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兴义
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新纪元的开创者。他的开拓精神和创新魅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首屈一指,无人可比。所以，对秦始皇的种种非议，必须用史实给以纠正，才能还原伟人的本来面目。
一、以法治农，并不是所曲解的强本弱末
《秦律》规定：“上农除末”，是在传承姬周王国“大农、大工与大商”（姜子牙《文韬·六守》）的基础上，以法治农的创新。除末，指的是消除阻止发展农业生产的各种活动，并不是弱化农业以外的其它各业。
比如,《秦律》规定：“同居勿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戌不以律，貲二甲”（《中国法制史》101页）。就是说，一个农户不能抽调两个劳动力从事劳役或者兵役戌边，违反此规，对违者要处以制作二个甲胄的处罚。这是依法治农以“上农”，重视保障农业生产劳动力以“弱末”的具体表现。
对于工商业，是加强，还是削弱？
比如：《均工律》曰：“新工二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书而上内史。”（《中国法制史》102页）大意是，学工学徒规定二年学成，提前出师，给以奖赏。二年学习不能出师者，取消学籍、还要书面报告给负责工业生产的官吏。可见，秦始皇立法，对培养工业接班人跟550余年战乱时期无法可以相比较，其立法给以重视，前所未有。显示的是，中国依法治工，是从赢秦帝国开始的。对发展工业生产是加强，不是削弱。
对于商业，《秦律》规定：从商户，必须另立户籍；经商者，必须进行登记，领取经商证明，无证经商，受“貲一甲”即制作一个甲胄的处罚（参阅《中国法制史》102页）。体现的是，立法、司法，依法治商，是加强商业的有序运作，而不是弱商。
上述文字显示，立法、司法，依法治工与经商，始于赢秦帝国时代。这不是“弱末”，而是依法有序对工商业进行运作，是前所未有地构建社会文明，毫无弱化之痕迹。
《秦律》的《金布律》规定，布帛和钱币的规格和统一使用，使度量衡的制造与运行有了国家规范，有法可依。这，只能是构建国家文明，是加强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绝对不是削弱。说是削弱，只能是一种“曲解”。
二、赋役繁重，连年大举用兵。竟至力役三十倍于古，租赋二十倍于古
秦始皇一统华夏，国家基本安定，未曾对外用兵。为了抵御匈奴贵族贪婪势力的侵犯，他命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统领30万大军驻扎在榆林，镇守北部边境，并且兼修、修缮、与连贯原先六国所修的长城，加强对外部侵略势力的抵抗。
所以，“连年大举用兵”系子虚乌有。若是指责秦始皇兼并六国是徭役繁重的“大举用兵”，显示的只能是：对一统华夏的战争持否定态度，对中国历史性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着不切实际的认识与认知。这是不可取的。
《秦律》规定：一个农户不得同时抽调两个劳动力，军户自备甲胄、粮草和马匹，朝廷官吏赐地自养，皇家宗族用官地自养，产生了官僚地主。当时的所谓“赋税”只是征收作为饲草的“刍”和农作物杆子，时称“櫜（音：gao）”。（《中国法制史》98页）
由此可知，在赢秦帝国，并没有征收赋税的史实(有人用租赋显示赋税之存在)。朝廷所需用粮，官府用货币购买或者卖爵筹集。如：“秦皇四年，天下役，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中国法制史》95页3）据笔者所知，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初算缗钱”征收运载货物的车船税开始（参阅算缗《简明社会科学词典》1083页），此前未发现有征税的文字记载。所以，秦“租赋二十倍于古”是不存在的。
当然，秦始皇作古后，秦二世继位，赵高擅权、专权、弄权，修改《秦律》，指鹿为马，横征暴敛不能说就没有。这是腐朽势力上台，不能跟秦始皇新兴势力相提并论。对历史性问题、事物与人物，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所以，对《秦律》，必须区别秦始皇时期与秦二世《秦律》被修改的时期。这样一来，秦始皇的真正面目才能如实地给以还原。
三、焚书坑儒，毁灭中华文化
焚书坑儒，被作为秦始皇实施暴政的有力证据，传播了下来。人们从表象看，没有给以否定的理由。若是从当时社会活动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看，就会发现，在认识认知这一问题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当时，六国被灭，原国君与贵族阴谋复辟，企图复国之心无所不在，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原有各国的乡村与城镇，有许多儒生方士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对于国家被灭，愤愤不平，大为不满。于是，办私学借古非今，抹黑、诬蔑秦始皇，攻击创新的皇帝集权专制与华夏一统。
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颁布挟书律，下令禁书。
“禁书者”，是禁止书契“借古非今”的诽谤性言论，并不是现代人认识认知的书籍之“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竹简上书契：“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笔者注：书：书契是也。不是书籍的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转引自《中国法制史》94页。
“非秦记，皆烧之。”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有功，得封诸侯，时称邦国，直到秦孝公，秦地成为七雄之一，但未立国，一直尊崇姬周王国周天子为王，史官所记历史顺延的是姬周王国之记述(秦称:时历)。而孔子则以早被灭亡的鲁邦国编年史“春秋”为顺序，将周平王东迁的姬周王国称为“春秋”，显示的是：一统华夏的国体不复存在，尔虞讹诈、“子弑父，臣弑君”的纷争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社会。创新国制的秦始皇很自然要烧毁无视正统国制（国体与政体）的记史。他极力维护的是：华夏一统的秦记“时历”之思想体系，巩固的是：以赢秦帝国一统为核心的思想阵地。
“非博士官所职”，“博士官”，系当时带有官职职称的教书先生是也。在赢秦帝国就是以吏为师的普法先生。没有这种资质的文字文化人所藏的“以古非今”的书契竹简（当时没有书籍的书），都要自觉烧毁。用现代人话讲，就是书契文字说：550余年的战乱分裂好，国家统一，六国不在则“民不安”。
“借古非今”言论。其中的“书”，是“书契”，即在竹简上刻写文字，不是后来在纸上书写文字，成为文章装订成册，即现代意义上的书。
挟书律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可是，限期已过，犯禁者依然我行我素，跟律令相对抗。于是，秦始皇“使御史悉案问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中国法制史》105页）此处文字显示，御史细致调查并且逐一审问，发现超出“黥旦”刑罚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将其全部杀死，阬埋咸阳。就是说,这些人反对六国被灭、反对华夏一统,其违法抗法犯罪已经超出了“黥旦”刑的处罚。
上述文字告诉人们，受死刑处罚的是违法抗法比较严重者。这是执法与抗法的大较量。维护和巩固国家法律，就是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尊严。所以，“毁灭中华文化”，其所指无非是主张恢复原有的分裂的六国文化无疑，不可能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后的大一统文化。
汉武帝继秦始皇之后，又一次颁行“挟书律”（《中国法制史》133页），就是反分裂、统一中华文化的一个有力佐证。无人说这是“毁灭中华文化”。因为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所以，同为“挟书律”，评价很是不同。这犹如新中国建立后，不进行“三反和五反”镇压活动就不足以保卫新生政权一样，人民群众拍手叫好，被镇压的犯罪分子的家属与亲属们极力反对，暗地里大骂共产党执行的是暴政，从不认为被镇压者是违法抗法、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四）苛法严刑，残酷镇压农民
从出土的秦简和史传《秦律》文字记载看，《秦律》存在“两重性”。一重性是秦始皇在位时制定的新兴文明时期创新的构建社会文明的《秦律》；另一重性是擅权、专权、弄权的赵高更改了的腐朽野蛮的《秦律》。同为《秦律》，新兴文明与腐朽野蛮截然相反。
比如：新兴《秦律》创新制定的12条量刑原则，时至今日，仍有借鉴。如，律文规定：“凡属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区分故意和过失。”“教唆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累犯加重。”“自首减刑。”“诬告反坐。”等等。参阅《中国法制史》112-115页。
上述文字无需解释，其构建社会文明的立法、司法可见一斑。
然而，宦官赵高更定的《秦律》刑罚有12条（也存在有原有律文）。如：死刑中的“戮”。二世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告诉人们，秦二世听信赵高杜撰之罪，把秦始皇的六公子极其残酷地“刑戮”后杀死；二世将“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中国法制史》104页）赵高“指鹿为马”，杜撰罪名，教唆秦二世残杀亲人；诬蔑李斯谋反，用鞭子或竹杖殴打“千余次”，李斯痛不可忍，“自诬服”；将李斯子女和族人全部“刑戮”后，杀死，将“十公主矺死于杜”（裂其肢体而杀之）谓之“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肉刑”（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还有连坐法，等等。参阅《中国法制史》104-111页。
上述刑罚，均有文字记载。证明：《秦律》“严刑苛法”是客观存在。只是在新兴文明时期，“严苛”针对的是反对新兴进步的违法犯罪分子，确保国家进步与发展，是国泰民安。体现的是：法律野蛮的文明。
然而，在腐朽势力赵高弄权时期，“严刑苛法”变成了指鹿为马，“严苛”的只能是对进步势力的排挤与打压以及屠杀。体现的是：法律野蛮的野蛮。
关于“残酷镇压农民”，未见有文字记载的史例。证明：严法苛刑并没有作为似乎专一针对农民而定、而行。有关于“士五”即五个士兵入室“盗钱万”,被官府搜捕、治罪的一例记载。这里的“士五”在秦朝，属于军籍，其户籍为军户，打仗自带兵器、衣服和口粮；不打仗，就务农。入室盗窃，系违法犯罪嫌疑人，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农民，是盗窃分子。依法判刑，就是罪犯，不再是农民。所以，《秦律》是镇压农民的工具，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中国法制史》102页说：《秦律》注重吏治，“云梦秦简律文治吏的规定，占有大部分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四年，曾“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见《中国法制史》104页）告诉人们，《秦律》之规定，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国家一统、推动封建经济的进步与发展为主。在执法与司法方面，以惩治违法者为主，尤其是谋叛者和贪官污吏以及盗窃者。
（五）穷奢极欲，挥霍无度
未发现秦始皇“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方面的具体文字记载。所谓的修筑长城实为修缮长城、“连贯为一”，用来抵御匈奴贵族势力南侵，确保国泰民安。所谓建造阿房宫，那是秦始皇死后之事。秦始皇“五次出巡”，一是宣传依法治国（如泰山刻石，铭刻“明法”词句）；二是检查地方官吏执法情况，依法治理；三是探视有无六国贵族势力暗中活动、企图分裂国家统一的暗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国家统一。
三、秦始皇的粗暴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上述所谈，也许有读者会说：这是给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笔者认为：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有功就得歌，有德就得颂。有错误就得指出，有罪行就得揭露。这是由人的“两重性”决定的。若只反映人的“一重性”，就不是“两点论”，只能是“一点伦”，是形而上学。
秦始皇除了光彩照人、创新辉煌一面外，存在有残暴任性的一面。从文字记载看，大致有二。
一是焚书坑儒事件。尽管被处罚的儒生方士违法抗法，罪有应得，触犯了死刑，处死即可。进行“阬杀”，显示的就是：残忍；二是诛杀无辜。“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案发后，始皇派遣御史追查，由于没有查出犯人，竟下令‘尽取石旁居人诛之’。”（《中国法制史》94页）此处文字显示的诛杀无辜，无论怎么说，都是残暴的表现。
综上所述，千古一帝秦始皇创新封建国制（国体“封建皇帝集权专制”与政体“封建民主集中制”）、一统华夏、依法治国，在构建社会文明、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独树一帜，功不可没。其残暴的一面是客观存在，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妥否？请专家学者赐教。
2020年6月20日15: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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