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石碑的青春和活力
文／储宝郎
中国游客对卢浮宫的热情，这些年似乎备受媒体关注。2013年10月，让-吕克·马丁内兹馆长带着卢浮宫博物馆近三百件文物来北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了一百多天后，中国人出国游的重心便妥妥地落在了巴黎。我推测，那幅“蒙娜丽莎的微笑”断然不能出宫的铁律，所带来的蛊惑，是导致游客们下决心在有生之年要亲临卢浮宫一睹真容的心理诱因。
我也梦想着能去一睹“蒙娜丽莎的微笑”的真容，然而又犹豫。记得蒋勋1972年在巴黎做导游时，就说“人山人海的观众密密麻麻簇拥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面前”（《蒋勋的卢浮宫》）。后来又见钱婉约在2009年参加旅游团入宫，场景一如三十多年前，“越过密密麻麻、层层簇拥的参观者的背脊和后脑勺，踮起脚一瞥之下，感觉《蒙娜丽莎》真迹比我想象的尺度要小，再加上玻璃框的笼罩，实在还没有各种复制的印刷品、电子版的来得清晰”，所以她也就“膜拜地远望一下”，“没能再挤上去近距离细细观摩”（《书声迢递》）。可见卢浮宫内几十年如一日，要想挤到“蒙娜丽莎”面前，绝非谦谦君子容易做到，即使费尽心机站到了离“蒙娜丽莎”最近的位置，你和达·芬奇的笔法和用色之间，还是被一层厚厚的玻璃阻隔着。我是最怕喧闹的，因此至今也没有把去巴黎的事提上日程。
其实北京的故宫，又何尝不是如此。来北京已十年，进故宫仅两次，每次都是摩肩接踵，鱼贯穿行。你要想在任何一个地方稍停留片刻，就立即会对旁人造成行走的障碍，或视觉的阻挡。所以生性疏懒的我，除非必须陪着谁去，单独前往的想法从不曾有。不过紫禁城的吸力终究还是大，谁叫当年老佛爷和皇太后就住在这里的呢。故宫虽名为博物院，但在大多数游客的心里，已成了一个此生非到此一游不可的圣地。我已两度进宫，具备了招人嫉妒的资本。
那么故宫斜对面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却是纯正的博物馆，完全公益性，不收门票，曾几何时竟然也变得人山人海！我有一次过了开馆时刻才到，馆外安检的队伍已排得跟马路北边进天安门的差不多长了。想去给那尊“后母戊方鼎”拍个照，要避开人脸和背影的干扰，恐怕只有在黎明开馆前早早地排在第一个，一开大门直冲进去，赶在人群尚未抵达之前的那个片刻方有可能。国博，难道是因为占了天安门广场的地利，又跟人民大会堂面对着面，紧挨着毛主席纪念堂的庇佑，才吸引来了这么多顺道的走马观花者吗？
后来又去首博，又去各大省博，甚至市县地方博物馆，人流量虽疏密不等，但均不能用稀少来形容。难怪有一次我带了一支大学生小分队去秦陵博物院考察，兵分两路，一路考察文物与史料，一路考察观众与导游，后者的实践报告竟出乎意料地写得有声有色。那时就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脑边了，博物馆对于当下的中国人，究竟具有怎样的吸引力？本来以为是对欧美的崇洋，对皇宫的猎奇，或是受了“不到长城非好汉”之类的激将，现在看来统统不构成充分理由。
博物馆里展出的，大家习称为“文物”。什么叫文物？虽然每一个进博物馆的，都知道自己是来看文物的，但你决不可太较真，若盯着追问他什么是文物，就一定会在含糊其辞之后，说你是一个书呆子。我是当惯了书呆子的，为此又泡图书馆又查大数据，从一大早整到深夜，翻看了不知多少部大书小书论文，得到的结论却是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连文博界的“国宝”级人物谢辰生都说“迄今尚未形成一个对文物共同确认的统一定义”（《谢辰生文博文集》）。不过我连日看下来，倒是总结出了问题的症结：文物在概念上不好确定，主要是距今多久、价值多大这两项参数没法遽然切割。
试看《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物”的定义：“历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这个定义恰恰犯了“距今多久”、“价值多大”两项参数均模糊不清的毛病。“历代”的下限在哪里？如何判断“有价值”、“无价值”？这个定义举了建筑、碑刻、工具一堆例子，仍然不足以说明何为“有价值”，没有列举到的也并不就一定“无价值”。比如考古发掘到的一个废料灰坑，里面的“废料”恰恰对研究某一工艺流程有大价值。
谢辰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索性一反常规，竟不给“文物”下定义，仅是揭橥出“文物”的两项基本特征。谢老爷子说：“第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二，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相较于《现汉》，建筑、碑刻……列举了一串，无非是要说明“由人类创造的”，与人有关就“有价值”，无关便“无价值”，故山川河流自然风物不构成文物。功力与识见更体现在“不可能再重新创造”这一文物的标志性特征，晓畅明炼，玲珑剔透，简直发前人所未发，非文博学界的“国宝”不足以道。《现汉》及其他各种定义均为之黯然失色，正是忽略了“不能再造”。只有沉睡入“历史的过去”，不能再造、不再使用、不再复活，满足三个“不再”，才构成为文物，才能进入博物馆。拥有三个“不再”，是博物馆中的文物与博物馆外的器物在DNA上的本质差异。
拥有三个“不再”，更是进博物馆的芸芸众生们在参观时心理上的基本预期和假设。所以留在我们日常语言中，就把与现实隔离，被驱逐出现实人生之物，称为“博物馆化”。当年美国人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那句豪言犹在耳边——要把孔子锁进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什么叫做把孔子锁进博物馆？用列文森自己的话说，“把他作为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其目的正在于把他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将他保存在博物馆，使其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那个被誉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应该说透彻地检测到了博物馆中“文物”的DNA。一旦博物馆化，就意味着生命力的彻底消亡，植入了三个“不再”，决不会给现实人生带来诗和远方，当然也决不会“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周予同语）。如今高唱复兴儒学的志士仁人，如果不再满足于像检查粪便、化验尿素般对孔子做些科学研究，横在他们面前的第一座大山就是要摘掉这位哈佛大学博士带来的金箍，冲进博物馆，砸碎玻璃橱窗，把孔子迎出博物馆的大门，让他复苏，令他还魂。
如此说来，儒学复兴者与考古工作者旨趣迥异，研究大方向背道而驰。前者将玉帛钟鼓制作以实践，后者将俎豆琴瑟复原入博物馆。在考古学的旗帜下，可名正言顺地掘人之墓，连尸骨、陪葬品一并请出，这在梁思永、李济之前，在考古学大兴之前的礼教时代，是见不得天日的，将一概被判作盗墓毁人祖宗，而绳之以极刑。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儒家学者真要想制礼作乐，服章华夏，站到清儒肩上引领时代，其舍考古学之成果而又谁与？“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的倡导下已成为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风向标。孔子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先生身先士卒，为绵延一代经学，主持大型科研项目——《仪礼》复原研究丛刊，成员由台湾大学中文、考古两系研究生组成，台湾中华书局出版共计17部科研成果，正是“二重证据法”在20世纪60年代结出的硕果。清末鸿儒曹元弼的弟子沈文倬先生，20世纪顶尖礼学家，晚年透露其心声：“治经、治礼要与研究出土器物、鼎彝铭文结合起来；为此，我素来关心考古新发现。”（沈葹摘录其父案头散页，《中国经学》第7辑）可见沈之眼界已超迈乃师。文物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已令儒学家、礼学家们为之衷心折服。
有朋自远方来询我，博物馆多墓中之物，总不免有些阴气，我嘲笑他太过迷信。他听了我“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之类的教导，于是进了博物馆，便刨根问底，恨不得掘地三尺。那玻璃橱窗里外的标牌，已大大不能满足于他，有时候甚至看了标牌连器名都读不出来，簋、甗、簠、敦、斝、觯、錞于之类，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干什么用的？彼此之间什么区别？相当于今天的什么？找来了一个导游，不想花边事件听到了不少，想知道的却没能解渴。那些考古的道道，历史的门道，哪是一个专科毕业的职业导游能够满足于他的。恨不得请来博物馆的馆长！我心里说，任便是馆长，也有专长，也不是四脚书橱，擅长青铜器的，简帛、书画可能就说不得那么精妙，擅长唐三彩的，篆隶、墓葬可能就只能点到为止。你呀，只有罗雪堂、吴愙斋这样的再世，才能满足你的不耻下问了。结果他在出馆的那一刻，冷不丁倒打了我一耙，说是他听过“丧致乎哀而止”之类的话，不知是不是孔子的意思。
《金石藏礼：汉碑的二十种风骨》
作 者:范云飞,李波
出 版 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博物馆对于芸芸众生的吸引力，其实就在那遥远的历史长河中的星星点点，带了的无穷无尽的疑团。疑团滋生了好奇，对另一个时空，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不发生任何关系的全新的时空的无限求知欲。人是渴望时空转移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一成不变，此之谓喜新厌旧。于是，旅游业发达起来。当游山玩水不能满足，就渴望时空的折叠，穿越时光隧道，挪移进另一个历史的空间。博物馆之热，一定是跟随着在乎山水之间的醉翁之意而起，而更具有持久的魅力。有鉴于此，博物馆的藏品得变换，得更新，得弄潮。
博物馆自有三六九等，热中也会有偏冷。博物馆的身家性命当然靠藏品，但博物馆吸引人的秘密则取决于能否捕捉观众的心理。博物馆的藏品中，当数金银器的受众最广，记得2016年上半年海昏侯墓考古成果亮相首都博物馆，持续三个月，几乎天天爆满，因为考古快讯已让墓中出土黄金200余斤的消息家喻户晓。金银珠宝外，青铜器、武器、雕塑、陶瓷、书画渐次趋冷，石碑则毫无争议地居于博物馆藏品中的冷门，谁叫它的材质不过是块石头！所以综合性的博物馆一般都只敢把石碑作为点缀。拿石碑来撑门面的，首当其冲要数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要说该馆地处云龙湖畔，地理条件优越，藏品丰赡，历史与艺术双峰并峙，可惜馆中人丁不旺，比较清静，倒是合了我的口味，可以驻足把玩。
我细细观察了下，汉画像石博物馆并非无人入馆，关键在于面对一块块石头，激发不起兴趣，所以走速甚快，匆匆就已看毕，不像在金银珠宝前的谈笑风生，在工具器皿前也可端详联想一番。石碑越是时代早、价值高，文字越是漫漶，越是会在外表加一个护框，这样一来，观众更看不见文字，更是闪身而过。记得在金陵读书时，秋游栖霞山，寺前有一块《明徵君碑》，罩在一个四角亭中，一圈都被门窗挡住，又加了锁，进不得前。读书又不多，不知道这个“明徵君”是不是明代人，为什么这块碑就这么金贵。回到鼓楼，看到程章灿教授的文章，才知这是一块唐碑，记载了“栖霞”的来历，甚至“南京”的词源。自此之后便生了对碑的敬畏，唐碑已然如此，汉碑更不可设想。
所以当听闻书家李波酷爱汉碑，沉浸于汉碑，日夜临摹碑帖，一时间似乎血脉贲张，汉碑的血液竟然还没有凝固，还在年轻人身上流淌。“可庐曰”的品评，可见其沉浸日久，而识见之过人。邀请李波兄费数月之力，定下书法史上二十方汉隶名碑，他的任务就是以青春和活力以临摹之，让它们贴近生者，贴近风华正茂者。
更难的还在文字作者。每一方碑，初衷均不在书法，书法仅是碑的衍生物。汉碑，更是典礼的产物，每一方碑，都是那个伟大时代盛典中的实物片段。这个礼，可以是山川之祭，可以是庙堂之享，更包涵了那个时代整个的礼乐与征伐，流淌在精神气韵中的天道与神文。汉碑中承载和蓄存的是大汉绵延四百余年的信息宝藏。读解汉碑，实际上是要把两汉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体系和盘托出，与今天的一个个年轻的头脑碰撞。与蕴含其中的礼乐内涵失之交臂，汉碑的思想精蕴殆失之大半。范云飞的加入，是在两年挫折后的天作之合，他的专业积累在秦汉，主攻方向为礼制史，而且旧体诗的素养迥出侪辈。他的文字，具有天然的吸力，将厚重渊博而又沉滞纷繁的大汉之风，透过轻松活泼的文笔，缓缓流入年轻人的心田。
我是多么期待，飞扬在博物馆中的，是石碑的靓影，大汉的风骨有朝一日破了博物馆之壁奔腾而出。
《金石藏礼：汉碑的二十种风骨》
作 者:范云飞,李波
出 版 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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