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烈（1012-1087年），字季慈，号季甫，原籍长乐，后迁居福州郎官巷。为人天性介特，笃行孝友，“学行端饬，动遵古礼”；待人以诚，“虽御童仆，如对大宾”。其熟知古代典礼制度，对礼仪细节料想之周至，每为乡人所诚服，故“里有冠昏丧祭，请（命）而后行”，皆乐于向他请教。
他与同郡陈襄、郑穆、周希孟为友，穷经苦节，相互砥砺切磋，并以古人相期，力学孔孟之道而不同流俗。他们“以古道鸣于海隅，人初惊笑，其后相率而从之”（宋李纲《梁谿集·古灵陈述古文集序》）。由于四人“在闽倡明道学于杨、罗、李、朱未起之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能以经术、德行警悟后学，“自是，都邑有所推择，莫不尊敬畏服”（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为后世“性理之学”起了开先作用，堪为理学之嚆（hāo）矢，时人号为“海滨四先生”。
陈烈早年筑室于翁山（今长乐）读书，因觉周遭景色如蓬莱仙境，令人心旷神怡，于是触景生情，题诗一首，有句曰：“第一江山亦壮哉，仙居何必向蓬莱。墩迎半占飞来凤，树绕瀛洲翠似苔”（《江山第一》）。以简洁的语言抒写桑梓情结，温雅含蓄地描绘出阳夏的秀丽风景。陈烈自小苦读诗书，但因未达到“月无忘其所能”，为此心中忐忑，常怀不安。一日读《孟子》书“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句，静思一番，恍然大悟，发现是由于自身用心不专所致，于是开始正心诚意，不闻外事，遂致学力大增。
宋庆历初年（1041年），陈烈以贡士身份赴试京师，应进士不中，后绝意仕途，安贫力学。皇祐五年（1053年），周希孟及乡老柯怀祚等举先生之文行，向福州知州禀告陈烈的学行事迹，于是州守曹颖叔即向朝廷推荐，诏陈烈为将士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本州教授。他极力推辞，未获上准。然而人虽在职，禄却不受，“家有余租，推以周贫窭者”（《福建通志》卷四十三）。
嘉祐三年（1058年），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欧阳修认为陈烈有社稷大才，洵非小吏所能颉颃，便上奏仁宗赵祯曰：“陈烈清节茂行，非唯一方学者之所需，致之朝廷，必有裨补。近闻命以官秩，使教于乡，未足以称励贤施德之举。”朝廷遂再任其为安州司户参军，次年复命为国子监直讲，陈又辞谢不至。
熙宁二年（1069年），侍御史陈襄向朝廷推举陈烈以自代，称他“忠孝仁勇根于成，能自任以天下之重”，欲让位于他，但朝廷不准。后来，他又多次上奏朝廷推荐陈烈，“其学圣人之言，必践其实；稽先王之法，必适于时。请以礼命赐对清问，使陈二帝三王之术，必有称尊重德之举”，认为陈烈平日所深研者，非记问之学，其对典籍中所载圣贤言语，能够躬身力行。以其学术非“辩章考镜”一类，而能“直接孔孟”，乃当今“圣之时者”，其胸中必深谙帝王治道，如若策闻，必能大益于国。陈襄还写了《怀友人陈烈》诗，赞誉他苦节力学、坚持正说，多才而学问造诣极高。
元丰年间（1078-1085年），福州太守刘瑾为庆贺元宵节，下令每户捐灯10盏。为此百姓要费二两银钱，如此数额，贫民不能承担，故怨声载道。陈烈见此，心中愤慨，决定为民请命，替民消忧。于是，他制作大灯一盏，落笔挥毫题诗其上，曰：“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遂将灯挂于鼓楼。太守闻之胆战，遂罢此举。
中唐时期，李椅、常衮在闽中兴学劝教，唐末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又在各地广设庠序，至北宋时期，福州文教大兴，读书风气日重，正所谓“乡人皆嗜学，太守复工文”，已然成为全国人文荟萃之地。但其时士人多偏重于诗赋以应举，视儒家性理之学为肤浅迂阔，“知天尽性”之说，更鲜为人知。庆历中，蔡襄知福州，“下车之始，以书问民俗利弊。先生条利害二十篇献之”（《三山志》卷八）。他闻陈烈义行高迈，名著乡里，于是备礼招延，亲诣其处，尊以师礼，礼请为诸生讲明经学，使知“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道德伦理。在其教诲下，乡人感化，“父兄训厥子弟者，必举其言行以规之”（《古灵四先生学案》）。
“陈烈气压龙虎伏”
儒家学说强调修身慎行，不像苏轼、柳永辈之风流潇洒，倜傥不羁，只要“大德不逾闲”，无妨“小德出入可也”。宋儒谨饬，“视听言动”一有不合“礼”处，则猛然自省。陈烈更奉之为“金科玉律”，坚守礼教规范。万历《福州府志》卷七十六引《道山清话》记述陈烈趣事一则：
“盱江李覯一日与处士陈烈同赴蔡君谟饮道山亭。时正春，营妓皆在后圃卖酒，君谟因命以佐饮，烈已不乐。酒行，众妓方歌，烈逾墙而逃。覯座上赋诗曰：'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看落晖。谁在画楼沽酒处，几处鸣橹乘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烈闻之，遂投牒云：'李覯本无士行，辄造宾宴，诋释氏妖狐，指孟轲为非圣。按吾圣经云，非圣人者无法，合依名教，肆诸市朝。’”
陈烈与李覯的性格趣向殊异，壶觞倾倒时，一人沉醉在画楼晚霞、歌舞宴乐之中，一人却目不忍睹，“逾墙遁逃”。陈烈的举动令在座李覯感到诧异，于是作诗调侃陈烈，将之喻为“山鸟”。陈烈事后得知李覯讥己，以其士行不端，有“非圣人”之嫌疑，讲出应“肆诸市朝”的激言。故事反映陈烈心中“唯是道德”，大方大正，信守义理，恭敬处事，容不得一丝风流浮艳的人格特征，无怪乎名儒陈普也赞誉说“陈烈气压龙虎伏”了。当时有人诋毁陈烈贪诈，矫揉造作。司马光得之，为其辩护曰：“臣等每患士无名检，故举烈以厉风俗。烈平生操守，出于诚实，虽有迂阔不合中道，犹为守节之士，当保而全之”（《宋史·列传》）。
万历《福州府志·山川》卷四十记载，宋熙宁中，陈烈与郡守丁竦、沈绅游鼓山，曾合作《鼓山铭》一首，极力描述鼓山优越的地理环境、清幽怡人的风景与登临游览的感受，文曰：“鼓屴崱，峰顶特。穷岛夷，俯封域。屏闽东，拱辰北。岁辛亥，帝司赤。竦绅烈，从峭陟。搴若华，揖瑶极。呵蜚霆，蹴鳌脊。披霄根，殚目力。高者仰，深必惕。谨其至，惟古则。”此诗格调高古，感染了许多人，其中包括真德秀。他登临鼓山时，有诗言及：“有怀子陈子，感慨为欷歔。子抱月明终，我方长途趋。”黄榦也有《登鼓山》诗，曰：“摩挲陈公碑，岁月为我纪。更持末后句，归以铭石几。”
陈烈不仕原因有三
元祐元年（1086年），陈襄任经筵讲官，复上奏陈烈行宜，说他：“心仁气刚，才智卓越，学圣人之言而践其实，稽先王之法而适于时，博通群经，尤明典礼。文章渊源浩博，肆笔而成，求之今日，鲜有伦俪。安贫力学，集四十年，著书数万言，未见其止”（《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于是，宋廷特授烈为宣德郎致仕。此时陈烈年事已高，而地方长官仍上奏说：“烈虽老犹健，请加任用。”次年，在福州任府学教授，但仍在职不受俸禄，凡乡里馈赠，丝毫不纳，家有余钱，时常救济贫困。元祐元年（1086年）病卒，享年76岁，著有《孝报经》三卷。
自古金榜题名，建功立业，是读书人的职志，陈烈何以屡诏不仕，累辞不就？其原因有三，试作分析如下：
《诗经》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陈烈十四岁时，父母相继离世，黄泉之痛，伤心欲绝。他哀戚终日，居丧期间，“水浆不入口者五日”。“自壮及老，奉事如生”，寤寐未尝终止，日夜梦寻双亲。他曾对陈襄言：“烈今日纵得尊荣，父母之不见，何足为乐！”《孝经》有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中华文化的孝道观念在于“小孝能养，大孝尊亲”，因“子欲养而亲不待”，乃其无意仕途之根本原因。
《论语》云“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儒家认为身行“孝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以实践影响社会风化，如此作用于政道，与居位为政无异。陈烈饱读儒家经典，遂能洞明政教与孝悌关系之真义，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影响政治。
孟子有“天爵”与“人爵”之说，认为“天爵”，崇尚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贵“天爵”者，内心自足于理义；而“人爵”属于政治地位。如果追求“天爵”，便应落实在德行上，唯重“道德”心灵，属于“不待他而然”，是“贵于己者”。陈烈力学孔孟之道，主张“醉我以酒”不如“饱我以德”，自然不念“人爵”封赏、“朱紫之贵”。当时有人极力向宋仁宗推荐，并劝说他入仕，他的回答是：“伊尹守道，成汤三聘以币。吕望持诚，文王载之与归。今天子仁圣好贤，有汤文之心，岂无有先觉如伊、吕者”（《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他效仿先贤，但认为己身未及，尚需时日，故借漆雕开“吾学未成也”之说，婉言谢绝美意。所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陈烈志在圣贤，崇尚义理犹“刍豢悦口”，终身追求内心之“明德”。
作者：陈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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