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识才学】 《古代学者论治学》

德识才学

德识才学是关于人才品质问题的一种心理观点。

德指道德品质，识指远见卓识，

才指聪明才智，学指知识技能。

认为只有具备德识才学四种品质的人，方可成为人才。唐刘知几首先提出，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唐书·刘知几传》)。清袁枚认为:"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此比喻说明了学才识三者的关系。清章学诚则在史学、史才、史识的基础上，提出史德的问题，"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者为难，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德识才学不只是史学人才应当具备，其他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也应当具备。

刘知几、曾国藩论德、识、才、学

作者：王义云

对于德、识、才、学，古人有许多精辟而独到见解。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对此曾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刘子玄传》）意思是说，治史的人要有才、学、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但世上罕见兼备这些才能的人，所以好的历史著作很少。一个人有学识没才能，就像愚笨的商人有钱却不能赚钱；能干但没有学问，就像能工巧匠没有好木材和好斧头，是做不出房子的。善的恶的必须都写下来，让骄君、贼臣知道厉害，这就是最好的了。这里的“才”是指历史学家对历史著作的表达水平；“学”是指其所应掌握的知识；“识”是指见识，即对历史的认识能力；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德，但“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就已经包含了历史学家应当具备的德的思想了，并且说“此为无可加者”，可见，做到德就是最好的了。刘知几通过这几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才、学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做到有德是最高境界。虽然是针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的，但实际上对所有治学者都有价值。

作为政治家的曾国藩则是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来论述。他认为识人、用人的总原则是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德”是指道德、操守；“识”是指眼光、见解；“才”是指才干、能力；“学”是指学问、资历。他又说，“德”和“才”相比，“德”为主，“才”为次。并形象地把“德”比作水之源头，“才”比作水之波浪；把“德”比作树木的根，“才”比作枝叶。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德才不能兼备，他宁愿要“才”差一点的，但是“德”要好。对于“学”与“识”，他认为“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学为辅”。一个人办大事，“识”是主要的，“学”是辅助的。他还引用诸葛亮的话，“才须学，学须识”，才能建立在学问的基础上，学问建立在见识的基础上。由此看来，在曾国藩的眼里，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排列的顺序是：“德”第一，“识”第二，“学”第三，“才”第四。这些观点对于为官者是很有启发的。

《古代学者论治学》作者:傅孙久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明确目的树立信心

学以明智、学以长德、学贵千金、天高可问、圣可勉成

第二章  业精于勤学宜发奋

刻苦发愤、精勤专一、持之以恒、爱日惜阴、劳逸结合

第三章  师友资益为学津梁

学必有师、论学取友、主善为师、取法务上、尊师重道

第四章  学求自得慎思明辨

学不废思、博闻强记、慎思明辨、质疑问难、 学博思远

第五章  学务真知注重实践

未达如眇、体察知真、学贵能用、注重实践、知行相资

第六章  博而不杂约而不漏

学海可济、学有宗旨、切忌孤陋、博聚约收、馈贫拯乱

第七章  为人为学相得益彰

进德修业、有益天下、坚韧不拔、严肃认真、谦虚谨慎

第八章  春华秋实贵在创新

守旧无功、继承发展、批判前进、巧运神思、德识才学

古代学者论治学—德识才学（下篇）

另外，才与学也有密切关系。刘知几指出: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致于货殖者炙。(《伯唐书·刘子玄传》

我们知道，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知识的积累上升转化为实际能力的结果。但是才对于学来说，它反过来又起着积极的促进和提高的作用。一个人所学的东西，如果不能消化升华，转化为实际才能，那么学的东西即使再多，犹如“良田百顷，黄金满氮”，也会成为僵死无用的东西，学也就不能前进。因此，在创新过程中，“有学”不能“无才”，有了“才”，方能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把渐次积累的创新素材上升为创新成果。

关于“学”。袁枚把学比喻为射箭中的!ff弓矢”，刘知几把学比喻为工匠手中的“极楠斧斤”，章学诚则又说学是指“人之功力，而非以名人之造诣”(《文史通义·杂说》)。因此概括起来说，’学主要是指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它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都离不开它。

刘知几在答郑惟忠问史才时还说到:“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掖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如果把才与学割裂开来，光有才而无学，就好象只有鲁班一样的才能，而缺乏建筑的工具和材料，堂皇富丽的宫室是永远建造不起来的。离开知识的积累，才是无从造就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过，“非学无以广才”。刘舰也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文心雕龙·事类》)刘知几自己也十分重视“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史通·杂述》)。这说明创新才能的培养不但要靠知识积累，而且要多方广泛的积累。识的培养锻炼也是这样。

魏僖指出: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身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事务，识时之所直。·“一故练识如练金，金百练则杂气尽而精光发。(《答施愚山侍读书》)不论是才或者识，这些素质都是从学习积累的过程中培养锻炼出来的。所以章学诚总结指出:“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也。”(《文史通义·文德》)又说:“才、学、识虽各有所长，而皆当以学副之。”(《文史通义·杂说》)他认为识与才这两项创新素质的造就都来源于学的深厚功力。学的功力深厚，才有可能具备相应的雄才卓识，三者之间相辅而相成。再就知识本身的积累过程来看，苏轼说得好:“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稼说送张唬》)

先有吸收，然后才能有释放，先有厚积，然后才能有薄发。所以，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乃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缺乏“学”这一基本素质便无从谈创新。最后说“德”。德主要是指理想、情操与品德。它也是学者在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素质。章学诚说:“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同上)他认为在学术上要取得成就，只具备才学识三种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德”。关于德的含义以及它同为学之间的关系，第七章已经说得很多了，此处不再赘述。总而言之，

古代学者认为，要进行创新，除了具备才、学、识三种素质而外，还必需具备“德”这一创新素质。有了“德”，才能使才、学、识三个方面的发展得到必要的保证;而“德”的修养又必需才、学、识三个方面的资益。这也就是说，只有德、识、才"、学四者兼备，相得益彰，才能使学者的创造性劳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对古代学者的治学论作一简单回顾，以为本节以及全书的小结了。由于德、识、才、学四种素质同创新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因果联系，要获得创新成果就得具备德、识、才、学四种创新素质，而德、识、才、学四者成熟具备，创新成果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另外，由于德、识、才、学四种素质的具备来自于治学的始终，来自于日将月就的渐次积累。—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把迫求有益于社会、有功于学术的创新成果作为治学的奋斗目标，那么应该说，所谓治学，实际上也就是学者有目的、有意识地逐渐培养锻炼德、识、才、学四者兼备的具体过程。

另外，才与学也有密切关系。刘知几指出: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致于货殖者炙。(《伯唐书·刘子玄传》

我们知道，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知识的积累上升转化为实际能力的结果。但是才对于学来说，它反过来又起着积极的促进和提高的作用。一个人所学的东西，如果不能消化升华，转化为实际才能，那么学的东西即使再多，犹如“良田百顷，黄金满氮”，也会成为僵死无用的东西，学也就不能前进。因此，在创新过程中，“有学”不能“无才”，有了“才”，方能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把渐次积累的创新素材上升为创新成果。

关于“学”。袁枚把学比喻为射箭中的!ff弓矢”，刘知几把学比喻为工匠手中的“极楠斧斤”，章学诚则又说学是指“人之功力，而非以名人之造诣”(《文史通义·杂说》)。因此概括起来说，’学主要是指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它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都离不开它。

刘知几在答郑惟忠问史才时还说到:“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掖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如果把才与学割裂开来，光有才而无学，就好象只有鲁班一样的才能，而缺乏建筑的工具和材料，堂皇富丽的宫室是永远建造不起来的。离开知识的积累，才是无从造就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过，“非学无以广才”。刘舰也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文心雕龙·事类》)刘知几自己也十分重视“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史通·杂述》)。这说明创新才能的培养不但要靠知识积累，而且要多方广泛的积累。识的培养锻炼也是这样。

魏僖指出: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身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事务，识时之所直。·“一故练识如练金，金百练则杂气尽而精光发。(《答施愚山侍读书》)不论是才或者识，这些素质都是从学习积累的过程中培养锻炼出来的。所以章学诚总结指出:“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也。”(《文史通义·文德》)又说:“才、学、识虽各有所长，而皆当以学副之。”(《文史通义·杂说》)他认为识与才这两项创新素质的造就都来源于学的深厚功力。学的功力深厚，才有可能具备相应的雄才卓识，三者之间相辅而相成。再就知识本身的积累过程来看，苏轼说得好:“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稼说送张唬》)

先有吸收，然后才能有释放，先有厚积，然后才能有薄发。所以，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乃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缺乏“学”这一基本素质便无从谈创新。最后说“德”。德主要是指理想、情操与品德。它也是学者在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素质。章学诚说:“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同上)他认为在学术上要取得成就，只具备才学识三种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德”。关于德的含义以及它同为学之间的关系，第七章已经说得很多了，此处不再赘述。总而言之，

古代学者认为，要进行创新，除了具备才、学、识三种素质而外，还必需具备“德”这一创新素质。有了“德”，才能使才、学、识三个方面的发展得到必要的保证;而“德”的修养又必需才、学、识三个方面的资益。这也就是说，只有德、识、才"、学四者兼备，相得益彰，才能使学者的创造性劳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对古代学者的治学论作一简单回顾，以为本节以及全书的小结了。由于德、识、才、学四种素质同创新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因果联系，要获得创新成果就得具备德、识、才、学四种创新素质，而德、识、才、学四者成熟具备，创新成果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另外，由于德、识、才、学四种素质的具备来自于治学的始终，来自于日将月就的渐次积累。—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把迫求有益于社会、有功于学术的创新成果作为治学的奋斗目标，那么应该说，所谓治学，实际上也就是学者有目的、有意识地逐渐培养锻炼德、识、才、学四者兼备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