑文书”、“簿册文书”等。充分证明：姬周王国始创的法治制度是比较完备的。
姬周王国的《周书·梓材》史籍记载文物显示：“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中国古代思想史》26页[4]）告诉人们，“中国”这一创新概念始源于姬周王国。由是，中国古代“法文化”，也只能始创于姬周王国。在“法”字和“中国”这一新概念没有创造出来之前，谈中国“法文化”，那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商鞅在秦地实施“变法”，践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法文化”。如：用“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中国法制史》77页）提升“王法”的权威。尤其是，创行“连坐法”，把司法文明推向了司法野蛮。
秦始皇大胆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法文化”，石破天惊，在泰山石刻：“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传播：“作制明法”是皇帝的权力，臣下按皇帝“制法”宗旨，必须制定贯彻与执行的律文，保证“皇法”的有效实施。
比如：秦始皇：“上农除末”。《秦律》则制定了《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工律》、《徭律》等，把“皇法”贯穿于律文之中，保障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秦律》规定：“同居毋并行。”（《中国法制史》101页）即一户不能同时抽调两个劳动力服兵役或劳役。官吏违反了上述规定，要受到制作“两个甲胄”的经济处罚。
在赢秦帝国之前，中国古代“法文化”的运作是：（罚）法与刑。如，姬周王国的“礼法”与“吕刑”。从赢秦帝国开始，中国古代“法文化”出现了“律”即《秦律》，臣下“修飭”的是“律”，而不是刑。这是为什么呢？
《唐六典》对“令”（制法）的解释是：“令以设范立制”；“凡律以正刑定罪”《中国法制史》204页。在205页，解释：“律主要是刑事镇压的法律条文，”……“令，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有关规定”。可见，《秦律》的产生，是中国封建“法文化”始创时的健全性创新和完备性的发展。
这样一来，在赢秦帝国，“法文化”的运作，在传承传播“法与刑”的基础上，伴生出“律”，亦即产生了比较完备的贯彻执行“法”的条文。即：“皇法”是“带有统领性”的国家制度，《秦律》是贯彻执行“皇法”的条文，首开先河，颁布全国，把中国文字立法的文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特别是：赢秦帝国，皇帝之法取代了王国的国王之法。“作制明法”是“法”；执法的运作是用文字公布的“律文”；对“律文”定罪的实施，则是“行刑”。
在中国历史上，当封建帝国被肢解，产生了若干个封建王国，各国君都自称是“皇帝”，其实，这种小“皇帝”就是居于一隅的国王。其“王法”只能在本国管用，管不了别国。比如，刘汉帝国被肢解成魏、蜀、吴三个国家，蜀国的“法”，在魏、吴两国就不管用，反之，亦然。
赢秦帝国所制定的《秦律》，堪称封建社会“新纪元”，一是始创皇帝集权制，废除国王分权分封制；二是始创“律法”新体系，改革刑法旧体制；三是传承和发展姬周王国对百官进行的监察考核制，始创全国检察机关，设立朝廷御史台，统领全国郡县的监察机构，监核各级官吏的懂法与执法守律情况；四是“一准于法”，以吏为师，学法、懂法、用法。并且，对全国官吏进行知法、懂法情况考核，规定监察官对所在地的官吏执法情况进行监察、监督，及时上报，发现违法，即刻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处罚。对此，史书说：“秦律对于封建吏治是颇为重视的。”即“注重吏治”。
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均以《秦律》为蓝本，万变不离其宗，制定出适合本帝国国情的律法。如，《汉律》、《隋律》、《唐律》等。对中国古代“法文化”的历史记载与传承和传播，汉、唐、宋、明，均用《刑法志》，魏用《刑罚志》。当然，还有《则例》显示“法与律”的制定、规定与执行情况，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形而上学。
三、中国古代“法文化”运作中的两重性
中国古代“法文化”，在运作中，以“两重性”为主，“一重性”是非主流。其“两重性”是：法治与法制；新兴与腐朽；进步与反动；武器与工具；保护与镇压；文明与野蛮，等。
中国古代“法文化”的“一重性”是：无视法治制度，擅自毁法打杀异己，把腐朽、反动、工具、镇压与野蛮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腐朽反动的野蛮，没有一丁点的文明。
比如：家喻户晓的赵高用“指鹿为马”残害朝臣之事。赵高擅自更定《秦律》。“指鹿为马”。退朝后，惨杀没有指鹿为马的朝臣；再如：以法治国理政文化比较完备的李唐帝国，唐玄宗竟然破坏任相九年的“法治制度”，让李林甫把持朝政十九年，借“皇法”，排除、打杀异己，一手遮天似的把盛唐推向了“安史之乱”，从珠峰之巅一步一步地掉落了下来。
中国古代“法文化”的（罚）法治与法制（制度）之表现是：（罚）法治之实践在先，法制的文字制度在后。（罚）法治是基础，法制的社会制度是上层建筑。它们的辩证关系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可以改变基础。法治与法制的有机结合，完成着中国古代“法文化”的实际运作。
所谓“法治”，是依法治理之谓也。所谓“法制”，则是制定的律法制度。它们的制定与有机结合与运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法文化”的全部内容。
中国古代“法文化”的新兴与腐朽之运作是：新兴的统治者执政，都要制定与推行维护自己统治权力的文字条文，公布于世，用来构建社会文明，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可是，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新兴”到一定时期必然走向腐朽，导致腐朽势力执政，大搞司法腐败。苛政猛于虎，司法野蛮就取代了司法文明。新兴势力产生，反抗腐朽势力的镇压，直到新兴势力掌握政权，结束旧律法的野蛮，创造出新律法的文明。
比如：商鞅制定“连坐法”，震慑了反对“变法”的腐朽势力，使“变法”获得成功，弱秦逐渐由弱变强；赵高伪造诏书，鸠杀了始皇长子扶苏，并借“连坐法”，用秦二世之手，将“六公子戮死于杜”；诬陷李斯，将李斯及家族诛灭。强秦逐渐变弱。尤其是，“连坐法”迫使“八百名”戍边的兵士为保项上人头，揭竿而起，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腐朽势力，却给了复辟势力以可乘之机，使项羽等人灭秦而搞分封制。所以，称“连坐法”是：既兴秦，又灭秦。把酷法的“新兴文明”和“腐朽的野蛮”反映得十分清楚。
所谓“文明的野蛮”，指的是：文字立法要比没有文字立法文明；文字立法制定有严酷的条文，就是在文字文明显示之中，呈现的是带有震慑性的野蛮；
所谓“野蛮的文明”，是指，在严酷文字条文的规定下，比较有效地震慑住了“恶行恶为”，使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民众生命财产得到保护。呈现的是：在“野蛮”之文字的震慑下，打造出了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文明”。
应当说，这就是中国古代“法文化”活动所显示的辩证法。
中国古代“法文化”的核心是：保护统治者的统治权力；重点是：惩治损害统治者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官吏与恶行恶为者，构建社会文明，而不是社会野蛮。
从姬周王国始创“灋保先王”开始，“以八法治官府”，构建的是社会文明；赢秦帝国传承和发展这种社会文明，明文规定：官吏“五日非上，身及于死”，用“犯令”、“废令”、“不胜任”、“不廉”、“失刑”、“不直”等，惩治官吏中的违法者。参阅《中国法制史》102-104页。
特别是，“上农除末”，始创“依法治农”。《秦律》规定：“盗徙封，赎耐。”（《中国法制史》96页）就是说，凡是私自移动田地界坢子（界石）者，处以耐刑。这，对于弱势农民群体的祖传田产利益有一定的保护。这种保护农民田地不被侵犯的直接证据就是：笔者所种的责任田坢子被地邻家移动了三次，笔者请分地的负责人纠正了三次。足以证明：《秦律》文字规定惩处“偷移或依仗强势移动田地界坢”者的律文十分切合实际。如果说这是“镇压”，那只能是对不法者的“镇压，”绝不是对农民的“镇压”。
《秦律》始创“关于刑事犯罪的责任年龄的界定”，被归纳为9条（《中国法制史》112-114页），如，“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其中的主要内容为当今立法所采用；再如，“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首领犯有应处罚耐刑以上的罪，准予赎免”（同上书110页）。可以想见，中国古代“法文化”自赢秦帝国开始，其律文宽待少数民族头人的文明很是非同一般。上述文字如有不妥，请专家学者赐教。
2018年10月10日17: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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