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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革命的福州往事


郭大路

一本百余岁的老教科书最近突然现身民间。它的名字叫《高等小学修身课本》。它的重现,是福州市民陈熙“辛亥百年纪念行动”的征集结果。

陈熙是谁?为什么要指名征集这本书?这本不起眼的老教科书,它和辛亥百年有什么关系?记者和你一样好奇。所以,花费了两周时间,打探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可以先“剧透”一下:这本书的背后,有一群了不起的辛亥革命者,一个百多年前叫“福州蒙学堂”的新式学校,还有一段所有福建人都愿意听到的,给所有福建人长脸的光辉灿烂的现代教科书开山历史。

 

  一本教科书

陈熙快50岁了。上有103岁的外婆,下有9岁的孪生儿,一家四代现在都住在开元寺附近的小区里。他递上的名片,正面是律师,后面的头衔一个就和辛亥革命有关,是他最新筹备的研究会,叫做“中国桐坡·鲁贻研究会”。桐坡和鲁贻,指的是辛亥革命者黄翼云和黄展云,他们是堂兄弟,都参加过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福州起义。黄翼云民国时期曾经担任过福建省师范学校监学、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福建省图书馆馆长;黄展云就更有名了,仓山人谁都知道的“鲁贻图书馆”和麦顶小学、长乐人谁都知道的“营前模范村”,都是黄展云办的,他还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说他“为吾患难交,素所钦倚”。陈熙103岁的外婆黄以雍,是黄展云的第三个女儿,因为过继给黄翼云,所以“二黄”都可以算是陈熙的外曾祖父。

这本《高等小学修身课本》的编者之一,就是黄展云。陈熙告诉记者,“今年是辛亥百年,征集老教科书,出于对外曾祖父的纪念。”

老教科书是陈熙上月底征集行动唯一的收获,事实上,是从宫巷沈家大院中辗转找来的。上周,记者走进宫巷沈葆桢故居,看到了这本《高等小学修身课本》(再版)。

捐书者是如今的沈家大院主人叶碧岚女士。叶女士告诉记者,这本旧书属于公公沈觐康所有。沈觐康是沈葆桢曾孙,年轻时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国民党军统局沈醉手下办事,当过军统局厦门站站长兼厦门市警察局局长。沈觐康1945年回到福州,曾经在宫巷开办“童宫小学”,学校就设在现在沈家大院隔壁的“花巷幼儿园”内。“以前家里这样的课本太多了,堆得到处都是。”叶女士说,她24岁嫁入沈家,几十年变迁,沈家大院里的老教科书就剩这么一本。

 

百年前的“思想品德课”说什么

眼前的老教科书已经泛黄,竖排,小32开,定价8分钱。这套教科书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全国发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六月初版,宣统元年(1909年)乙酉五月再版。算起来,它已经102岁了。这一册教科书的使用者应是14岁左右的少年学生。

翻开书目,记者看到,这本书共分对群、对国、总括三部分,一共18课。“对群”又分社会、乡里、对群之义务、和平、守信、债务一、债务二、工业道德、商业道德、受雇之职务、他人之身体名誉财产、社会之秩序等13课。“对国”分国家、政体、宪法、纳税当兵,共4课。修身课本,相当于今天中学的《思想品德》课本。

当时的教科书已要求14岁的少年必须了解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义务,总括的最后一课叫《善良的中国人》,写道:“……中国之古人,孔子为最著矣,而孔子以外,若子路诸人,皆可为模范也。外国之古人,拿破仑华盛顿为最著,而佛兰克林诸人,亦可为模范……能以一人一事为模范,已足为善良之中国人矣。”个人修养、群体义务、道德职责、社会政治,加上古今贤达和中外英雄,看来,百年前编者的眼光还是相当开放的。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已把百年后的小学模式折腾出来了

这套修身课本的另一个编者是著名闽籍报人林白水。黄展云和林白水在福州第一山房(现在的邓拓故居)合编这套教材,时间是1905年,那时,他们一起创办的蒙学堂已经改名为“闽侯两等小学堂”,成了当年福州城里最好的小学校。 

蒙学堂的发起人还有黄翼云,以及郑权、方声涛、陈与年、林志烜、何琇先等人,都是一百多年前活跃在福州的反清革命志士。这些人当中,最有办学经验的可能是林白水。黄翼云在《闽县林白水先生传略》说:“……其时林迪臣杭府,方改求是书院为小学,以公及林畏庐先生并征为教授。年假回闽,同其舅兄黄翼云、黄展云创设福州蒙学堂。”

这两句话说的林迪臣就是福州人林启,他当杭州知府期间,1897年创办了求是中西书院,1901年求是书院改为求是大学堂,他把正在杭州办《杭州白话报》的两位老乡,林纾和林白水都请去当老师。当年的求是书院,发展到今天就是浙江大学。

这个背景是北京科学院学者毕苑老师告诉记者的:1901年前后,江浙一带新式教育发展很快,所以相应的,中国本土教科书的发源地也是上海、江浙。所以,林白水老师当时在杭州,应该学习了不少先进的办学经验,看到了不少新教材。

话说林白水老师放寒假回福州,看到福州还没有新式小学堂,就和两个表弟商量着在家乡办一个。几个年轻人说干就干,借了文儒坊卢家祠,就把学校给办起来了,名字就叫蒙学堂,那时应该是1902年。

刚办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当过福州蒙学堂的英文兼体育教师李心庄(又名李郁,他是前辛亥革命纪念馆馆长李厚威的伯父)说,“……招收戚友子弟肄业其中,不收学费,而来学者初时仅四十人。”他又说,“……时学制未颁,暂定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修身、体育等课。”课程全有啊,多了不起,一百多年前,这几个年轻人,最大的林白水才28岁,已把现在的小学模式给“折腾”出来了。

 

蒙学堂里的革命军中马前卒

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卢美松评价蒙学堂是“近代福州开办最早、影响最大的新学堂”。卢馆长告诉记者,当时文儒坊卢家祠内共有30多间房屋,一进厅堂作为课堂,二进大厅作为师生用膳之所。祠内厢房、披榭辟作师生宿舍,师生皆集体食宿,“一部分走读,住校的最多不过三四十人。他们还有校服,有个记载,大概穿的是‘褐衣短裤’”,卢馆长推测:“平时上课大概还是用福州话,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在福州读书,老师都用福州话。”卢美松的说法,在黄展云女儿黄以雍老人那里也得到了证实,老太太告诉记者说:“我小时候,就没见过福州人会讲普通话的。”后来上仓山的教会学校,学校里工人说福州话,外国老师说洋文,大家都不说官话。

卢馆长爱说蒙学堂“福州最早的反清民主革命志士就从这里培养出来”。这话是有依据的,黄展云、黄翼云是借着办学闹革命,学校每晚自修,老师就和学生谈论时事政治,宣传维新思想与革命道理,组织高年级班学生成立“励志社”、“十汉团”,入社团的同学可以偷偷看两位黄校长的《新民丛报》、《苏报》、《民权报》和《法兰西革命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波兰亡国史》,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致康南海书》这样的“大逆不道”的书籍的。1911年广州起义,蒙学堂好些学生都去参加了,其中的陈与燊、陈更新、陈可钧成了黄花岗烈士,只有严骥生还,后来继续参加革命。

蒙学堂这群年轻人很会来事,一边革命,一边和官老爷拉交情,拉上了侯官县令,后来索性将蒙学堂改造成了官办学堂,先后改名叫“侯官两等小学堂”、“闽侯两等小学堂”,学校也迁到越山书院,卢馆长说,越山书院大概在今天的省政府里头,靠近华林寺。学校每周三、周五在越王山空地的城墙上,组织学生练习骑术;每周四还带到北校场练习打靶。

辛亥革命后,越山书院被拿来办了省图,很奇怪,这次采访,记者发现,连省图都找不到越山书院的老照片了。省图老馆长郑一仙告诉记者,他还真的从来没见过越山书院的老照片。今年也是省图百年纪念,这里帮问一声,您的手里,还有这张老照片吗?如果有,请拨打968111告诉我们。

 

教科书

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有3个条件:一是有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二是有与之配套的教参;三是依据教学计划规定,按学科分门别类地编写出版。所以,我国古代教育使用的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都不能算作教科书。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出现在清代末期,以商务印书馆1903年开始编撰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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