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膊也。”孟子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圣贤之士，也就是我们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中的“英雄”，大江东去浪淘尽中的“风流人物”，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时代成就了他们，他们也推动了时代，所谓“可遇而不可求”。
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王阳明、曾国藩……他们像一刹那的烟火一样闪现，像流星一样从历史星空擦过，幸好有些旷世奇才能够生在一个时代碰撞出火花，像轴心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摩尼、老子孔子，就在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隔空带去几千年的思想影响。
孔子与老子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中国土生土长的两大教，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俩是祖师爷，所幸孔子向老子问过道，问过礼，而且有四次之多。
见面的第二次，也就是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在周都洛邑，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面对灰头土脸，手提一只大雁的孔子，张开嘴，吐了吐舌头，暗示上善若水，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孔子茫茫然走了，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老子看不上孔子，觉得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太政治，太急功近利，说白点就是痛批了一顿。
孔子回去之后告诉学生说：“鸟，吾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吾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孔子与老子，一个如象棋，一个如围棋，一个是众生，一个是天地，一个是入世，一个是出世，一个是朝堂，一个是山野。
李白与杜甫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一个天才，一个地才，一个浪漫，一个现实，虽然后世对他们二人的诗坛地位高低评价不一，但是他们绝没有掉进第三名，在唐朝，在那个时代，李白可是杜甫心中真正的偶像，一个名满天下，冠盖京华；一个还在致力仕途，四处突围。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得到“御手调羹、龙巾拭吐、贵妃研磨、力士脱靴”的人生顶级待遇之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李白快马出长安。正在此时，杜甫踌躇满志正在赶往长安。李白、杜甫一进一出长安，在洛阳相逢，同时遇见漫游到此的高适。三人狩猎、漫游、赋诗在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之地。
闻一多先生评论说：“这相逢，在中国历史上堪可比肩于老子与孔子的相逢。”那些日子，无疑是杜甫一生当中十分难忘的日子，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诗中，杜甫写到：“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后来李白在《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中写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两个伟大的灵魂，那是太阳和月亮的相遇，那是诗的相遇。
苏轼与欧阳修
如果说李白和杜甫开拓了唐诗的空间，那么苏轼和欧阳修的相遇无疑是拓宽了宋词的领域。
苏轼是天才少年，在他父亲因《六国论》名满开封的时候，三苏的名字已经传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耳朵里。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在科举考试中做主考官，他阅卷时看到一份写的特别好的策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以为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定了个第二名，没想到揭榜之后，发现是苏轼写的。
文章里面有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写出了皋陶执法之严，尧帝治人之宽，一个很好的例证，欧阳修怎么也想不起出处，不得已只好问苏轼，结果苏轼说自己瞎编的。
欧阳修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在给梅尧臣的信里面，他又补充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之地也！
从此，宋代文坛的旗手慢慢由欧阳修变成了苏轼。
三次相遇，第一次是思想的碰撞，第二次是唐诗的碰撞，第三次是宋词的碰撞，那么耀眼，那么天崩地裂，以至于这光辉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还要再持续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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