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工作者都很熟悉马克思的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奋斗过程中，它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冲击。
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工作者都在严肃、认真地思考：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工作应怎样回答时代的呼唤，怎样开拓新领域，再登新“台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大胆解放思想，大胆开拓进取，以自然辩证法教学任务促进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又以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新成果丰富和充实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在理论研究和马克思理论课教学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目前，在时代精神潮流的新冲击下，我们是应该进入一个新循环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的互动过程了。
目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交替之际。在回首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历程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里出现了一条颇具“戏剧性”的轨迹，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以要求进行“伟大转变”的呼唤开始，在进行了历史性的“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的自信中前进，最后却在“危机”声中走向了二十世纪末叶。
也有人从另外的视角对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进行了考察，认为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都是在危机中渡过和为摆脱危机而进行努力的。赵敦华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中指出，“本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大多对哲学前途抱有危机感”。“从历史性观点看问题，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历着继希腊自然哲学危机、罗马伦理化哲学危机和经院哲学危机之后的第四次哲学危机。
现代的哲学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号称“哲学家”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然而，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本世纪西方哲学并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尚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派别。一个个哲学流派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斑驳陆离的学说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语言掩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一句好时髦的行话描述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与西方古代那种包罗万象，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相比，西方现代哲学在专业化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在近现代历史上，一门门经验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了，甚至心理学也终于“自立门户”。在这种形势下，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了。
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为新时代中哲学的“自我定位”绞尽脑汁，使哲学在专业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专业化的一个“形式”标志是“外行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话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但同样无可讳言的是，哲学的路愈走愈窄了。当许多西方哲学家在为“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的”之类的问题而争鸣不休时，“局外人”和部分“局内人”也许会认为这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条“新烦琐哲学”或曰“新经院哲学”之路。
在西方学术界，引人注目和耐人深思的一件事的是，与哲学的路愈走愈窄形成鲜明对比，经济学的路正在愈走愈宽广。
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正在把经济学方法推广到全部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有关的研究中去。贝克尔在1977年曾经说：“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仅此而已（即传统市场学）。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研究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策，经济学的特征在于它要研究的是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此公于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说：“加利·贝克尔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将经济理论的领域扩大到以前属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人口学和犯罪研究的人类行为方面。在这样做的时候他鼓励经济学家们分析新问题。加利·贝克尔的研究计划建筑在一种思想上，即一个人在一些不同领域中的行为遵循同样的基本原理”。而贝克尔在其获奖讲演中，用以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声言“我的研究是利用经济方法分析超出通常经济学家考虑范围之外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经济学研究中这种大肆扩张研究范围的现象，图洛克甚至“发明”了一个新术语，经济学帝国主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着局外人看来蓬勃非凡的经济学发展形势，经济学界内部却时时发出不满的呼声。在1983年这一年中就出版了三本反映这种不满足的著作。如果说拉尔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之矛头所指还只限于发展经济学这个具体经济学分支学科，那么，威尔伯和詹姆森的《经济学的贫困》一书矛头所指的范围就广泛得多了。而艾克纳主编的一本书更直接以“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作为书名。从这种不满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经济学家的野心和胃口（在这里用“野心”和“胃口”二语丝毫不带贬义）是愈来愈大了。
对于这种对经济学“贫困”的不满和“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的批判声，我们未尝不可将它“解释”为经济学也面临着“危机”。于是，从表面现象来看，似乎经济学真成了与哲学同样面对“危机”的难兄难弟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内部”和考察“危机”的趋向，图景就截然不同了。哲学的“危机”是收缩和退却带来的“危机”，是“退却”到极点已经后退无路的“危机”，而经济学的“危机”是扩张和发展带来的“危机”，是理论研究跟不上扩张步伐造成的“危机”。
在将西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扩张倾向同西方哲学中的“纯粹主义”（或名曰“学院主义”）收缩倾向相对比的时候，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可以和应该受到什么启发，得出什么结论呢？
大约在一个半世纪之前，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已尖锐指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
在二十世纪的哲学界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少这种患有“职业痴呆症”的哲学论著。可以说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陷于哲学危机、发出哲学终结呼声的状况正是对这种“职业痴呆症”的一种恶果的反映。以爱智自称、自命和自豪的哲学，在现代却患上了“职业痴呆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最辛辣的讽刺。
当然，分工和专业化并不是必然要伴随着职业痴呆的。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如果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学院式的专业化，它是难免患有某种职业痴呆的，反之，如果是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专业化，它将是生机蓬勃的。前述贝克尔的经济学专业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已成历史的陈迹，它再也不可能“复活”了。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许多具体科学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去，哲学经历了一个“纯粹化”、“专业化”和缩小阵地的过程。现在，哲学的“收缩”已到极点。物极必反。哲学现在应该大举“收复失地”了。但这种“收复失地”不是也不可能是再现“知识总汇”的“辉煌”，而只能是和应该是以哲学专业的方法，面对、参与和研究其它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特别是面对、参与和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哲学在“收复失地”的进军中，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与“扩张”步伐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
笛卡尔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口号是众所公认的西方哲学从中世纪经院哲学转向认识论哲学的标志。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哲学迈向21世纪的时候，我们应该提出“我造物故在”和“我用物故我在”（或“合并”为“我造物和用物，故我在”）这个响亮的口号，实现哲学从以认识论为重心的哲学向以人工论（或曰创造论）哲学为重心的哲学的历史性转向。
作为智慧学的哲学研究的第一主题应是对造物智慧和用物智慧的研究。可是东西方的哲学在历史上都迷失了这个主题。
在新世纪的哲学研究中，开拓对“造物”和“用物”主题的研究将是带有转向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对工程哲学的研究。由于对于这个主题我已在《人工论提纲》一书和《我造物故我在》一文中有所论述，本文以下将主要涉及有关经济哲学的几个问题。
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议论纷纭。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这是一本自1890年起曾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支配地位达数十年之久的权威性著作）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马歇尔在这本书中提出要用经济学这个名称取代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不难看出，这正是经济学专业化趋势的反映。但也正是在这本书中马歇尔同时提出应该鼓励经济学家研究实际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是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
可以说，正是这种既追求专业化，同时又不划地为牢、重视实际问题的传统使得经济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的学问”和对于研究“真实的人的生活”的要求已使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同哲学互相“重叠”了。
许多哲学家都很重视研究人的生活。20世纪中分别代表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两位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最后竟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对生活形式的研究和得出了语言是人的“家园”的结论。海德格尔说，“所有存在者的存在都栖息于词语之中”，“语言是存在的家”。这确实是哲学的语言和哲学家的思想。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首要的意义上“他”栖息于“经济关系的家”中，而不是“语言的家”中。我们不难发现，正象可以指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是一种虚构的人一样，某些哲学家笔下的“道德人”和“语言人”也是虚构的人，而不是真实的人。哲学家在研究人的时候如果不研究人的经济生活，他的研究就不可能是对“真实的人”的研究。
这就是说，对经济的研究必然步入哲学，而研究真实的人的哲学又不可能脱离研究人的经济生活。于是经济哲学的研究就不只是一般的有意义，而简直是有头等重要意义和不可避免的了。
经济哲学研究是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它是经济学与哲学的对话与互动。必须是熟悉经济学的哲学家和熟悉哲学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在这个领域作出真正的贡献。如果仅仅是把经济学“材料”简单、生硬地塞到现有哲学的“框架”里，或者给现有的哲学“理论”找几条经济学“例证”，那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经济哲学研究。
一旦我们跨入经济哲学这一领域，我们便会发现接踵而至的富于挑战性的问题。
而问题正是理论发展的起点。经济哲学的研究甚至会对“整个”哲学的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只能举几个窥豹一斑性的例子。
例一，有限性的哲学地位和意义问题。
在哲学传统中，哲学家一向是强调“超越”，强调永恒，强调无限的。在深邃的“无限”面前，“有限”常常显得“浅薄”。可是，在经济学却注定了是一门研究有限性的学科。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第12版）中为经济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稀缺问题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无稀缺问题，经济学就既无存在的必要也无存在的可能了。而稀缺正是有限性范畴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面对稀缺问题，哲学家是不能以鄙夷不屑的态度把它抛在一边的。人类智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应该有更多的哲学家来关心和研究稀缺与有限性的哲学问题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我们实在也有一种给予重新评价的必要）
例二：理性问题。
理性在哲学中是最重要和意见最纷纭的范畴之一，同时它也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乍看起来有点令人奇怪的是，哲学界中竟然几乎无人注意和重视经济学家对理性这一概念是怎样理解和应用的。田国强、张帆说：“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人是理性的。什么是理性？理性意味着，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人是自利的（或曰人是理性的）这一人类行为假设，不仅是市场经济学的假设，也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人不是自利的，就根本不存在经济学。如果把利他性当做前提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生产的组织问题，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极而言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在100个人中有99个人舍己为人，只要1个人自私自利且物欲无限，如果社会不给定约束条件，这一自利者就会合法地拿光社会的财富，其他99个舍己为人者就会自愿地饿死”。
在理性研究中另一值得重视的成果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论”。我的意见当然不是说哲学家可以把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观点原封不动的搬到哲学中来。
事实上，经济学家中的观点也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已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学家自身的行为方式就不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或曰“经济理性人”）的假设。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从经济哲学的观点来看，完全无视“经济人”假说的对理性的解释，不同经济人假说兼容的对理性的解释将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和不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怎样把经济学和哲学中各种现有的对理性的解释统一起来，这实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例三：经济学基本术语和基本命题的语言分析和经济学“本文”的解释问题。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和进展是在哲学方法方面的进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锻炼”出了初显魅力的语言分析方法和发展了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为释义学）方法。
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曾有所谓名家（或曰辩者）对于“卵有毛”、“火不热”、“白狗黑”等命题饶有兴味地相与论辩，“相与乐之”。当代西方则有一些哲学家热衷于讨论“珀伽索斯是一匹飞马”和“目前的（注意，这是二十世纪的“目前”）法国国王”等词语的意义和指称问题，津津有味，乐此不倦。我们自然不能也不应一概否定这些研究工作的意义（实际上，也是否定不了的）。但我们必须指出这些研究所设定的讨论和研究对象太矫造作，同时也过于“简单”了。
在经济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必须重视运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锻炼出的语言分析方法和释义学方法。在经济哲学的研究中，学者将面对“市场”、“资本”、“价值”、“制度”、“发展”、“民主”等术语的命名、指称和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比西方哲学家传统上讨论的同类问题不知要复杂多少倍。
同经济哲学提出的这些语言分析问题相比，西方哲学在“传统上”讨论的许多同类问题简直只是“杯中波澜”，而经济哲学所提出的新问题才是真正的“海阔天空”。在经济哲学的研究中，二十世纪哲学家锻炼出的语言分析方法和释义方法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这方面的工作是富于挑战性的。
对于一些具有哲学背景而决心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人来说，从经济思想史和学派对比研究入手可能是一条比较便捷、有效和可行的入门途径。
就我个人的具体感受而言，我更感兴趣的不是西方的主流派经济学而是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流派。
“制度主义者关心的是经济的演进与演进的观念，即它们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变化的，而不是只关心经济增长”。科斯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制度主义经济学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更大的重视。他在获奖演讲中说“我所做的事是说明可称为生产的制度结构的东西对经济系统的运转的重要性”。他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论企业的性质》在受到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忽视之后，终于被公认为经济学中的经典性著作了。
经济哲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不是学院式或文献式的研究，它的核心主题应是研究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经济哲学问题，这才是经济哲学根本生命力的来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但明确了我国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全面突出了制度创新问题，而且明确了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要求。面对这种形势，我国当前的经济哲学研究自然应该把对制度创新问题的研究放在第一位。
目前，经济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正在引起愈来愈多的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经济哲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例如《经济学和解释学》。我们应该注意吸取和借鉴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采并加强这方面的国内外学术交流。
在经济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大部对马克思十分推崇。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米尔达尔甚至把马克思看作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在《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一书中，霍奇逊说：“凯恩斯和马克思对本人的影响要胜过凡勃仑”。“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与后凯恩斯主义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的成果吸纳进来”。
我当然不是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同制度主义混为一谈。但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当代马克思主义可以而且必须批判地吸取包括制度主义在内的经济科学成就来丰富和发展自身。
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在以往曾把学习科学与技术知识、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问题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我们当然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但现在我们看到了还有一个在以往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的方面，在当前，我们中的许多人应以把学习工程与经济学知识，研究工程哲学和经济哲学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提出的要求，也是时代提出的要求。
目前，我们的自然辩证法教科书基本上是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这样“三大块”的结构，也许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的教科书可以逐步“过渡”为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工程经济哲学这样“新三大块”的结构。
21世纪正在向我们招手。
在新的世纪中，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应该有信心和雄心作出领先世界哲学潮流的贡献。我们应该走在21世纪哲学转向的最前列。
自然辩证法研究
Vo1.11，No2，1995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