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简介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武经七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相传是司马穰苴所著。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原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其为司马穰苴，是战国初期的著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此书受到历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汉朝以后，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北宋时期，《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宋刻《武经七书》本为现存最早刊本。由于《司马法》距今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历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当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
兵书《司马法》现存《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5篇，另有逸文60余条，1600多字，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为研究战国初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司马法》的主要思想
《司马法》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战争观、治军原则和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带有比较明显的儒家色彩。
（一）“以战止战”的战争观
《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仁本》中指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即要求统治者坚持以仁爱为基本的政治原则，以正义的手段来管理社会。即使是在正义的手段无效的情况下，也必须是为了“仁爱”才可以发动战争。所以，为了使本国人民得到安定，可以发动战争；为了保护他国的人民，可以进攻他国；运用战争的手段来制止战争，也是可行的。而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凭借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这种以战争的目的来区分战争性质的观点，虽然只是初步的比较肤浅的论述，但反映出《司马法》在战争目的和性质问题上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高度，这比近代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同样的论述“战争无非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要早出二千多年，的确难能可贵。
《司马法》将从事战争的基本条件概括归纳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天子之义》），即以礼义廉耻为规范，军队就能够固如磐石；以仁慈博爱为宗旨，军队就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癨，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司马法》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备战、慎战，因而提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司马法》的这种国防和国防建设思想影响至今。
（二）“以仁为本”的治军思想
《司马法》治军思想侧重于军事教育，不在于阐述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的具体内容。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提倡以仁、义、礼、智、勇、信来教育和训练军队。在教育的内容上要简明扼要，注重制定军法、军礼，强调要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司马法》在治军原则上强调治军要综合运用各种办法：“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严位》）即要用仁义的道理去教育，用智谋和勇敢去战斗，用威信使士兵服从，用物质奖励和建功立业鼓舞他们去取得胜利。《司马法》强调治军要“治气”、治心，士气旺盛方有战斗力，才能打败敌人。激发士气必须使将士安心，以“仁”来得“民心”，将帅平时就要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士卒。
《司马法》告诫治军不能用治国的办法，“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特别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即不能把治理军队的一套办法，搬来治理国家和朝廷；同样也不能把治理国家和朝廷的一套办法，搬来治理军队。如果把治理军队的一套办法，用来治理国家和朝廷，那么民众礼让的风气就会废弛；如果把治理国家和朝廷的一套办法，用来治理军队，那么军人的尚武精神就会削弱。
《司马法》高度重视对将帅的培养，认为将帅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军队中的核心，但是这种核心地位需通过与广大士卒间的沟通和配合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定爵》）真正优秀的将帅应具备仁、义、礼、智、勇、信的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将帅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三）“灵活独特”的作战指导思想
《司马法》论述的重点不是作战的指导思想，但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
《司马法》提出了“相为轻重”原则，这是《司马法》论述作战指挥问题的基本线索，贯穿于各个层次的作战指挥中。“轻重”是指兵力的大小与强弱，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不同兵力的较量和对抗。掌握战争规律的关键在于处理好轻重这两个因素的关系，即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地改变战略战术和正确地部署、使用兵力，赢得优势，把握主动，夺取胜利。“甲以重固，兵以轻胜。”凡打仗的人，披甲越重就越坚固；但就士兵个人来说，愈是轻捷便当才能发挥威力、击敌取胜。
《司马法》提出了集中兵力原则。在《严位篇》里提出，一般作战的规律，用自己的小部队去对付敌人的小部队会有危险，用自己的大部队去对付敌人的大部队就难以取得成功，用自己的小部队去对付敌人的大部队就会导致悲惨的失败，只有用自己的大部队去对付敌人的小部队方可占据主动，才能够决战取胜。并强调，即便是兵力雄厚，优势明显，当实施进攻时也不要一次性投入全部的兵力，如果力量用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而应当留有适当的机动性兵力以便应付各种突然的变故。这实际上就是主张集中优势兵力，以强击弱，以多击寡，掌握主动，稳操胜券。这一观点，揭示了作战指导中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中国古代兵家的一般共识，并已为战争实践一再证实。
《司马法》提出了“视敌而举”的原则。强调“称众，因地，因敌令陈”，要捕捉战机，随机变化，根据敌情而布阵；“因欲而事，蹈敌制地”，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尤其是敌情的变化而采取行动对策、制定不同的战法，努力使战术运用灵活巧妙，变化无穷，从而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战场的激烈角逐，万般变化，不可守株待兔，只有随着敌情的变化而灵活指导，才能应对变化莫测的战场。“视敌而举”要领是根据敌人的行为和心理确定打击办法，同时，还要根据地理位置、敌我众寡来排兵布阵。《司马法》认为，打仗最难的是充分发挥士兵的能力，强调人是战争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这条古训对每一个战争指导者无疑都有启示。
《司马法》的影响与运用
（一）《司马法》的影响
《司马法》自诞生以来，一直被奉为军事经典，在古今中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中国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法》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重要思想来源。《司马法》一书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堪称中国兵学文化的总源头。在孙武、孙膑的军事著作中，可以看到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烙印。孙武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和孙膑关于将帅应具有义、仁、德、信、智等选将标准的论述与《司马法》的思想渊源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
《司马法》在古今中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秦汉以降，《司马法》始终受到普遍关注，其基本军事原则和重要语句被广泛征引。司马迁感叹说：“宏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唐代名将李靖称：“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宋代，《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官方选定的将校必读之书。《司马法》在国外也有一定的流传和影响，日刊本《司马法》以及各种注本就不下30多种。1772年，法国传教士约瑟夫·艾米奥从众多中国兵法名著中选择经典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题名《中国军事艺术》，其中就包括《司马法五篇》，这是有文字可考的《司马法》传入欧洲的开始。
《司马法》的军事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司马法》的“忘战必危”的国防理念、国法与军法的关系、教育与强制在治军中的作用等观点和做法，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司马法》的运用
忘战必危的战例：秦灭齐之战
秦灭齐之战是秦军直逼齐都临淄迫使齐国投降的作战。公元前221年，秦军在将军王贲的指挥下，避开齐国西部防线，从北面薄弱之处，由燕国南部进军，直插齐都临淄，将齐王田建俘虏，灭亡了齐国。齐国灭亡的主观原因在于齐王田建长期不修武备。田建在位四十多年，年少时，国事决于齐襄王后，对中原军情置若罔闻。即位后仍然苟且偷安，浑浑噩噩虚度时光。国内虽有人建议他整治武备，弘扬国威，以保社稷。田建对此置之不理，一旦秦军兵临城下，只得束手就擒。
逐奔不远的战例：东魏侯景围攻彭城之战
北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高欢长子高澄继位，部将不服，占据颍川后反叛，投降梁朝而围彭城。高澄派部将慕容绍宗讨伐。慕容绍宗对部将说，梁人剽悍，我拟在作战中佯败，诱梁人前来追击，你们则从背后实施攻击。侯景在战前也曾告诫梁人，如果敌人战败，你们追击时不得超过二里路远。作战中，慕容绍宗佯败，粱人不听侯景之言，乘机深入。魏人反戈相击，大败梁人。此战，慕容绍宗佯败而退，梁人不以侯景“逐奔不远”为戒，驱军追赶，招致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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