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识才学
德识才学是关于人才品质问题的一种心理观点。
德指道德品质,识指远见卓识,
才指聪明才智,学指知识技能。
认为只有具备德识才学四种品质的人,方可成为人才。唐刘知几首先提出,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唐书·刘知几传》)。清袁枚认为:"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此比喻说明了学才识三者的关系。清章学诚则在史学、史才、史识的基础上,提出史德的问题,"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者为难,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德识才学不只是史学人才应当具备,其他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也应当具备。
刘知几、曾国藩论德、识、才、学
作者:王义云
对于德、识、才、学,古人有许多精辟而独到见解。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对此曾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刘子玄传》)意思是说,治史的人要有才、学、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但世上罕见兼备这些才能的人,所以好的历史著作很少。一个人有学识没才能,就像愚笨的商人有钱却不能赚钱;能干但没有学问,就像能工巧匠没有好木材和好斧头,是做不出房子的。善的恶的必须都写下来,让骄君、贼臣知道厉害,这就是最好的了。这里的“才”是指历史学家对历史著作的表达水平;“学”是指其所应掌握的知识;“识”是指见识,即对历史的认识能力;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德,但“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就已经包含了历史学家应当具备的德的思想了,并且说“此为无可加者”,可见,做到德就是最好的了。刘知几通过这几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才、学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做到有德是最高境界。虽然是针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的,但实际上对所有治学者都有价值。
作为政治家的曾国藩则是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来论述。他认为识人、用人的总原则是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德”是指道德、操守;“识”是指眼光、见解;“才”是指才干、能力;“学”是指学问、资历。他又说,“德”和“才”相比,“德”为主,“才”为次。并形象地把“德”比作水之源头,“才”比作水之波浪;把“德”比作树木的根,“才”比作枝叶。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如果德才不能兼备,他宁愿要“才”差一点的,但是“德”要好。对于“学”与“识”,他认为“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学为辅”。一个人办大事,“识”是主要的,“学”是辅助的。他还引用诸葛亮的话,“才须学,学须识”,才能建立在学问的基础上,学问建立在见识的基础上。由此看来,在曾国藩的眼里,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排列的顺序是:“德”第一,“识”第二,“学”第三,“才”第四。这些观点对于为官者是很有启发的。
《
古代学者论治学》作者:傅孙久
目录
前 言第一章 明确目的树立信心学以明智、
学以长德、
学贵千金、
天高可问、
圣可勉成第二章 业精于勤学宜发奋刻苦发愤、
精勤专一、
持之以恒、
爱日惜阴、
劳逸结合第三章 师友资益为学津梁学必有师、
论学取友、
主善为师、
取法务上、
尊师重道第四章 学求自得慎思明辨学不废思、
博闻强记、
慎思明辨、
质疑问难、 学博思远第五章 学务真知注重实践未达如眇、
体察知真、
学贵能用、
注重实践、
知行相资第六章 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学海可济、
学有宗旨、
切忌孤陋、
博聚约收、
馈贫拯乱第七章 为人为学相得益彰进德修业、
有益天下、
坚韧不拔、
严肃认真、
谦虚谨慎第八章 春华秋实贵在创新守旧无功、
继承发展、
批判前进、
巧运神思、
德识才学古代学者论治学—德识才学(下篇)
另外,才与学也有密切关系。刘知几指出: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致于货殖者炙。(《伯唐书·刘子玄传》
我们知道,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知识的积累上升转化为实际能力的结果。但是才对于学来说,它反过来又起着积极的促进和提高的作用。一个人所学的东西,如果不能消化升华,转化为实际才能,那么学的东西即使再多,犹如“良田百顷,黄金满氮”,也会成为僵死无用的东西,学也就不能前进。因此,在创新过程中,“有学”不能“无才”,有了“才”,方能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把渐次积累的创新素材上升为创新成果。
关于“学”。袁枚把学比喻为射箭中的!ff弓矢”,刘知几把学比喻为工匠手中的“极楠斧斤”,章学诚则又说学是指“人之功力,而非以名人之造诣”(《文史通义·杂说》)。因此概括起来说,’学主要是指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它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都离不开它。
刘知几在答郑惟忠问史才时还说到:“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掖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如果把才与学割裂开来,光有才而无学,就好象只有鲁班一样的才能,而缺乏建筑的工具和材料,堂皇富丽的宫室是永远建造不起来的。离开知识的积累,才是无从造就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过,“非学无以广才”。刘舰也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文心雕龙·事类》)刘知几自己也十分重视“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史通·杂述》)。这说明创新才能的培养不但要靠知识积累,而且要多方广泛的积累。识的培养锻炼也是这样。
魏僖指出: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身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事务,识时之所直。·“一故练识如练金,金百练则杂气尽而精光发。(《答施愚山侍读书》)不论是才或者识,这些素质都是从学习积累的过程中培养锻炼出来的。所以章学诚总结指出:“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也。”(《文史通义·文德》)又说:“才、学、识虽各有所长,而皆当以学副之。”(《文史通义·杂说》)他认为识与才这两项创新素质的造就都来源于学的深厚功力。学的功力深厚,才有可能具备相应的雄才卓识,三者之间相辅而相成。再就知识本身的积累过程来看,苏轼说得好:“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稼说送张唬》)
先有吸收,然后才能有释放,先有厚积,然后才能有薄发。所以,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乃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缺乏“学”这一基本素质便无从谈创新。最后说“德”。德主要是指理想、情操与品德。它也是学者在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素质。章学诚说:“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同上)他认为在学术上要取得成就,只具备才学识三种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德”。关于德的含义以及它同为学之间的关系,第七章已经说得很多了,此处不再赘述。总而言之,
古代学者认为,要进行创新,除了具备才、学、识三种素质而外,还必需具备“德”这一创新素质。有了“德”,才能使才、学、识三个方面的发展得到必要的保证;而“德”的修养又必需才、学、识三个方面的资益。这也就是说,只有德、识、才"、学四者兼备,相得益彰,才能使学者的创造性劳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对古代学者的治学论作一简单回顾,以为本节以及全书的小结了。由于德、识、才、学四种素质同创新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因果联系,要获得创新成果就得具备德、识、才、学四种创新素质,而德、识、才、学四者成熟具备,创新成果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另外,由于德、识、才、学四种素质的具备来自于治学的始终,来自于日将月就的渐次积累。—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把迫求有益于社会、有功于学术的创新成果作为治学的奋斗目标,那么应该说,所谓治学,实际上也就是学者有目的、有意识地逐渐培养锻炼德、识、才、学四者兼备的具体过程。
另外,才与学也有密切关系。刘知几指出: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致于货殖者炙。(《伯唐书·刘子玄传》
我们知道,才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知识的积累上升转化为实际能力的结果。但是才对于学来说,它反过来又起着积极的促进和提高的作用。一个人所学的东西,如果不能消化升华,转化为实际才能,那么学的东西即使再多,犹如“良田百顷,黄金满氮”,也会成为僵死无用的东西,学也就不能前进。因此,在创新过程中,“有学”不能“无才”,有了“才”,方能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把渐次积累的创新素材上升为创新成果。
关于“学”。袁枚把学比喻为射箭中的!ff弓矢”,刘知几把学比喻为工匠手中的“极楠斧斤”,章学诚则又说学是指“人之功力,而非以名人之造诣”(《文史通义·杂说》)。因此概括起来说,’学主要是指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它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都离不开它。
刘知几在答郑惟忠问史才时还说到:“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掖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如果把才与学割裂开来,光有才而无学,就好象只有鲁班一样的才能,而缺乏建筑的工具和材料,堂皇富丽的宫室是永远建造不起来的。离开知识的积累,才是无从造就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过,“非学无以广才”。刘舰也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文心雕龙·事类》)刘知几自己也十分重视“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史通·杂述》)。这说明创新才能的培养不但要靠知识积累,而且要多方广泛的积累。识的培养锻炼也是这样。
魏僖指出: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身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事务,识时之所直。·“一故练识如练金,金百练则杂气尽而精光发。(《答施愚山侍读书》)不论是才或者识,这些素质都是从学习积累的过程中培养锻炼出来的。所以章学诚总结指出:“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也。”(《文史通义·文德》)又说:“才、学、识虽各有所长,而皆当以学副之。”(《文史通义·杂说》)他认为识与才这两项创新素质的造就都来源于学的深厚功力。学的功力深厚,才有可能具备相应的雄才卓识,三者之间相辅而相成。再就知识本身的积累过程来看,苏轼说得好:“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稼说送张唬》)
先有吸收,然后才能有释放,先有厚积,然后才能有薄发。所以,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阅历的积累,乃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缺乏“学”这一基本素质便无从谈创新。最后说“德”。德主要是指理想、情操与品德。它也是学者在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的素质。章学诚说:“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同上)他认为在学术上要取得成就,只具备才学识三种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德”。关于德的含义以及它同为学之间的关系,第七章已经说得很多了,此处不再赘述。总而言之,
古代学者认为,要进行创新,除了具备才、学、识三种素质而外,还必需具备“德”这一创新素质。有了“德”,才能使才、学、识三个方面的发展得到必要的保证;而“德”的修养又必需才、学、识三个方面的资益。这也就是说,只有德、识、才"、学四者兼备,相得益彰,才能使学者的创造性劳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对古代学者的治学论作一简单回顾,以为本节以及全书的小结了。由于德、识、才、学四种素质同创新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因果联系,要获得创新成果就得具备德、识、才、学四种创新素质,而德、识、才、学四者成熟具备,创新成果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另外,由于德、识、才、学四种素质的具备来自于治学的始终,来自于日将月就的渐次积累。—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把迫求有益于社会、有功于学术的创新成果作为治学的奋斗目标,那么应该说,所谓治学,实际上也就是学者有目的、有意识地逐渐培养锻炼德、识、才、学四者兼备的具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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