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一句话：“世上没有什么轻易就能达成的理想。就算有，也是坚持的结果。”无论风雨都能坚守的志向才能称之为“志”。最后的胜利永远属于执着追求，永不放弃的人。
功成名就是众多人对人生的期盼。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想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必须要先有立志的心并且心志坚定不朝令夕改。
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他能够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凭借的是科举考试这张通行证，经过十载寒窗苦读终成名臣。可以说，他苦读之时，做官就是他的志向，不过这个志向只是为了达成终极目标而做的其中一个步骤而已。
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曾国藩名声大噪，十年七迁，在当时也实属罕见。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变化如此之快，连曾国藩也感到有些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地位的显赫并没有使曾国藩沾沾自喜，反而更激发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他知道自己的远大志向还远远没有达成。
曾国藩经常借诗文抒发自己的志趣，他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在未及第的时候，他就幻想变成伟人巨才，成为国家的栋梁。在诗中，他经常表露自己的这种情绪，他相信终究有一天，自己能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对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对自己的志向也坚定不移，这种自信和坚持是很多人所不能及的。
曾国藩一生推崇孔子，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他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方向，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有一颗宁静的心。鸿鹄之志不能因为不顺心的小事而轻易放弃，这是见识短浅的表现。
在曾国藩看来，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能做圣人，做豪杰。古语说：“吾欲仁，斯仁至矣。”即使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只要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学问，又何尝不能够成为孔孟那样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就是天天与尧、舜、禹这样的圣人在一起，自己也不会有什么长进。
曾国藩认为既然要立志就应该立大志，这样才能有所作为。他说：君子立志，要有包容世界一切人和一切物的情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老师的教诲，不愧为顶天立地的男儿。因此，君子应该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能做到“先天下人之忧而忧”，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列强入侵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就深深忧虑。所有这一切都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自己的饥饱、荣辱、贵贱等等私利从来就无暇顾及。
为了坚定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新名新气象，他希望自己的志向也有新的发展。
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强烈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同时这也是他在乱世之中的保身之道。他所取得的伟大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在于他对功名的淡泊，对成就的谦虚，对己身过错的严与狠。
曾国藩在得到翰林的地位后，又一次改名励志。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在他为自励所做的五句箴言中，第一句就是要立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己之身，担当中国的道统。他认为，在人生的进程中，遭遇任何危险困难，只要有矢志不渝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
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名字所含的深意，曾国藩抓住可以利用的时光，奋发苦读。许多人进入仕途以后，便把书本当作自家书房里的装饰品，落尽尘埃，要么整天酒肉穿肠，要么整日得过且过。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进入翰林院任侍郎后，还拼命读书，并自立课程十二条，全力攻读，实在是少见。他对自己的修身箴言，后人读来，获益良多，若能身体力行，必定获益无穷。
一个位居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古人中很少见到，就是今人也很难做到。这种立志有恒、勇于进取的精神，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所以，人无论地位高低，处境如何，遭遇几许，都要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会变得充实。既然立志就要去坚守，否则立如不立，有何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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