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中，有许多争论的问题，比如：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哲学史编写的方法，对以往哲学的评价，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对哲学本质的认识有重大关系。为此，本文试分析一下哲学的本质，然后，简略地谈谈认清哲学的本质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意义。
哲学的生产是同经济基础的发展相联系的。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某些哲学观点。但这只是哲学的萌芽，还不可能形成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私有财产，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被奴隶主阶级的私有制所代替，社会上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现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这是哲学产生的首要条件。有了这一条件，脑力劳动者才有可能专门从事文化理论活动，总结人们认识的成果，构成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中外哲学史都表明哲学只能产生在奴隶社会，而不可能更早。《易经》和《洪范》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最初的哲学，它们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商周之际。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派别是米利都学派，它产生在古希腊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可见，哲学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
哲学的发展又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恩格斯曾指出，哲学的普遍繁荣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中国哲学的繁荣，往往同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或形成相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封建地主同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出现了以荀子为代表的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明清之际，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市民阶层反对封建思想，哲学史上又出现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新的高峰。晚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发展，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着新的搏斗，在哲学史上则出现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哲学。从历史上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最终对哲学的发展起着某种支配作用。这是一条规律，有必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哲学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恩格斯说：“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在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这就决定了哲学有阶级性。所谓哲学的阶级性是指：（一）哲学是有阶级烙印的。阶级社会中的各种哲学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创立的，哲学思想都有其阶级根源。“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譬如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一方面有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有较多的唯心主义成分，这一特点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软弱性在世界观上的反映。（二）哲学为阶级所利用，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哲学的命运，它是否被巩固下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是被绞杀，也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范缜的“神灭论”，就其战斗性和科学性来讲，都是杰出的。他不怕谩骂、威胁、围攻，英勇地向以梁武帝为代表的神不灭论开战。最后，论敌也不得不承认“无以折其锋锐”。范缜胜了，神不灭论者败了。但是，神不灭论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继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隋唐时代更达到了鼎盛时期。这种现象，只能用哲学的阶级性才能解释清楚。正如列宁所说，“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由上述哲学与经济的关系可知，哲学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就这种性质而言，哲学是上层建筑。这一观点，为我国哲学界的传统看法，笔者并无异义，因此不必多费纸墨。
哲学的上层建筑性质又有其特点：
其一，哲学是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象政治和道德那样直接和明显。经济对哲学的支配作用，多半只是间接发生的，是通过政治观、道德观等中间环节发生作用的。“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中国哲学的发展，生动地、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特点。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经济基础，维护其专制统治，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和伦理观点，构造出种种哲学体系。在这方面，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承认经济对哲学的支配作用不是直接的，我们就不应对每个哲学概念、哲学命题都找其经济原因。如果这样做，就是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列宁对舒里雅齐柯夫的《西欧哲学（从笛卡儿到马赫）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的评论，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舒里雅齐柯夫企图从哲学思想与阶级背景的直接联系来论述哲学史。他认为，哲学概念、哲学观点都直接来自经济的变化，来自劳动的组织方式。他还说：哲学所运用的所有一切的哲学术语、公式都是它用来标明社会上各个阶级、集团、基层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当我们研究某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体系时，我们就会看到一幅利用符号所画出来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图画。（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546页。）列宁认为舒里雅齐柯夫的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是胡说八道！最后，列宁评论道：“整个这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榜样。……但很可惜，因为有追求唯物主义的意愿。”（同上书，第564页。 ）列宁批评的这种倾向，我们应当引以为戒。我国也有人认为哲学概念、命题本身有阶级意义。这种分析方法是值得研究的。哲学思想的产生有阶级根源，哲学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对哲学思想应做阶级分析。但是，如果把阶级分析扩大到分析哲学概念、命题本身的阶级意义，这就有点列宁批判的那种庸俗化倾向。哲学概念、命题本身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反映，分析其阶级意义，无疑是把哲学概念、命题降为政治学、伦理学的概念和命题。这样写出的“哲学史”，也许更象政治思想史，或伦理思想史，或“三不象”。汪子嵩同志“不赞成有些同志提出来的讲哲学命题的阶级意义”，（见《哲学研究》，1980年，第1期。）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其二，经济对哲学的支配作用，并不是经济重新创造出任何哲学，这种支配作用是在限定的条件范围之内发生的。这一观点，恩格斯早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随后，他又指出：“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指哲学和文学等——引者注）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哲学的上层建筑性质的这一特点，说明了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什么能成为哲学上的先导。
只认识到哲学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思想有阶级性，有许多现象还不能解释清楚。如：经济不重新创造哲学，那么哲学思想的源泉是什么呢？哲学思想有阶级性，而历史上并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们就有一种哲学。同一个阶级、阶层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哲学呢？要说清这些问题，就必须认清哲学的另一方面的性质，即哲学是一种认识。
哲学是一种认识，经典作家也有论述。列宁说：“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714—715页。）看来，列宁把各种哲学体系看作一种认识。 毛泽东同志说：“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 第3卷，第773—774页。）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都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成果，对它们的概括和总结，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一种认识。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多方面的。哲学不同于任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是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简言之，哲学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全部哲学史表明了哲学的这种性质。概念是人们对世界认识的环节。哲学史中有许多基本概念，如中国哲学中的“天”，“阴”、“阳”，“五行”，“有”、“无”，“形”、“神”，“动”、“静”，“一”、“两”，“理”、“气”，“心”、“物”，“知”、“行”；欧洲哲学中的“水”，“火”，“原子”，“存在”、“非存在”，“物质”、“精神”，“量”、“质”，“本质”、“现象”，“对立”、“同一”，等等。这些概念都反映着人们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水平。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哲学也就成了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哲学的这一本质，把哲学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政治观、法律观、道德、艺术、宗教，同哲学一样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它们都不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宗教也是世界观问题，但宗教的特点是迷信，是信仰，而不是一种认识。宗教中含有对世界一般规律认识的成分，这种成分本身就是哲学）。在哲学教科书中，我们把哲学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特殊”就特殊在它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
哲学的这一本质，也把哲学同其他科学区别开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世界的局部或某些侧面的，是对世界的特殊规律的认识。因此，它们都不配称世界观。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或“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也正是因为哲学是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从上述两点看来，对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是哲学的特殊本质。
哲学的特殊本质，表明了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认识的源泉是社会实践。哲学既然是一种认识，它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是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是推动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哲学终归是最高度抽象的科学，社会实践对哲学的决定作用，多半只是间接地表现出来，即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哲学的直接影响表现出来。譬如：十七、十八世纪，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自然科学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力学处于领先的和统治的地位，这时的哲学也有机械性的特色；十九世纪中期，自然科学有了重大的发现，辩证法进入了自然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科学条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发现了镭、电子等物质，产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起了哲学上关于物质概念的根本改变。“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岂只唯物主义如此，唯心主义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决定的方面，但并不是唯一决定的方面，还必须与阶级斗争实践结合起来，才能说明问题。“四人帮”时期，只讲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这当然是片面的，应肃清其流毒。但是，否认阶级斗争这种实践活动对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也是不对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固然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同时也与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有联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同上书，第485页。）同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物质概念的发展，只有自然科学条件，没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也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哲学是人们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不断地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哲学的特殊本质，说明了哲学与阶级、阶级斗争联系的复杂性。列宁曾指出，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这一论断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质的表现是多样的，具体分析一下哲学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看到种种复杂的情况。同一个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哲学，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革命之后的哲学就转向唯心主义；同一个阶级在相同的历史阶段上，因地区不同也可有不同的哲学，与法国不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就是辩证的唯心主义；一个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派别或集团有不同的哲学，如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派的哲学就不同于奴隶主贵族派的哲学；同一个阶层、派别或集团的人们也往往有不同的哲学，中国魏晋时期佛教僧侣们的哲学分为“六家七宗”，隋唐时期的佛教哲学也有许多宗派；同一个哲学家，也可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唯物的，对另一些问题的看法是唯心的，或者前期是唯心主义者，后期是唯物主义者，或者相反。种种复杂的历史事实是举不胜举的。这些情况，仅用哲学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是不能解释清楚的。只有把哲学看作是一种认识，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因为，认识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从认识的每个方面，都可能发展成整个哲学体系；认识是无限延续的历史过程，人们的认识都是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前提的；哲学认识发展的每个阶段至今都是通过阶级的认识体现出来的，阶级性给予认识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哲学认识都是由哲学家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个阶级的人们除有共性（阶级性）之外，还有个性，哲学家们也各有其个性，有前人的思想影响、个人的实践活动、知识水平、理论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差别，各种哲学又都带有个性的色彩。所以，哲学与阶级之间的联系，就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哲学的特殊本质决定着哲学的真理性。哲学是一种认识，符合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就是真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环节，对人类的认识有贡献，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性。衡量以往哲学的贡献，应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一种哲学是否提供了新东西应从多方面来判断。提出问题是一种贡献；问题解决错了，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也是一种贡献；更重要的，我们要找出哲学家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真理性的东西。哲学史是一种认识发展史，研究哲学史就要侧重于研究有真理性的东西，即通常说的“找好东西”。关锋曾反对在哲学史上寻找好东西，专对腐朽的东西感兴趣，谁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扣帽子，打棍子。这种观点和作法，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哲学有真理性，但在某一哲学体系中，真理性的东西能有多少，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情况大不相同。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哲学有较多的真理，唯心主义哲学就差些。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辩证的唯心主义哲学，可能比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含有更多的真理。在这方面，黑格尔的哲学具有典型性。他的哲学的真理性是在一种神秘化的概念的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有一种绝对观念，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最后又否定了自然界回复到自身。这种哲学的神秘性不亚于上帝创世说。而经典作家都充分地肯定了黑格尔对人类认识的贡献，肯定了他的哲学的真理性。马克思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218页。）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千万不要象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就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谬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同上书，第4卷，第493页。）经典作家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有普遍的哲学史方法论的意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不要学小学生做作业，而应重点研究有价值的哲学成果，找出其中一切有真理性的内容；真理性的表现形式可能是荒谬的，但不能因形式上的问题否定哲学的真理性。
对待宗教哲学也应持这种态度。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哲学（尽管形式是荒唐的）却也是对世界一般规律的认识，含有真理性的内容。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往往注重宗教哲学的欺骗性和荒谬的形式，打一顿棍子，就算了事，而对它在认识史上的贡献则论述很少，真理性的东西没有重点发掘。应该肯定宗教哲学中有一些真理性的东西。例如，在佛教哲学中，魏晋时期的“心无宗”就有唯物主义倾向。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肯定了“万物”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着的。佛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恩格斯曾指出：“辩证的思惟——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在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完满的发展则更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自然辩证法》，1955年版，第185页。 ）恩格斯把印度佛教徒的辩证法和希腊人的辩证法相提并论，可见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在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佛教哲学发展了印度佛学的辩证法，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华严宗的法藏就提出“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三组对立的范畴。禅宗的慧能，是个大老粗，以宣扬“顿悟成佛”而著名。他提出的“三十六对”，抛开神秘主义的东西，就有不少辩证法的成分。“三十六对”中有：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有为与无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老与少对，长与短对，愚与智对，实与虚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等等。并教其弟子说：“若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坛经》）宗教哲学中这种合理的东西，也应看作人们对世界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
总之，哲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多种质的规定性的统一，就其主要属性而言，有两个方面，也可叫做哲学的两重性质：（一）哲学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哲学也有阶级性。（二）真正的哲学是人们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的真理性。前一性质，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共性，为此我们说它是哲学的一般社会属性，而不是哲学的特殊本质；后一性质，把哲学和其他任何事物区别开来，是哲学的特殊性，或特殊本质。
认清哲学的本质，对于解决哲学史方法论中的老大难问题，有重要意义。顺便指出，下面提到的问题都是大问题，每一方面都可写成专论，本文只提几个要点。
首先，关于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只看到哲学的上层建筑性质、阶级性质，就会把哲学史当作阶级斗争的一幅庸俗的观念图解，正象“四人帮”的哲学史那样；就会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列宁关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指示，科学地规定哲学史的定义。只有认识到哲学的特殊本质，才能把哲学史的定义概括为：哲学史是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史，是关于这种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
其次，关于哲学史的编写方法。只看到哲学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哲学史只能写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各种阶级世界观的展览，甚至从哲学概念、命题本身分析其阶级意义。这样的“哲学史”，不能起锻炼和发展人们理论思维能力的作用。把哲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写哲学史就应按照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的原则，按逻辑的线索来写人类认识的发展史，把哲学史写成有内部联系的有规律发展的科学。列宁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哲学的两重性质又都表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生产活动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又必须坚持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逻辑的以历史的为基础的原则，从历史中去阐明逻辑的发展。
再次，关于对哲学的评价。仅仅把哲学看作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则往往只注重从哲学的社会作用、是什么阶级的世界观来评价以往的哲学。这种把哲学的社会作用、阶级性与哲学认识本身混为一谈，甚至以前者取代后者的评价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只有同时把哲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对以往哲学的评价，才能是客观的全面的。我们不仅应分析一种哲学的社会作用，阶级属性，更重要的应看它对人类的认识贡献大小，真理多少。真理是客观的，不能因阶级而异，因人而异，不能因人废言。正如列宁所说：“真理毕竟是真理，哪怕它是出自伪君子之口，哪怕它是用虚伪的声调讲出来的。”（《列宁全集》，第25卷，第253页。）
最后，关于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只看到哲学的一般社会属性，就会认为：以往的哲学基本上都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可继承的东西也就很少了。只有看到哲学的特殊本质是一种认识，那么对哲学遗产就不应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批判，改造和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这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途径。这方面的工作，经典作家做了，但这一工作还应继续进行下去。
（原载《文史哲》198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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