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遥小说的叙述特征解析
初观杨遥的小说，其叙述象拉家常，谈天说地，不回避琐碎的，无关宏旨的生活细节，看上去与“新写实小说”类似。但小说里会出现纯粹且炙热的理想，宁静而随性的氛围，宽厚又淳朴的乡民，而且这些东西与乡土生活血肉相连，于是让人感觉像那种传统的乡土诗意小说。看小说的题材，又不时地会发现反常的暴力，脱序的道德时时萦绕在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当中，那是作者意图要暴露、批判什么吗？转而感受小说的叙事态度，从容、克制、机智而迂回，一种余华式的“冷漠叙述”总跳出来平息读者的好奇和义愤，作者似乎要告诉读者发生的一切其实也没有什么。假若以文学史的眼光来审视杨遥小说的种种踪迹，对其内容特色与写作风格的判断就会得出这样一堆错乱的组合式结论。
表面上看，杨遥的作品无所不包。其中有两方面的题材特别突出：一是对逝去的青春与纯真的缅怀，如《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跳舞的人是你》《草麦黄》一是对平庸乏味和堕落的现状的揭露。如《在A城我能做什么》《丢失了的永远丢失》《留下卡卡他走了》。不过这种现实与历史两分法的题材归类对解读杨遥一时也没有太多可取之处。
从叙述态度与叙述形式的角度入手是否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呢？粗略的回顾杨遥的那些无所不包的小说，会感到其中贯穿着一种稳定的叙述态度：冷静而不激情，含蓄而不张扬，如果这种叙述态度与作者的价值感有内在联系，那么对“叙述”本身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杨遥作品意义的理解。
我们不妨从杨遥的《耻辱书》这篇小说说起。《耻辱书》是一篇接近元小说的小说，其中隐含了作者对于“叙述”本身的态度。小说有两条故事线索，一条是“我”受朋友委托，亦为了丰厚报酬给企业家韩东风写人物传记的线索。另一条是“我”的表哥因在韩东风的工厂工作受伤而对韩东风产生不满的线索。这两条线索在小说结尾之前基本上是对立的，“我”写人物传记的时候沉浸在虚拟叙述与虚幻想象的世界里，这与表哥的现实遭遇完全是南辕北辙。表哥的遭遇虽然不断干扰着“我”在传记中美化韩东风的过程，但“我”对这种干扰的反应是消极的，甚至是冷漠的，自觉的把冰冷的现实排斥在创作过程之外，使自己陶醉在封闭的虚假写作的世界里。
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杨遥对自己创作或“叙述”生活的一个隐喻，其中包含着作者自己对于“叙述”的感受和理解。叙述的虚拟与想象成分，使得它的理想因素总是大于简单粗暴的现实真实。尤其是“我”对韩东风的想象、叙述与构造过程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建构过程，“我”对韩东风的认识、理解和概括更多投射了“我自己”的影子。如果我们关注到杨遥小说的叙述态度中这种强烈的自我印记，那么其小说的叙述内容，就不能被看成是单纯的，客观的社会现实本身。
杨遥小说里有一类叙述情境十分特殊，那就是由一些“江湖”人物（包括小说里与叙事者重合的叙述对象“我”在内）流浪、漂泊的情节所带出的江湖情境。这是杨遥的小说中最好理解也最容易打动读者的部分。这些江湖情境经常被作者的叙述诗意化，诗意的动机显然源自其“江湖情结”。
杨遥所叙述的“江湖”并非讳莫如深，杀机四伏的武林世界，虽然作者通过小说也经常再现人物深受武侠小说及影视剧影响的场景。但他的“江湖”更多是指好奇心，对非凡能力的渴慕，以及青春式冲动的驱使下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一种想象。这是一个类似青少年观察视角下的世界。而从现实的角度看，所谓江湖又不过是乡土生活世界的一个延伸，是乡土人物讨生存的场所。
《江湖谣》是一篇典型地反映作者“江湖情结”的小说。主人公钟飞是一个拥有极强生存技能行走“江湖”的青年，而且他具有天生无畏的性格，从小就引来“我”的羡慕和崇拜。在小说结尾，在“我”的仰视下，钟飞迎来了他行走“江湖”时一段轰轰烈烈的事迹，他点燃了一个诱拐妇女逼迫她们搞色情表演的草台班的表演舞台，试图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在青少年们的想象中，这显然是与江湖世界紧密相关的“侠义”行为，他们在这种行为中享受着生命的自由和辉煌。讲述的是正值青春，主动休学的“我”在北京闯荡漂泊的经历。与《江湖谣》相同的是，《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经过作者用具有青年身份的叙述人纯净而透明的叙述视角和态度处理后，“江湖世界”里生存的艰难被淡化了，甚至还多了一些喜剧性的转机。也许正因为青年们心态的单纯与真诚，所以在北京生存的无情“江湖”中，险恶与艰辛变得微不足道，而执着与坚持足以变成拯救内心失落的强大力量。小说的叙述内容有些落套和陈旧，但内容之上的视角设置颇有意味，正是这个主观色彩很强的视角运用最大程度地替作者保存和珍藏了内心最本色也最真挚的部分。
如果说“江湖情结”是作者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所致，那么“江湖”便可以被看作是杨遥叙述的策源地。与其说杨遥在小说中叙述了江湖人物的种种遭际，不如说他是在借助这些人物来挖掘和呈现自己。以致他对普遍人性的理解就内在于他个人的青少年记忆和对记忆的曲折书写中。《麦草黄》里的主人公虽然还是个少年，但同样带着强烈的江湖气息，不仅是男孩子们最爱玩的游戏中的高手，而且是课余活动引人注目的焦点，偷杏，半夜逛坟乃至追赶盗墓贼，都显露着一个孩子的胆量，野性和狂傲不拘。虽然少年也常为他们的无知与盲目付出代价。《战争游戏和鳖》的主人公高小明有一副侠胆，但他更像一个缺少教养的小无赖，仗义却凶狠，大方但也霸道，他身处的江湖不是一个博取生存的地方，而是少年们打架发泄过剩荷尔蒙的场所。高小明最后暴毙街头，死的惨烈悲壮，但也不无荒谬和滑稽。不论“江湖”是炫目还是阴暗，这些形形色色“江湖”故事总能流露出杨遥对人之本性的感悟和理解。
尤其是当我们联系杨遥其他并非表达“江湖情结”的小说加以共同审视，会发现这种“江湖性”已经内化为小说的一种叙述特征，它影响着小说的情节设置和叙事安排。对江湖的向往促使作者总是希望笔下的人物有个充满力量的爆发，而这个爆发将会引发小说情节的戏剧性改变。这种“江湖性”源于作者试图展示的那种被压抑，难以获得正常表达的人的本性。这些本性总是反常，一旦爆发就带有尖锐性和偶然性。作者试图探讨这些偶然性，探讨这种偶然性时如何经常性地违背“必然性”的常识。到这里，我们会觉得杨遥离早期的余华更近了。当然，杨遥的偶然性世界要比余华的可能性世界更具有现实感。
同时我们也就感到，无论杨遥叙述何种题材，无论是涉及爱情还是亲情，他都像余华一样不肯轻率地表达那种温顺的道德品质。当然作者也不是刻意破坏叙述的道德感，为了不引发声讨，他又小心翼翼对人性的压抑机制做细致的不厌其烦地叙述以做铺垫，当水到渠成，作者便见好就收或者戛然而止。我们可以从两篇小说的对比谈起。《丢失了的永远丢失》是个带有“强暴”情节的故事，《太阳悬浮》则是一篇露骨的路遇杀人犯知情不报的小说。前者是面对压抑机制的最终爆发，后者是面对压抑机制的最终沉默（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爆发）。前者是一种被动式的反弹，后者是一种主动式的迎合。前者的主人公大明对他的上级，女人P从好奇，关注到渴望征服的过程同时也是上下级约束机制加强与男女力量对比失衡的过程，大明最终难以克制被压抑的冲动，不计后果付诸反常行动。后者的主人公丁丁轻易释放杀人逃犯，竟然是因为逃犯对自己爱情经历的讲述唤回了丁丁对自己爱情的回忆，尤其是对其中压抑与委屈的回忆，仅仅是因为对同样存在于杀人犯身上的那种压抑的同情。当然作者也不打算为两篇小说里的“冒犯”行为开脱，他过滤了自己的道德判断，同时把两篇小说的结局留得模棱两可，以便留下检视空间。总之不管是叙述反常的爆发的还是反常的沉寂，在叙述的背后都暗涌着作者对于本性之力量的渴望，而且这种渴望没有道德色彩。
不是说这种力量没有破坏性，杨遥也毫不避讳灰色情景。在《原锋利》《寒流》中，人性恶的力量被一触即发时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也得以展示。杨遥的叙述不会有沉重的道德负担，道德对他探讨人性的可能性帮助不大。所以他不会强行阻断这种力量的任何走向，本性必须正视，否则就是回避、扭曲甚至虚伪。
即使是表现乡土生活的作品（这一类故事经常在道德的层面被叙述得美好纯净），杨遥的叙述也不总是温顺平稳，其中经常横生枝节，陡生波澜，一些脱离道德轨道的事件经常打破道德表面的平衡。杨遥这样写我想不仅仅是为了故事的戏剧性，这与乡土记忆有关，也与他对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脆弱性的敏锐感知有关。《闪亮的铁轨》的故事因乡村里的一段铁轨引来的一位少年而触发，少年一时搅乱了乡村正常的道德秩序，陷入了猜疑和敌视的漩涡，再加上叙述对少年内心活动的省略，一时间其实连读者也难以分辨其中的是非了，道德在这个微不足道的事件诱发下暴露出其自我封闭和排外性。杨遥这种举重若轻的叙述能力经常帮助他不落俗套地把一些“冒犯”道德的故事铺展的张弛有致。特别是在《硬起来的刀子》里，他用叙述的延宕尽量推迟受了委屈的王四疯狂捅人这一晦暗的结局。叙述上的延宕越长，情节自然多一层曲折，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王四内心宽容隐忍与刻薄狡猾两种能量的碰撞，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人性的各种可能性。
“江湖性”不是一种反道德的价值，而是一种叙述策略，杨遥试图通过它撑开一个狭隘的道德范畴之外的叙述空间，这个空间能够涵盖更丰富的内心事件。此时，杨遥那些时而散发出一些无聊荒诞时而看不出什么批判意图的篇章，就成为展露这种叙述策略之效果的最佳文本。《风从南方来》的主人公在对工作感到乏味和无望的时间里，找不到能“提振信心”的方式，偶然迷上了吃鸭头，他的迷恋使得“鸭头”这个很形而下的吃食几乎变成了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图腾。这个令人感到多少有点可笑的故事，当然可以解释为过度的生命空虚与失落感所导致的扭曲式的自我补偿，不过，吃作为一种本能，其引发的人物情绪微妙的变化更让我感兴趣。作者本人未必是在作品里透露自己对心理学的研究心得，他只不过是在表达一种感觉，通过细致的叙述和描摹不动声色地揭示一个人的情绪涌动。在小说铺垫与蓄势的段落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作者对那些难以言传的情绪的把握，这种把握甚至有点刨根问底，他总是借助并紧紧围绕几个司空见惯的生活意象展开一连串令人意外地内心追问和剖析，让主人公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内心隐秘角落呈现出来。
又如读《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作者的叙述不慌不忙，铺垫很长，主人公元明的工作前途渺茫，而他失落的情绪却被描述的曲折有趣。作者先后借蟑螂，骆驼的故事和呼啦圈这些互不关联的形象，非常考究地展示了元明挣扎在暗淡生活中的愤怒，压抑，厌倦和麻痹。这种挣扎不是一种奋力反抗，更不是一种毅然对决，而是一种对现实，对流逝时间的消极的磨耗与自我的本能的退缩萎靡。这种自我消耗在文本的层面是通过一种奇异的叙述上的变形与夸张，即元明对呼啦圈游戏的沉迷来呈现的。
杨遥的小说绝不会止步于外在世界的呈现，他通过叙述方式的策略性选择最终要开掘的是人物的内心。杨遥的叙述自成体系，它使小说彼此勾连，互为参照，彼此解释，共同指向一个变幻莫测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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