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兵：有中国学者提出要“用宏大论述来创造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您作为俄罗斯学者如何看这个说法？俄罗斯为何没有人提出这种种说法？
莫洛夫：我比较了解您说的这位学者，从他的论述中我看到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点，所谓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是否真实存在？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存在，那么如何对它准确定义呢？如果俄罗斯、日本、越南等国都要“创造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么所谓人类知识体系不就失去了真实意义了吗？按照康德的观点，人类知识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类是形而上学，这种知识来自于人类对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合乎人性良心的”和“什么是绝对真实的”判断，这是一种价值观判断，它来源于这个人群（民族）的宗教信仰，以教义为标准达成不言而喻的价值认定。另一类是形而下学，比如，医学、物理学、数学等等，这些知识是通过实验论证的知识，美国人的1+1=2不会变成俄罗斯的1+1=3，这种知识是科学，是公理，不因民族不同而改变。因此，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只可能存在于形而上学的部分。
第二点，为何中国人不断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神学”概念，儒家作为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直没有被当成一门宗教信仰教义看待，因此，中国一直存在着“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之间的混淆情况。西方的形而上学来自“神学”思想，神学是西方宗教信仰的知识解读，根本不需要经过科学论证，科学只能证明科学本身的正确与否。更重要的是，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来自宗教信仰，宪法是上帝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力公约，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东西都是绝对性的“真理”，不言而喻，这些都不是可以用“科学”论证的。中国作为无神论社会没有这种宗教伦理标准，因此不得不用“科学”充当这种角色，什么前面都加个“科学的”，其实讲的都是“合法性”问题，好像是科学的就有了合法性。我认为这位中国学者对此有深刻的焦虑，寄望于“创造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来改变这种逻辑混淆问题，这无疑是企图“用科学去建立一种宗教信仰”，最终也是枉然的。
对形而上学缺位的焦虑背后的原因是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中国一直试图用各类“科学数据”来维护权力的合法性，比如，GDP必须不断增长，否则就会否认政府的合法性存在。又比如，贪官多就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警察打人就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诸如此类，这都来自这种对于合法性的错误解读。美国警察打死人最多，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这个政府的合法性，俄罗斯经济下滑这么多，但一点也不影响它的合法性存在，这是因为宪法赋予的合法性不需要被数据论证。美国警察打死人自然有陪审团去审判，政府只是提供实现这种权力服务作用，俄罗斯经济下滑是西方经济制裁和油价下滑导致的，但这不影响俄罗斯人要求捍卫乌克兰地区俄罗斯同胞利益的意志，经济和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
俄罗斯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民选体制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东正教信仰中重新找到了合法性。虽然大家都认为俄罗斯人太过于推崇强人，民族主义太强烈，这些恰恰反映出东正教文化传统中的元素，这是东正教的特色，不是俄罗斯人本身的特色。当年列宁主义要铲除东正教，结果今天东正教堂如雨后春笋遍地都是，俄罗斯民族在潜意识中已经永远无法和这种信仰分离。你硬是把一种意识形态当成宗教，把主义当成神学，必然把自己局限于一党制度之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党派无法参政。宗教所提供的合法性为不同党派参政提供了依据，以美国为例，当初建国时期美国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地区，根本无法用经济优越性来证明它的合法存在，还是得依赖清教徒们的“上帝恩典”伦理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美国早期的教会体制培养了市民自治精神，培养了遵守公约精神，形成了一个有爱心有理性的社会精神，其合法性也就从中树立起来了。日本人这方面很聪明，他们没有去另搞一套“日本知识体系”，干脆抄袭了西方体制，也自然继承了西方文明的合法性概念。中国人想另外建立一种合法性，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另种新的“宗教信仰”（包括科学信仰教），我认为这是枉然的，而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把儒家改变成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科学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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