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人向来喜欢宏大叙事,一听到“伟大”、“宏大”之类的词儿便容易血往上涌,精神亢奋。
于是也就很可以理解,很多人一听到“大时代”这样的表述,便自觉亲切,自豪感上涌,认同感上线,不由分说地亲近起来。
其实,时代之大,一定是伟大和宏大,也有可能仅仅只是巨大。
然而,在大时代面前,我们都是小人物!
作为大时代的小人物,自然是身不由己的。
不管你情不情愿,置身于这样一种巨大的大时代,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宿命。
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作为个体公民,多数时候都只是被裹挟着在历史的三峡中左突右奔,狼狈不堪。
我们的选项其实并不多,呛水的机率反而比较大,淹死的机会恐怕也不会少。
面对这样一个“大时代”,作为小人物的我们,当何以自处?
这个问题,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份答卷,无可回避,也无从代笔。
小人物面对大时代,不可少了一份人之为人本就该有的勇气与担当、磊落与坦荡。
换句话说,我们要坚强。
一
当我们搭乘公交地铁,坐进网约车或者骑上共享单车,似乎已经不太能想起曾经主要靠自行车代步的时光。
当我们身着新潮的风衣牛仔,走过琳琅满目的时装橱窗,可能已经淡忘了军大衣、的确良、喇叭裤曾经承载过我们对美的向往。
北京与上海相距一千多公里,乘坐高铁最快仅需4个多小时,可当年拥挤闷热的绿皮火车,慢得好像刚刚才驶过我们的童年。
看到中意的东西,掏出手机扫扫二维码,或者用APP网上下单,那些需要粮票、布票的日子,真的已经离开很远。
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变迁,这是我们一起走过的四十年。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我们清晰地知道,所有改变都不是凭空出现。
今天是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为今天奠基的,还要数40年前的小人物。
二
1978年,柳传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如何养牛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
在当时养鸡种菜全是被看成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的要变了。
不过,当时是养牛还是养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却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料峭的寒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
这在即将开始的4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的改变中国、变革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1978年11月24日深夜,饱受饥饿的18位小岗村村民在昏黄的油灯下按下血手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从此打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同样在1978年,距离数百公里之外的江阴华西村则发生着农村的另一场变革---村办企业集体经济!
三
华西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当了创纪录的48年村党委书记。
吴仁宝在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千万不能让外边人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
从1964年至1972年,吴仁宝带领华西人一股劲苦干了8年。
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赢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15年规划》提前7年实现。
到了1976年,当时的华西大队工副业达28.2万元,已占全年总收入的54.4%,集体积累(合资产)已经有60万元,“做煞大队”(当地土话,意为干活干得太苦)变成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
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2毛!
1979年9月,华西大队首次受国务院嘉奖。
1983年,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
而在1979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吴仁宝重新思考了一下,觉得农业产值毕竟太低,不如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同时农业也不能落下。
于是,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多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
后来,在吴仁宝的安排下,一些村民们外出学手艺,回村后陆续办了锻造厂、带钢厂、铝材厂、铜厂等。
在那段时间,华西人陆续办起了以冶金、纺织和有色金属为主的40多个企业,全村95%以上的劳动力投入到了工业生产。
1980年,华西的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江苏省第一个“亿元村”。
四
萧山虽处鱼米之乡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
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岁那年东拼西凑4000元,带领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
宁围是他的出生地,在他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每天蹬着自行车去杭州城,走街串巷收废铁。
他跑去农机厂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
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越滚越大,鲁冠球的工厂竟然已经有400人,年产值300余万元。
门口挂着宁为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同年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长。
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能弄懂什么是失蜡、什么是铸钢,也不知道什么是万向节。
在后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触及工业化之间,鲁冠球已经在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而宁围万向节厂,正是1994年深交所上市企业万向钱潮的前身。
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华西村式的及集体企业组织,一个是鲁冠球工厂式的创业型企业。
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
而同时,当代最具活力的个体工商户也悄然登上历史舞台。
五
1979年2月,760万知青如潮水般的返乡,一些小型的骚乱顺势爆发,青年就业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们出了一道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十一二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上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常,10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
1963年,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他炒起了瓜子,不知道从哪儿学起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又脆又甜,一嗑三瓣,清香满口,非常好吃。
慢慢的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邻居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做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一经推出,没想到因为特别引来一片叫好,生意也越来越行兴旺,一天的瓜子竟然可以卖出个两三千斤。
这么多瓜子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啊,于是他请来了几个上山下乡的返乡知青来帮忙,人数一个个多了起来。
到了秋天,别人一数,竟然有12个,这一下捅了个大篓子!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人眼红,于是借此契机搬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雇工超过8个不是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年广久是个资本家,雇佣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一个十分敏感的命题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一场浓烈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开始了。
按照正统经济学的解释,年广久是资本家是无疑的。
但如果要严控人数,家庭副业就发展不起来。广东高要,陈志雄承包105亩鱼塘,雇长工1人,临时工400多个,广州的高德良,做周生记太爷鸡,不到半年雇佣了6个帮工。
无论理论到支不支持,但实际情况已经遏制不住,个体经济山呼海啸般的涌来,辩论一直持续到82年。
当时年广久已经雇佣105人,日产瓜子9000斤,利润超过100万元。这时候邓工出来讲话了: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列举了年广久的例子。
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撕开的第一道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
正是有了这一道小口子,才有了现在2500万家民营企业,贡献5成的税收,6成的GDP和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占据7成,80%的就业率,新增就业率的90%。
1998年,年广久说他只感谢一个人,他就是邓小平。这自然是他应该感谢的。
六
仅以此文奉献给各位读者,在改革开放40周年际,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民主富强。
也祝大家在认清大势的同时,依然能够热爱生活。
村办企业领导早已归去,民营经济带头人斯人已逝,个体工商户代表仍然在享受晚年生活,和子孙们讲解一年的牢狱生涯。
在这个大时代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在大时代面前,我们都是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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