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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莫大于辨邪正。
——《宋史》
西门豹是中国战国时期魏国人。生卒年不详。在魏文侯时任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区北18千米处）令。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战功。同时，他又是一位无神论者。民间流传着他很多破除迷信的小故事。
(晏子春秋)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县令。他到邺县，会集地方上年纪大的人，问他们有关老百姓疾苦的事情。这些人说：“苦于给河伯娶媳妇，因为这个缘故，本地民穷财尽。”西门豹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回答说：“邺县的三老、廷掾每年都要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搜刮钱财，收取的这笔钱有几百万，他们只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媳妇，而和祝巫一同分那剩余的钱。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女巫巡查时看到小户人家的漂亮女子，便说‘这女子合适作河伯的媳妇’。马上下聘礼娶去。给她洗澡洗头，给她做新的丝绸花衣，让她独自居住并沐浴斋戒；并为此在河边上给她做好供闲居斋戒用的房子，张挂起赤黄色和大红色的绸帐，这个女子就住在那里面，给她备办牛肉酒食。这样经过十几天，大家又一起装饰点缀好那个像嫁女儿一样的床铺枕席，让这个女子坐在上面，然后把它浮到河中。起初在水面上漂浮着，漂了几十里便沉没了。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担心大巫祝替河伯娶她们去，因此大多带着自己的女儿远远地逃跑。也因为这个缘故，城里越来越空荡无人，以致更加贫困，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长久了。老百姓中间流传的俗语有‘假如不给河伯娶媳妇，就会大水泛滥，把那些老百姓都淹死’的说法。”西门豹说：“到了给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希望三老、巫祝、父老都到河边去送新娘，有幸也请你们来告诉我这件事，我也要去送送这个女子。”这些人都说：“好。”
到了为河伯娶媳妇的日子，西门豹到河边与长老相会。三老、官员、有钱有势的人、地方上的父老也都会集在此，看热闹来的老百姓也有二三千人。那个女巫是个老婆子，已经70岁。跟着来的女弟子有10来个人，都身穿丝绸的单衣，站在老巫婆的后面。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媳妇过来，我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人们马上扶着这个女子出了帷帐，走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看了看这个女子，回头对三老、巫祝、父老们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大巫婆为我到河里去禀报河伯，需要重新找过一个漂亮的女子，迟几天送她去。”就叫差役们一齐抱起大巫婆，把她抛到河中。过了一会儿，说：“巫婆为什么去这么久？叫她弟子去催催她！”又把她的一个弟子抛到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说：“这个弟子为什么也去了这么久？再派一个人去催催她们！”又抛一个弟子到河中。总共抛了3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婆、弟子，这些都是女人，不能把事情说清楚。请三老替我去说明情况。”又把三老抛到河中。西门豹插着笔，弯着腰，恭恭敬敬，面对着河站着等了很久。长老、廷掾等在旁边看着的都惊慌害怕。西门豹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想再派一个廷掾或者长老到河里去催他们。这些人都吓得在地上叩头，而且把头都叩破了，额头上的血流了一地，脸色象死灰一样。西门豹说：“好了，暂且留下来再等他们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廷掾可以起来了，看样子河伯留客要留很久，你们都散了吧，离开这儿回家去吧。”邺县的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惊恐，从此以后，不敢再提起为河伯娶媳妇的事了。
西门豹接着就征发老百姓开挖了12条渠道，把黄河水引来灌溉农田，田地都得到灌溉。在那时，老百姓开渠稍微感到有些厌烦劳累，就不大愿意。西门豹说：“老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不可以和他们一起考虑事情的开始。现在父老子弟虽然认为因我而受害受苦，但可以预期百年以后父老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直到现在邺县都能得到水的便利，老百姓因此而家给户足，生活富裕。
求言非难，听之难；听之非难，察而用之难。
——《宋史》
邹忌，《史记》作驺忌子，齐人。田齐桓公时就任大臣，威王时为相，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号成侯，后又事齐宣王。
齐威王立志改革，思贤若渴。邹忌鼓琴自荐，被任为相国，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称成侯。他劝说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主张修订法律，监督官吏，严明赏罚，并选荐得力大臣坚守四境。推行的改革，使齐国力渐强。时势造就英雄，邹忌有才华有才干，大度且颇有君子风范，是齐威王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持政，出谋划策。
早在公元前378年，齐威王即位，当时据说他9年不理朝政。一天，他把邹忌召去弹琴消遣。邹忌只是大谈特谈乐理，就是不奏曲。齐威王不高兴地说：“您的乐理说到我的心坎里了，但光知道这些不够，还需审知琴音才行，请先生试弹一曲吧。”
邹忌说：“臣以弹琴为业，当然要尽心研究弹琴的技法；大王以治国为要务，怎么可以不好好研究治国大计呢？我抚琴不弹，就没法使您乐意，怪不得齐人瞧见大王拿着齐国的大琴，九年来没弹过一回，都不乐意呢！”
齐威王十分惊愕，和他大谈治国的道理，邹忌竟说得头头是道。于是齐威王拜他为相国，加紧整顿朝政。
此外，邹忌还以相貌著称，品德也十分受人夸赞。
这天早晨，身材修长、形貌漂亮的邹忌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照了照镜子后问妻子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
妻子说：“徐公哪有您美呢？”
邹忌想：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自己哪里比得上他呢？
他又问妾说：“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谁更美呢？”妾说：“徐公不如您美！”白天来了位客人，邹忌又把对妻、妾说的话再说了一遍。那客人恭恭敬敬地说：“徐公确实不如您美。”第二日，恰好徐公来访，邹忌对他横看竖看，觉得自己哪里有他美呢？晚上，他想了又想，最后明白了：“妻子说我比徐公美，是偏护我；妾说我比徐公美，是怕我；客人说我比徐公美，是想讨好我。”于是，邹忌上朝对齐王说：“臣确实自知不如城北的徐公美，但臣的妻子偏护我，臣的小妾怕我，臣的客人对我有所求，所以都说我比徐公美。由这件事，我联想到：我们齐国，地有千里方圆，城有一百二十。宫女左右，没有不怕大王您的；朝里的大臣，没有不偏护大王您的；齐国四境之内的人，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这样看来，大王所受的蒙蔽是多么厉害呀！”
齐威王听了邹忌巧妙的劝谏，觉得很对，就下令说：“以后不管是谁，凡是能当面指责我过失的，可以得最上等的赏赐；能用书面文字批评我的过失的，可以得中等的赏赐；能在大庭广众中非议我的，只要让我知道，就可得下等的赏赐。”这道命令颁布后不久，文武百官纷纷上朝来向齐威王提出很多意见，齐威王吸收合理的部分，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年之后，大家都觉得提不出什么意见了。齐国因此渐渐强盛起来。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经·小雅》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后被任为丞相。
秦国虽然在邯郸打了一次败仗，但是它的实力还很强。第二年（公元前２５６年）又进攻韩、赵两国，打了胜仗。后来，索性把挂名的东周王朝也灭掉了。秦昭襄王死去后，他的孙子秦庄襄王即位不到3年也死去，年才13岁的太子嬴政即位。
当时，秦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里。
吕不韦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地方的一个富商，因为帮助庄襄王取得王位，当上了相国。吕不韦当相国以后，也学孟尝君的样子，收留了大批门客，其中有不少是列国来的。
战国时期有许多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历史上把这种情况称做“百家争鸣”。吕不韦自己不会写书，他组织他的门客一起编写一部书，叫《吕氏春秋》。书写成后，吕不韦还派人把它挂在咸阳城门上，还发布告示，说谁能对这部书提出意见，不论添个字或者删掉个字，就赏金千两。这一来，他的名气就更响了。
秦王政年纪渐渐大起来，在他22岁那年，宫里发生一起叛乱，牵连到吕不韦。秦王政觉得留着吕不韦碍事，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又发现吕不韦势力不小，就逼他自杀。
吕不韦一倒台，秦国一些贵族、大臣就议论起来，说列国的人跑到秦国来，都是为他们本国打算，有的说不定是来当间谍的。他们请秦王政把客卿统统撵出秦国。
秦王政接受这个意见，就下了一道逐客令。大小官员，凡不是秦国人，都得离开秦国。
有个楚国来的客卿李斯，原是著名儒家学派代表荀况的学生。他来到秦国，被吕不韦留下来当了客卿。这一回，李斯也挨到被驱逐的份儿，心里挺不服气。离开咸阳的时候，他上了一道奏章给秦王。
李斯在奏章上说：“从前秦穆公用了百里奚、蹇叔，当了霸主；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了张仪，拆散了六国联盟；昭襄王有了范雎，提高了朝廷的威望，这四位君主，都是依靠客卿建立了功业。现在到大王手里，却把外来的人才都撵走，这不是帮助敌国增加实力吗？”
秦王政觉得李斯说得有道理，连忙打发人把李斯从半路上找回来，恢复他的官职，还取消了逐客令。
我们要的是明察的鉴赏，不是盲目的崇拜。
——闻一多
王充（前27~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
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但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遭黜斥，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由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家神学发展成为一种叫做谶纬的迷信学说，妖化了孔孟，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王充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证定是非”，他主张“问难”：“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大胆地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并具体地指出孔子之徒不能“极问”和孟子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的“极问”、“问难”，反对“信师是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王充还对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作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的人，“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有的儒生虽“能说一经”，但是“不好广观”，“守隅不览”，实际上变成“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的“目盲”、“耳聋”、“鼻痈”的人。这种人不注意实际事功，弄成“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成为无用之徒。王充尖锐地指出当时教育脱离实际、学用相违的弊病，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且他还正面提出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要“贵通”，“贵其能用之也”。也就是说，他主张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博览古今”，学用结合，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地“兴论立说”，具有独立见解，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的这种主张在教育史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充以大量的笔墨，无情地批驳了汉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调。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可以影响人和物，比如，“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但是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因为天至高大，人至卑小，人不能动天，就如同一枚小竹枝敲不响一个大钟，一只萤火虫烧不热一个鼎一样。风雨有时，寒暑有节，不会随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当时流传着“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祸福之应，皆天也”的说教，王充指出，这种说教是贤圣欲劝人为善而编造的，而一般人则把一些偶然巧合的事件当作必然的报应，因而盲目相信这种说教。汉儒声言楚惠王曾误食蚂蟥，由于他有仁德，得到了天的保佑，不但病不为伤，反而把原来的心腹之积也治好了。王充认为楚惠王并无仁德，而是一个不肖之主，如果天保佑他，是天佑不肖人也。王充以大量事例否定了天能赏善罚恶的神话，并发出质问：为什么那些谋财害命、鱼肉乡里的坏人皆得显达，富厚安乐？社会上何以多横怒而不罹祸，顺道而违福？在驳斥天能赏善罚恶的虚伪说教的同时，王充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实。汉儒为了神化帝王，拼命鼓吹君主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君主高兴，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王充对此据理反驳，指出春温夏暑，秋凉冬寒是自然现象，水旱之至，自有期节，君主喜怒时，连自己体内和室内的温度都影响不了，怎能影响整个天下呢？关于汉儒的灾异谴告，王充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夫变异自有占候，阴阳物气自有始终，国有灾异，与人染疾病是同一道理，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与谴告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虫吃谷物是地方官吏侵夺百姓所致，身黑头赤的虫子象征武官，身赤头黑的虫子象征文官，那么，虫子或时希出而暂为害，或常有而为灾，等类众多，应何官吏？那些威胜于官，取多于吏，武断乡曲而不当官的豪强，又用什么样的虫子代表呢？事实上，各种虫子生出有日，死极有月，使人君不罪其吏，虫犹自亡，这纯属自然现象，与政事无关。同样，老虎吃人也与官吏为奸毫无关系，儒生只不过利用了虎适食人，长吏遭恶这一巧合事件胡乱比附而已。如果说灾异是天对人君失政的谴告，那么，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就证明尧、汤也是恶君了。如果说天真能谴告失政的君主，它也就能有意识地任命像尧、舜那样有才德的圣君，可事实上，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如果天能以雷责怒于人，也就能以雷诛杀无道，然而自古以来，那些最为无道的人，并非死于雷诛，而是圣人兴师动众，将其伐灭的。王充引用老子之语，“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指出，谴告是统治腐败的产物，是儒生主观臆造的，“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样，王充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的存在，打碎了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给汉代妖妄荒诞的官方神学以沉重的一击。
见日月不为明白，闻雷霆不为聪耳。
——《孙子·形篇》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段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第—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长200千米，是连结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当时，清朝政府刚提出修筑的计划，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出来阻挠，他们都要争夺这条铁路的修筑权，想进一步控制我国的北部。帝国主义者谁也不肯让谁，事情争持了好久得不到解决。他们提一个条件：清朝政府如果用本国的工程师来修筑铁路，他们就不再过问。他们以为这样一要挟，铁路没法子动工，最后还得求助于他们。帝国主义者完全想错了，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位。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从北京到到张家口的铁路。消息一传出来，全国都轰动了，大家说这一回咱们可争了一口气。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原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外国著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至于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马上开始勘测线路。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儿马虎。‘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他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扛着标杆，背着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测绘。塞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还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不管条件怎样恶劣，詹天佑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卜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惹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的工程师失掉信心。
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数居庸关和八达岭两条隧道的工程最艰巨。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大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有居庸关隧道的3倍长。他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先从山顶往下打一口竖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外面两端也同时施工，把工期缩短了一半。
铁路经过青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么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詹天佑顺着山势，设计—种“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过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多了。京张铁路不满4年就全线竣工了，比原来的计划提早2年。这件事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今天，我们乘火车去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一座铜像，那就是詹天佑的塑像。许多到中国来游览的外宾，看到詹天佑留下的伟大工程，都赞叹不已。
不要迷信权威，人云亦云，要树立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
——谈镐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原名朱说。是北宋的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汉族，祖籍彬州(今陕西省彬县)，生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住在一个庙宇里读书，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上，天天只得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读书到深更半夜，实在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继续攻读。这样苦读了五六年，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揭发。没想到这件事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宋仁宗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宋夏战争发生以后，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在跟辽朝和西夏的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发生恐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召见，要他提出治国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不可能，准备一步一步来。但是，禁不住宋仁宗一再催促，就提出了10条改革措施，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官史一定要定期考核，按他们的政绩好坏提拔或者降职；
二、严格限制大臣子弟靠父亲的关系得官；
三、改革科举制度；
四、慎重选择任用地方长官。
还有几条是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等等。
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看了范仲淹的方案，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10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
但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等一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呆不下去，就自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就把他打发走了。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提起范仲淹，不禁使人想起他的名篇《岳阳楼记》，更叫人荡气回肠的是他的千古绝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这千古名句正是范仲淹一生为人做官的真实写照。
不管是当小官还是掌大权，他为官都是心怀社稷，廉洁奉公，以天下为己任，世人称他为“五胆忠臣”。
一胆：敢于指责朝政。宋仁宗时大兴土木，朝廷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城建造宫殿。范仲淹看到浩大的土木建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后，不顾他人劝阻，上书朝廷，直陈弊端和危害，引起了仁宗皇帝高度重视和警醒，立即停止了宫殿建设，并要求臣民“以仲淹为忠”。后来，他还针对朝政存在的问题，书写了《救弊十事》，令朝政为之一振。
二胆：敢于斗权贵。当时朝中权臣吕夷简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徇私舞弊，视范仲淹为眼中钉。他多次派人暗中威胁范仲淹勿言朝政、妄议国事，但范仲淹毫不惧怕，多次表示宁可舍去官位性命，也不姑息养奸。为治住范仲淹，吕夷简调任他管理关系盘根错节、矛盾错综复杂的开封府，想借皇亲国戚和官僚大臣，甚至那些贪官污吏的手，杀杀范仲淹的锐气。没想到范仲淹到任后，从清理弊端入手，敢于查处污吏，克服各种阻力，疏奏朝廷惩治，很快开封府“肃然称治”。
三胆：敢于举腐败。为了彻底揭露吕夷简等人任人唯亲、朋比为奸的做法，范仲淹深入调查，掌握了大量证据，疏奏给宋仁宗。并将吕夷简结党营私，提升贪官污吏的情况，绘成“百官图”呈献给皇帝，仁宗一眼就看清了贪官污吏们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又先后为皇帝书写了《帝王尚好》、《选贤任能》等政文，使朝政存在的腐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治理整顿。
四胆：敢于用清官。公元１０４３年，也就是庆历三年，范仲淹在抵抗西夏入侵中立下大功，调回京师任参知政事，领导进行“庆历新政”。范仲淹掌握一定权力后，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他采取职能业绩评定和群众评议的办法，对重要岗位的官吏进行了任职考核，很快一些庸碌、无能、腐朽的官吏被罢免，一些主事刻薄、惯于搜刮民财的贪官污吏被整治，特别是对那些具有皇亲国戚背景的官吏，范仲淹也是只管政绩不重关系，该撤的撤，该查的查，一时间官风大变。同时，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只要是克己奉公者都被提拔到重要位置。同时，为保证官吏正确使用权力，他还上奏朝廷制定了官吏考核办法，为仁宗时国富民强奠定了基础。
五胆：勇于不留财。范仲淹为政清明，个人生活十分节俭。官位渐高，日渐富贵后，他仍然是“非宾客不食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后来，当了大官，他始终坚持教育子孙要“知节俭，莫贪富贵”。晚年时，范仲淹没有把一生的积蓄留给子孙，而是广置义庄、义田和义宅，用来赈济穷苦群众。范仲淹６１岁时，子孙们劝他置第于洛阳，然后颐养天年，范仲淹听后坚辞说：“人若有道之乐，形骸可外而况室乎？吾将以薪俸有余者，赈济宗族。”后来，范仲淹还建义学使贫困者有了安身之处，子弟有受教就学之所。他６４岁去世时，“虽位充禄厚而以贫终其身”，“其殁之日，身无以为殓，死无以为丧”。
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
——《吕氏春秋》
关汉卿（约122~1241），元代杂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号已斋（一作一斋）、己斋叟。汉族，是大都人。
在元代，由于元世祖采取了许多发展生产的措施，元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十分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只使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地主官僚得到好处。为了满足蒙古贵族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军事的需要，元世祖还任用了一批管理财政的大臣，帮助他搜刮财富。这批大臣勾结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元王朝还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叫色目人，也就是西域各族和西夏人；第三等叫汉人，就是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叫南人，就是原来在南宋地区的各族人民。四个等级的人政治地位和待遇不同，汉人和南人受到百般歧视。
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贪污横行，冤案多得数也数不清。
元世祖死后，他的孙子铁穆耳即位，就是元成宗。元成宗时期，这种贪赃枉法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次，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官吏1.8万多人，冤案5000多件。
当时，在大都流行着一种戏剧，叫杂剧。一些有正义感的读书人，不满官府的黑暗统治，利用杂剧的形式来揭露官场的罪恶和社会的不平现象。
大都有个读书人叫关汉卿，从小喜爱音乐戏剧，会吹箫弹琴，还会唱歌跳舞。关汉卿在京城太医院当过官，可是他对医术不感兴趣，对编写剧本却特别热心。那时候，演戏的人社会地位很低，关汉卿却跟他们混得挺熟；有时候他自己也上场演出，扮个角色。因为他对音乐戏剧很有研究，所以编出的戏也就格外精采。
在大都，一班贵族和普通百姓都喜欢看戏，关汉卿编的戏剧不是为了光给贵族消闲作乐，而是常常帮百姓说话。他把看到的，听到的人民的悲惨遭遇，写进他的剧本里。《感天动地窦娥冤》（也叫《窦娥冤》），就是他的杰出的代表作品。
《窦娥冤》的主要人物是楚州地方一个贫苦女子窦娥。窦娥从小死了母亲，她父亲窦天章还不起债，又因为上京赶考，缺少盘费，把她卖给孤苦的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到蔡家没两年，丈夫就害病死了，只剩了窦娥和她婆婆两人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楚州有个流氓叫张驴儿，欺负蔡家婆媳无依无靠，跟他父亲张老儿一起，赖在蔡家，逼迫蔡婆婆嫁给张老儿。蔡婆婆软弱怕事，勉强答应了。张驴儿又胁迫窦娥跟他成亲，窦娥坚决拒绝，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
张驴儿怀恨在心。过几天，蔡婆婆害病，要窦娥做羊肚汤给她吃。张驴儿偷偷地在汤里下了毒药，想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窦娥把羊肚汤端给蔡婆婆喝。蔡婆婆接过碗，忽然要呕吐，不想喝，让给张老儿喝了。张老儿中了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就咽了气。
张驴儿毒死了自己父亲，把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告到楚州衙门。
楚州知府桃杌是个贪赃枉法的贪官，背地里被张驴儿用钱买通了，把窦娥抓到公堂讯问，逼她招认是她下的毒。窦娥受尽了百般拷打，痛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肯承认。
桃杌知道窦娥待她婆婆很孝顺，就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婆婆。窦娥想到婆婆年纪老，受不起这个酷刑，只好含冤招了供。
贪官桃杌把窦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把她押到刑场去处死。窦娥眼看没有申冤的地方，她满腔悲愤地咒骂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在临刑的时候，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3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气，窦娥被杀之后，一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地方大旱了3年。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官，窦娥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被处死刑，贪官桃杌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非亲身实验证明者，不可轻信。
——蔡元培
范缜是中国南朝齐、梁时思想家，无神论者。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曾任宁蛮主簿、尚书殿中郎、宜都太守、晋安太守。他曾同佛教有神论者进行了两次公开的论战。
南北朝时代，佛教渐渐盛行起来。南齐的朝廷里，从皇帝到大臣，都提倡佛教。南齐的宰相——竟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
萧子良在建康郊外的鸡笼山有一座别墅，他常常在那里招待名士文人，喝酒谈天。有时候，也请来一些和尚，到他那里讲解佛教的道理。萧子良还亲自给和尚备饭倒茶水。人家都认为他这样做有失宰相的体统，他却并不在乎。
有宰相一提倡，佛教的势力自然更大了。这些和尚宣传人死了以后，灵魂是不会死的。还说一个人的富贵或者贫贱，都是前世的因果报应，穷人受苦受罪，都是命里注定，没法抗拒的。
当时，有一个大胆的读书人名叫范缜，起来揭露这一说法是一种迷信，要大家别信那一套。
范缜的堂哥范云就是经常在萧子良家里走动的。萧子良听到范缜竟敢跟他唱对台戏，反对佛教，十分恼火，叫范云把范缜找到他家来。
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你倒说说，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富贵，有的人生下来就贫贱呢？”
范缜不慌不忙地说：“这没有什么奇怪。打个比方，人生好比树上的花瓣。花经风一吹，花瓣随风飘落。有的掠过窗帘，落在座席上面；有的吹到篱笆外，落在茅坑里。”
萧子良瞪着眼睛，一下子还听不懂范缜说的是什么意思。范缜接着说：“落在座席上就像您；落在茅坑里的，就像我。富贵、贫贱，就是这么一回事，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
范缜从萧子良那里回来，觉得虽然驳斥了萧子良，但是还没有把他反对迷信的道理说透彻，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神灭论》。文章里面说：“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作用。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哪里有什么精神呢？”
范缜在那篇文章里，还断定人死以后灵魂是不存在的，什么因果报应，都是骗人的话。
这篇文章一出来，朝廷上上下下都闹翻了天。一些萧子良的亲信、朋友，都认为非把范缜狠狠地整一下不可。萧子良又找了一批高僧来跟范缜辩论，但是范缜讲的是真理，那些高僧到底还是辩不过范缜。
有个佛教信徒王琰讽刺他说：“唉，范先生啊！您不信神灵，那您就连祖先的神灵在哪里也不知道了。”
范缜针锋相对地嘲笑王琰说：“可惜呀，王先生。您既然知道您的祖先神灵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去找他们呢。”
萧子良怕范缜的影响太大，会动摇大家对佛教的信仰。隔了几天，他派了一个亲信王融去劝说范缜，说：“宰相是十分赏识有才能的人的。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要做个中书郎，还不容易！何苦一定要去发这样违背潮流的议论呢。我真替您可惜。我看您还是把那篇背时文章收回了吧。”
范缜听了，仰起头哈哈大笑，说：“我范缜如果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求官，那么要做更大的官也不难，何在乎您说的中书郎呢。”
萧子良拿范缜没有办法，也只好由他去了。
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
——《晋书》
祖冲之，是我国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南北朝时期人，字文远。生于宋文帝元嘉六年，卒于齐昏侯永元二年。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
祖冲之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50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４６２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10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7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100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死后，他的儿子祖暅、孙儿祖皓都继承了祖冲之的事业，刻苦研究数学和历法。据说祖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全神贯注，连天上打响雷也听不到。他常常一面走路，一面思考问题。有一次，他在路上走，前面来了个大官僚徐勉。祖暅根本没有发觉，一头就撞在徐勉身上。等到徐勉招呼他，祖暅才像梦中惊醒一样，慌忙答礼。徐勉知道他研究出了神，也没有责怪他。
庸人之目，见利而不见害，见得而不见失。
——（清）张伯行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他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4岁的时候，父亲病死，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秆儿在泥地上划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书本。
欧阳修10岁的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只废纸篓里发现一本旧书，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到第一名。
欧阳修20多岁的时候，他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4年，才回到京城。
但他的直言不讳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有所收敛，当时范仲淹被排挤离开朝廷以后，他的同事富弼，因为支持新政，被诬陷是范仲淹的同党，丢了官职；韩琦替范仲淹、富弼辩护，也受到牵连。当时，有些人虽然同情范仲淹，但是不敢出头说话。只有谏官欧阳修大胆上书给宋仁宗说：“自古以来，坏人陷害好人，总是说好人是朋党，诬蔑他们专权。范仲淹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为什么要把他罢免？如果听信坏人的话，把他们罢官，只会让坏人得意，敌人称快！”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诬陷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
欧阳修当了10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
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
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才，经过他的赏识和提拔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6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言成事者，以功著而易显；谋几初者以理隐而难昭。
——《后汉书》
徐光启（1562~1633），是中国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汉族，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天主教徒，并且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
徐光启是上海人。在他出生之前，上海沿海一带遭倭寇骚扰十分严重。徐光启小时候，常常听他的父亲谈起当地人民英勇反抗倭寇侵略的情景，心里滋长起爱国的激情。
徐光启长大以后，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南京，听说那儿来了个欧洲传教士利玛窦（音ｄòｕ），经常讲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南京的一些读书人都喜欢跟利玛窦结交。徐光启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讲的科学道理，都是自己过去在古书上没有读到过的。打那时候起，他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主要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觉得要扩大传教，一定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那时候，明朝是不让教士到北京传教的。利玛窦要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帮他说话，他还到了北京，通过宦官马堂的门路，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自鸣钟。明神宗不懂得圣经，也不知道圣母是什么人。但是对新式自鸣钟，倒很感兴趣，命令马堂把利玛窦带进宫来。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本来是意大利人，为了夸耀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一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接触就很方便了。过了几年，徐光启考取了进士，也到了北京，在翰林院做官。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
有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要翻译成汉文很困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好书，您又愿意指教，不管怎样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出来。”
打那以后，徐光启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那时候，还没有人译过国外数学著作，要把原作译得准确，可不是件简单事。徐光启花了一年多时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译完成。除了《几何原本》之外，徐光启还跟利玛窦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后来，他又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学知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有一年，他父亲死去，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那年夏天，江南遭到一场水灾，大水把稻、麦都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徐光启为这个心里挺着急。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拿什么度荒呀！恰巧在这时候，有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就在荒地上试种起甘薯来，过了不久，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移植到江浙一带来了。今天江浙一带的人们能吃到甘薯还是徐光启的功劳呢。
明神宗的时候，国家爆发战争，杨镐统率的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几乎全部覆没，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震惊。大家齐集在宫门外，呼吁明神宗增加兵力，调拨军饷，抵抗后金。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熟识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哪料到朝廷各个部门腐败透了，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要人没人，要饷没饷，闲得没事干。后来，好容易领到一点军饷，到了通州，检阅了那儿招来的7000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2000人，更说不上精选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又回到京城，他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跟兵部尚书发生矛盾，徐光启被排挤出朝廷。
徐光启回到上海，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试验。后来，他把他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农政全书》。在这本书里，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农业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载，真可以称得上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呢！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后汉书》
科学的殉道士——乔尔丹诺·布鲁诺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诺拉镇。大概他幼年丧失父母，或者是家境贫寒，靠神甫们收养长大。这个穷孩子自幼好学，15岁那年当了多米尼修道院的修道士。全凭顽强自学，终于成为当代知识渊博的学者。这位勤奋好学、大胆而勇敢的青年人，一接触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立刻激起了他火一般的热情。从此，他便摒弃宗教思想，只承认科学真理，并为之奋斗终身。
布鲁诺信奉哥白尼学说，所以成了宗教的叛逆，被指控为异教徒并革除了他的教籍。公元1576年，年仅28岁的布鲁诺不得不逃出修道院，并且出国长期漂流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他四海为家，在日内瓦、图卢兹、巴黎、伦敦、维登堡和其他许多城市都居住过。尽管如此，布鲁诺仍然始终不渝地宣传科学真理。他到处作报告、写文章，还时常地出席一些大学的辩论会，用他的笔和舌毫无畏惧地积极颂扬哥白尼学说，无情地抨击官方经院哲学的陈腐教条。
布鲁诺的专业不是天文学也不是数学，但他却以超人的预见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他在《论无限、宇宙及世界》这本书当中，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恒的。在太阳系以后还有无以数计的天体世界。人类所看到的只是无限宇宙中极为渺小的一部分，地球只不过是无限宇宙中一粒小小的尘埃。
布鲁诺进而指出，千千万万颗恒星都是如同太阳那样巨大而炽热的星辰，这些星辰都以巨大的速度向四面八方疾驰不息。它们的周围也有许多像我们地球这样的行星，行星周围又有许多卫星。生命不仅在我们的地球上有，也可能存在于那些人们看不到的遥远的行星上……布鲁诺以勇敢的一击，将束缚人们思想达几千年之久的“球壳”捣得粉碎。布鲁诺的卓越思想使与他同时代的人感到茫然，为之惊愕！一般人认为布鲁诺的思想简直是“骇人听闻”。甚至连那个时代被尊为“天空立法者”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也无法接受，开普勒在阅读布鲁诺的著作时感到一阵阵头目眩晕！
布鲁诺在天主教会的眼里，是极端有害的“异端”和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施展狡诈的阴谋诡计，收买布鲁诺的朋友，将布鲁诺诱骗回国，并于公元1592年5月23日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宗教判所的监狱里，接连不断地审讯和折磨他竟达8年之久！
由于布鲁诺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学者，所以天主教企图迫使他当众悔悟，声名狼藉，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切的恐吓威胁利诱都丝毫没有动摇布鲁诺相信真理的信念。
天主教会的人们绝望了，他们凶相毕露，建议当局将布鲁诺活活烧死。布鲁诺似乎早已料到，当他听完宣判后，面不改色地对这伙凶残的刽子手轻蔑地说：“你们宣读判决时的恐惧心理，比我走向火堆还要大得多。”公元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上英勇就义了。
由于布鲁诺不遗余力的大力宣传，哥白尼学说传遍了整个欧洲。天主教会深深知道这种科学对他们是莫大的威胁，于是公元1619年罗马天主教会议决定将《天体运动论》列为禁书，不准宣传哥白尼的学说。
布鲁诺不畏火刑，坚定不屈地同教会、神学作斗争，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科学精神永存！1889年，人们在布鲁诺殉难的百花广场上竖起他的铜像，永远纪念这位为科学献身的勇士。
见利争让，见义争为，有不善争改。
——王通
天花，是一种蹂躏人类的可怕传染病。过去，因感染天花死亡的人成千上万。为了对付这种病魔，人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众所周知，现代人是通过接种牛痘的方法来抵御天花的。接种牛痘的创始人是18世纪的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他从产生在11世纪的宋朝时的“人痘”接种法（后来流传到欧洲）中得到启发，发明了牛痘接种法。再后来牛痘接种法又传遍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当今，人类终于消灭了可怕的传染病天花的时候，不禁不怀念牛痘接种法的创始人、伟大的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
1749年5月17日，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生于英国的格洛斯特，父亲是一个牧师。琴纳长大以后，立志学医。于是，他13岁那年，就被送到到留德洛夫医师那里当学生。琴纳勤勉地工作着，帮助留德洛夫诊疗病人达7年之久。
像许多科学的先驱者一样，他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研究地理，谙达诗文，精通乐器，喜爱雀鸟，还会制作气球。
勤奋的琴纳终于学成了！他获得了医学士的称号，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并开设了一家医院。
防治天花是当时医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那时天花是人类疾病中最可怕的一种。天花患者的死亡率达1/10，而幸存者也大都变成了麻子，许多人一谈到天花就谈虎色变。有人甚至认为，与其变成麻脸，倒不如死去。天花并不择人而染。乔治·华盛顿在1751年患上天花，虽没有因此而丧生，却从此变成了麻子。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死于天花。
事实上，在那时没有麻子的脸是少见的。女人如果没有麻子，仅仅这一点，比起那些不幸的人们来，就被认为是美丽的了。
每年发生好几次天花流行使琴纳感到难以应付，眼看病人痛苦地死去，医生也毫无办法。可是奇怪的是，只要得过一次天花，皮肤上留下疤痕的人再也不会得第二次天花。而且，患天花的尽是地主、神甫和农民，那些从事挤牛奶的姑娘却一次也没有患过病。
1718年，英国贵族梅丽·惠特尼·蒙塔古夫人从土耳其旅行回来说，土耳其人把症状轻的天花患者的疤疹液故意接种到自己的身上，接种后就会患轻度天花，却因此而获得了免疫力。梅丽夫人相信这种说法，并给自己的孩子接种。
实际上，中国在16世纪明朝隆庆年间，就发明了种痘术预防天花的方法了。到了17世纪，中国的种痘术传入俄国、土耳其、朝鲜和日本，传布到欧洲各国。一直到18世纪，在欧洲才发现了牛痘。
琴纳开设医院后不久，就对防治天花发生了兴趣。他也许听过梅丽夫人的实验，但也许毫无所闻。然而，他确实听到过家乡格洛斯特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即牛痘既可以传染给牛，也可以传染给人。那里的人们认为，牛痘和天花是不能同时并存的。
琴纳细想，自古以来挤奶姑娘和牧牛姑娘漂亮，她们没有麻脸。那么，牛痘和天花又有什么关系呢？果真牛痘预防了天花了吗？
琴纳决心要解答这一连串的问题，他以顽强的精神对牛痘研究了20多年。当时中国的种痘术已传到了欧洲，他仔细地阅读了有关种痘术的报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琴纳开始仔细地对家畜进行了观察，他观察了马的“水疵病”和牛的“牛痘”，最后得出结论。水疵病也好，牛痘也好，都是天花的一种。他也发现了得过一次天花而没有死去的病人，永远不再会得第二次天花的秘密：原来是只要患过一次天花不死，就能在身体内部获得了永久对抗天花的防护力量。天花不仅危害人类，同样也袭击牛群，几乎所有的奶牛都出过天花。挤奶姑娘和牧牛姑娘在和牛打交道的过程中，因感染上牛痘而具有抵抗天花的防疫力了。牛痘的秘密终于揭开了。琴纳决定给人们进行牛痘的人工接种来预防天花。
1796年5月17日，正是琴纳47周岁的生日。这天，琴纳的候诊室里一清早就聚集了许多好奇的人，决定性的实验时刻来到了。琴纳抱着对自己理论的充分信心，亲自承担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风险和责任进行人体实验。他从挤牛奶姑娘尼姆斯手上取出牛痘疮疹中的浆液，接种到一个8岁小男孩菲普斯的身上。2个月后，他再一次给这个儿童接种，不过这次不是牛痘，而是真正的天花浆液。结果那个儿童没有感染上天花，他确实获得了免疫力。为了慎重起见，琴纳还想再重复一次这个实验。为了找个明显的牛痘患者，他不得不等待了2年。两年的等待使他无比焦躁，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发表只实验过一次的研究成果，而是一直耐心地等待着。
1798年，琴纳终于又找到了一位牛痘患者，重复实验的结果也获得了成功。琴纳这才发表了自己的报告，宣布天花是可以征服的。
在拉丁语中，牛叫Vacca，牛痘叫Vaccina。因此，琴纳把通过接种牛痘来获得对天花免疫力的方法叫作Vaccination，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种痘”。
1797年，琴纳将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送到英国皇家学会时，曾遭到了拒绝。一年以后，琴纳自己筹集经费刊印发表了这些论文，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的表示坚决支持，有的怀疑，也有的反对。
在无数次实践的面前，一切怀疑、反对都被无情的事实所粉碎。天花可以用种牛痘的方法来预防，终于占据了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种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在欧洲迅速传开了。
1823年1月26日，伟大的医生琴纳在伯克利寓所停止了心脏跳动。
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
——蔡锷
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谥敬，亦称敬仲安徽颖上人，是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他辅佐齐国齐桓公，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针策略。他合理征收赋税，减轻农民负担，以达到“民富”、“民安”；改进国家管理体制，发展民间武装力量，并统一军政的领导；运用国家力量发展盐铁事业，增加财政收入；采取“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采取外交的主动权。
他秉政3年，齐国大治，成为“五霸之首”。管仲所以有所作为，除了自身的才干外，同鲍叔牙能够知人并无私地举贤荐能有关。管仲与鲍叔牙年轻时就是诤友。两人共同经商，分配盈利时，管仲私自多拿了一倍于鲍叔牙的财物。别人不平，鲍叔牙说，这不是管仲贪财，是因为他家里贫穷。两人一起领兵打仗，鲍叔牙身先士卒，亲冒矢石，管仲却冲锋在后，退却在前。别人议论，鲍叔牙说，这不是他怕死，是因为他家里有老母。鲍叔牙这种宽以待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管仲，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后来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发现管仲是个人才，便要他当了自己的谋士，而鲍叔牙呢，也偏偏被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小白看中，拜其为军师。两个好朋友各自辅助一个公子。可是好景不长，昏庸的齐襄公总是疑心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篡夺他的王位。就让手下的人找机会干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这两个公子听到了风声，公子纠带着管仲就跑到鲁国去了，公子小白也带着鲍叔牙跑到了莒国避难去了。
公元前686年的冬天，暴虐的齐襄公被手下的将士杀死，立他的一个弟弟公孙无知为齐国君王，他当了君王没几个月，就也被手下大臣给杀掉了，齐国当时是一片混乱。流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寄居在鲁国的公子纠得到消息后，都觉得自已继承王位的机会来了，急忙打点行装，要回国争夺王位。
管仲作为公子纠的军师及时提醒他：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离齐国很近，如果他先我们一步回到齐国，我们就没戏了，我看还是我先带一队人马去拦截公子小白，让鲁国派大将曹沫带另一队人马护送您回国。公子纠笑答：“好主意！”
当管仲带人马赶到莒国和齐国的交界处，正碰上鲍叔牙带领一队莒国人马护送公子小白飞驰而来。管仲上前拦住去路，公子小白说：“我回国办丧事去啊！”管仲说：“您的哥哥公子纠已经回到齐国操办此事了，我看您还是返回莒国好好呆着吧！”
鲍叔牙虽然和管仲平日有手足之情，但现在是各为其主啊！他瞪着眼睛喝斥管仲：“我们公子回国有自己的事情，如果公子纠真的回到了齐国，那你干嘛带人来拦截我的主公呢？”管仲谎言被揭，脸色通红，一时无言以对。
鲍叔牙不敢耽搁，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管仲见状急得要命，于是他心一横，搭弓取箭，朝着车上的公子小白用力射去，小白大叫一声，栽倒在车上，管仲见大功告成，便带着人马飞逃而去。没想到管仲这一箭恰好射在公子小白的带钩上，一点没伤到人，但他知道管仲的箭法利害，要是再补上一箭他就没命了，于是他才大叫一声装死倒在车里。见管仲跑了，他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鲍叔牙见公子小白平安无事，大喜！立刻命部队抄小路向齐都全力疾弛。
管仲自以为射死了公子小白，就不慌不忙地护送公子纠向齐国进发，结果到齐、鲁边界的时侯，一个齐国的使者拦住了他们的车马，使者说：我奉齐国新君王公子小白之命，前来通知鲁国，请你们不必送公子纠回国了。
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帮助下登上了齐国君王的宝座后，称为齐桓公，后来成为春秋时期五位霸主之首。鲍叔牙帮公子小白登上王位又帮他杀了公子纠，齐桓公感念他的忠心和所立的大功，要任命他做国相，没想到鲍叔牙死活不肯接受，他说：“以前我帮君王做了些事情，那全是凭我对您的忠心而竭尽全力的，现在您要把国相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我，这绝不是仅仅凭我的忠心就可以做好的，您该找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才行啊！”齐桓公说：“在我手下的大臣中，还没发现比你更出众的人才呢！”鲍叔牙说：“我举荐一个人保证能帮您成就一番霸业！”齐桓公急忙问他：“这个人是谁呢？”鲍叔牙笑着说：“此人就是我的老朋友——管仲，我把他从鲁国要回来，就是要他帮您的！”
齐桓公一听就火了，他拍案而起，说：“这小子拿箭射过我，这一箭之仇我还没报呢，你反而让我来重用他？我不把他杀了就不错了！”鲍叔牙恳切地说：“管仲不顾一切地为公子纠卖命，用箭来射杀您，这不正好说明他对他的主子是一个非常讲忠义的人吗？各为其主是起码的做人准则，他当时那样做没什么不对的，现在要治国了，若论才华，他远远超过我鲍叔牙啊！您要成就霸业，非得到管仲的辅佐不成。您现在不计前嫌地重用他，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心踏地的为您卖命啊！”
齐桓公是个很有肚量的人，为了齐国的利益，他还是听了鲍叔牙的劝说，断然弃忘前嫌，拜了管仲为国相。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
——（宋）陆九渊
祁奚，字黄羊。本是晋国公族，姬姓，他的本名似应叫做高梁奚。但因其采地（食邑）封在祁邑，所以，以地名为姓氏，史称祁奚。他有着丰富的为臣经验，治世谋略，素养了良好的以国为重，不挟私见、私怨的良臣品德。祁奚是春秋中叶晋国的著名大夫，以“内举不辟亲，外举不辟仇”，为国举荐贤臣良仕而饮誉天下，名传青史。
祁奚所处的时代，是周天子一代不如一代，无力统驭天下，大权旁落的时代；是“春秋无义战”，大国争霸，强者为伯，挟天子令诸侯的时代；也是晋文公称霸中原后，其子孙后代政治上无所建树，朝政日趋腐败，晋国面临危机日重的时代。恰在这时，荒淫奢侈的晋厉公死于非命，晋悼公临位。悼公立志要复兴文公霸业，重振晋国国威。他重整吏治，调整百官，任贤用能，久以贤良称著、无私饮誉的祁奚，遂被推任为中军尉，以羊舌职为其辅佐。3年之后，年愈半百的祁奚，觉得自己年老力衰，精力不济，恐有负国家希冀，阻塞贤才仕途，便以年迈告老，请求悼公另选良臣。
悼公见他辞恳言切，便准他告老并请他推荐继任者。于是，祁奚举荐了解狐。当时的人们都知道解狐与祁奚有私仇，悼公遂问：“解狐不是与你有仇吗？”祁奚答道：“公是问我谁可以胜任此职，又没有问我他与我有仇否！”然而，解狐尚未到职，便一命呜呼。悼公请祁奚再行举荐。祁奚这次说：“祁午可以继任此职。”悼公问：“祁午不是你的儿子么？”祁奚坦然回答：“公让我推荐的是适合此职之人，又没有问他是否为我的儿子！”没过多长时间，任中军尉辅佐之职的羊舌职死了。悼公又请祁奚举荐合适人选。祁奚举荐了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悼公对祁奚所荐之人，统统给以录用，于是，两个儿子，分别接替了两个老子的职位，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为中军尉佐。
事后有人对悼公说：“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祁午自幼好学而不戏，守业而不淫；成年后，和安而好敬。每临大事，镇定自若，非义不举。他父亲举荐他是对的。”鲁国的孔子得知此事后，赞扬说：“祁奚是个善于举荐贤良的能臣啊。他推举仇人，不是为取媚于天下；举荐儿子，不是因为偏爱己私；举荐辅佐，也不是结伙营党，完全是为国荐贤，唯才是举。”公元前557年，悼公去世，平公登基后，即擢祁奚为公族大夫。
平公六年（前552），范士丐为正卿主持国政，驱逐公族栾盈，杀羊舌虎，囚禁羊舌肸（叔向）。乐王鲋去监狱探望，见到羊舌肸，告诉他说：“我要为你对平公说情，请他释放你。”羊舌肸拒绝说：“这事必须请祁奚大夫！”羊舌氏的家臣问羊舌肸说：“乐王鲋是晋侯的随臣，他愿为你向晋侯求情，肯定能够成功。为什么还一定要请祁奚？”羊舌肸说：“乐王鲋从不敢违抗主公的意愿，他的意见晋侯不会采纳的。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他不会独独遗弃我而不顾。”果然已经告老休息的祁奚，听说羊舌肸因兄罪被囚，立刻乘坐“传车”由祁直奔晋都拜见范士丐说：“《诗经》说：‘赐给我们的恩惠没有边际，子子孙孙永远保持它。’《尚书》说：‘智慧的人有谋略训诲，应当相信和保护。’羊舌肸长于谋划而少有过错，教诲别人而不知疲倦，他是国家的柱石，即便是他的十代子孙有过错，也还要赦免，以此来勉励有能力的人为国家效命。现在一旦因兄罪而得祸，便要被处死，难道不会使人困惑吗？鲧被流放而死，他的儿子禹却兴起；伊尹放逐太甲，后来又做了他的宰相，太甲始终没有怨恨他；管叔、蔡叔因叛乱而被杀，其兄周公却能辅佐成王，匡复天下。现今羊舌肸却要因其兄羊舌虎有罪而被囚被杀？你要做善事，谁敢不努力，多杀人干什么？”范士丐听罢祁奚之言，面露喜色，送祁奚乘车而去，然后释放了被株连的羊舌肸。出于公心的祁奚虽然拯救了羊舌肸，却并不与之相见，直奔家乡。羊舌肸获释后也没有告诉祁奚，以示感谢，而是直接去朝见晋侯。这就是先有不隐亲仇，为国荐贤；后而不图恩报，为国保贤的晋国鲠臣祁奚名载史册的二三事。用祁奚的所作所为，鞭策教诲每一个身负国事的后人，至今看来仍有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我们为古人树碑立传，决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行为，而是以史为镜，以正为本，不图虚名，不事浮华，有功不居，有过必改，成为一个踏实务实，德行兼具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祁奚其人，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效仿的鲠宦良臣。他的品行至今都极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结晶。
不审不聪则谬，不察不明则过。
——《管子·宙合》
廉颇,是战国末期赵国名将。山东德州陵县人，汉族，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家。他是战国末期赵国的名将，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蔺相如（前329~前259），是战国时赵国大臣，今河北曲阳人,一说山西临汾人,官至上卿，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战国时期的政治家。
在战国末期，秦昭襄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接连侵入赵国边境，占了一些地方。公元前２７９年，他又耍了个花招，请赵惠文王到秦地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去会见。赵惠文王开始怕被秦国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反倒是向秦国示弱。
赵惠文王决定硬着头皮去冒一趟险。他叫蔺相如随同他一块儿去，让廉颇留在本国辅助太子留守。
为了防备意外。赵惠文王又派大将李牧带兵5000人护送，相国平原君带兵几万人，在边境接应。
到了预定会见的日期，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并且举行了宴会，高兴地喝酒谈天。
秦昭襄王喝了几盅酒，带着醉意对赵惠文王说：“听说赵王弹得一手好瑟。请赵王弹个曲儿，给大伙儿凑个热闹。”说罢，真的吩咐左右把瑟拿上来。
赵惠文王不好推辞，只好勉强弹一个曲儿。
秦国的史官当场就把这事记了下来，并且念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弹瑟。”
赵惠文王气得脸都发紫了。正在这时候，蔺相如拿了一个缶（一种瓦器，可以打击配乐），突然跪到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挺会秦国的乐器。我这里有个瓦盆，也请大王赏脸敲几下助兴吧。”
秦昭襄王勃然变色，不去理他。
蔺相如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说：“大王未免太欺负人了。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可是在这五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身上去！”
秦昭襄王见蔺相如这股势头，十分吃惊，只好拿起击棒在缶上胡乱敲了几下。
蔺相如回过头来叫赵国的史官也把这件事记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见蔺相如竟敢这样伤秦王的体面，很不服气。
有人站起来说：“请赵王割让15座城给秦王上寿。”
蔺相如也站起来说：“请秦王把咸阳城割让给赵国，为赵王上寿。”
秦昭襄王眼看这个局面十分紧张。他事先已探知赵国派大军驻扎在临近地方，真的动起武来，恐怕也得不到便宜，就喝住秦国大臣，说：“今天是两国君王欢会的日子，诸位不必多说。”
这样，两国渑池之会总算圆满而散。
蔺相如两次出使，保全赵国不受屈辱，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聊，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头上来了。哼！我见到蔺相如，总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这句话传到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
有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坐车出门，正是冤家路窄，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叫赶车的退到小巷里去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
这件事可把蔺相如手下的门客气坏了，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事。
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势力大？”
他们说：“当然是秦王势力大。”
蔺相如说：“对呀！天下的诸侯都怕秦王。为了保卫赵国，我就敢当面责备他。怎么我见了廉将军倒反怕了呢。因为我想过，强大的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趁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容让点儿。”
有人把这件事传给廉颇听，廉颇感到十分惭愧。他就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鲁人，见识少，气量窄。哪儿知道您竟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责打我吧。”
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两个人都激动得流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在他们的辅佐下，赵国也越来越强大了。
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
——（宋）欧阳修
触龙，也叫触詟。战国时赵国大臣。官左师。赵孝成王新立，太后掌权，秦急攻赵。赵求救于齐。齐欲以太后所爱少子长安君为质，太后不肯，他进谏说“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太后为其所动，即遣长安君到齐为质。
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孝成王继承王位，因为年纪轻，所以由太后执政。这个赵太后即赫赫有名的赵威后。当时的赵国，虽然有廉颇、蔺相如、平原君等人辅佐，但国势已大不如前。而秦国看到赵国正在新旧交替之际，国内动荡不安，孝成王又年少无知，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派遣兵将“急攻之”，一举攻占了赵国的三座城池，赵国危在旦夕，太后不得不请求与赵国关系密切的齐国增援。齐王虽然答应出兵，但提出赵国必须派太后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作人质。
长安君是赵太后最疼爱的小儿子，做人质要寄人篱下，在那个动荡战乱的年代，人质的性命常常很难保证。所以对于齐国的要求，赵太后断然拒绝。
赵国的大臣们都十分着急，纷纷劝说太后答应齐国的条件，太后非常生气，宣下旨意：“谁再来劝我让长安君去做齐国的人质，我就啐他一脸。”大家一看，都不敢再开口了。
秦国的进攻日益加紧，赵国安全危在旦夕，老臣触龙看在眼里，十分忧虑，决定冒险再劝一次太后。太后听说后，怒气冲冲地在大殿等他。
触龙故意小步缓慢地走上殿堂，先谢罪说：“老臣的脚有毛病，不能快走，非常失礼。很久没有来拜见太后您了，担心您的身体，今天特来问候！”
看到触龙老态龙钟的样子，太后不忍苦着脸，跟着感慨道：“我现在进出也要靠车子才行了，我们都老喽！”
“那吃饭还好吗？”触龙很关切地问。
“只能喝些稀粥，成天这么多的烦心事，哪里有胃口啊！”
“我的胃口也不好，但我还坚持散散步，每天走二三里路，增加点食欲。”
“唉，我可做不到。”太后叹了口气，脸色好多了，先前的怒气基本看不到了。
这时触龙用恳求的语调说：“太后，老臣有个儿子叫舒祺，排行最小，不成材，但老臣很喜欢他，老臣想请求您让他当一名侍卫，也算为国家出些力。”
“好啊，他几岁啦？”
“15岁，虽然还不大，但我想趁我活着的时候先安排好。”
“哈哈，原来男人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太后笑了。
“当然，我喜欢这个小儿子比他妈妈还多呢。没办法，天下父母心嘛。”
太后很开心，谈话的气氛越发缓和了。
这时，触龙趁机说：“老臣认为太后疼爱女儿燕后比长安君要多。”
“这怎么可能？”太后睁大了眼睛。
触龙很感慨地说：“父母疼爱儿女，总是替他们做长远的打算。当年你送燕后远嫁外地，她也哭个不停，不愿意远离家乡；出嫁后，您非常想念她，但每次祭祀时总是祈祷她不要回国，好好当她的王后。这不是替她做长远打算，让她的子孙世代继承王位吗？”
“是啊！”太后点头说。
触龙进一步说：“您想过没有，三代以前，甚至赵国的开国重臣，现在子孙还封侯的还有吗？”
“没有了。”太后想了一下说。
“是那些封侯人的子孙都不好吗，没有能力吗？不是的。关键是他们没有功劳。没有功绩却享受很高的俸禄，有很高的地位，时间长了就难服众啦。现在你宠爱长安君，可以提高他的地位，赐予他土地与财宝，可你不让他为国立功，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什么服众呢？所以我认为您没有替长安君长远打算，说您对他的爱不如对燕后的爱。”
一席话，让赵太后醒悟了，她改变了想法，同意长安君到齐国为人质，让他为解决赵国的危机出力。齐国很快出兵，击退了秦军，赵国平安了。
容人之过，却非顺人之非。
——（清）陈宏谋
孟子的母亲姓仇，父亲名叫孟激，字公宜，是一位怀才不遇的读书人，他为更大的发展，光耀门媚，抛别娇妻稚子，远赴宋国游学求仕，3年后，带给孟母的是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从此孤立无援的孟母开始了坎坷的人生旅途。她下定决心，要凭着自己的双手谋取衣食所需，更要以自己的力量，把独生儿子教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孟母不只是小心翼翼地注意儿子起居冷暖，更不厌其烦地以“言教”和“身教”来完善儿子的人格。大体上一个人的基本人格是在6岁以前基本形成的，从此根深蒂固。6岁以后，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自然而然就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使原本已经塑造完成的脆弱人格模式，遭逢强烈的试炼和考验，这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环境十分重要。
孟家原在马鞍山下的凫村，山麓坟茔处处，村中儿童追逐嬉戏，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也三五成群地模仿大人们的礼仪，扮演丧葬的过程，孟母突然发现，一向伶俐听话的儿子，已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孟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可也不能老是把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家里，唯一办法就是变更居住环境。从此为了给儿子寻找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孟母开始了漫长的迁居活动，至今还留传下“孟母三迁”的美谈。
经过一番周折，孟家母子从凫村迁到了10里外的庙户营村，这里是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每逢1、3、5、7、9单日，远远近近的百姓们，手拎肩挑一些自己的土产来到集市交易，讨价还价，喧嚣热闹，这场面对孩子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耳濡目染，孟子和其他一些孩子也学会了锱铢必较的模样。孟母忐忑不安，住了半年又再次迁居。
孟母既不愿儿子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不屑于儿子沾染唯利是图的市侩气，她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儿子成长的环境，她第三次把家搬到了邹城的学宫附近，虽然房子漱隘不堪，但是孟母带着儿子还是安安心心地定居下来。
学宫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都给附近居民不少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初解人事的孩子们，常群集在大树底下，演练学宫中揖让进退的礼仪，有模有样，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使得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深处大为高兴：“这才是孩子们最佳的居住环境！”她由衷地发出感叹。
做人要求诚实，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市集旁居住时，东邻有人杀猪，孟子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漫应：“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忍痛在捉襟见肘的生活费中，拨出一部分钱买了一块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孟子具有天生的灵性与慧根，但也有一般幼童共有的怠情贪玩习惯。有一天，孟子竟然逃学到外面玩了半天。当儿子回家时，孟母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剪刀，将织成的一段锦绢咔嗒咔嗒，拦腰剪成两段，就在孟子惊愕不解时，孟母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剪断织绢！一个君子学以成名，问则广知，所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你今天不读书，就不可以离于祸患，今后永远就只做一些蝇营狗苟的小事，中道废而不为，怎么能衣其夫子，而不乏粮食呢？”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督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从此孜孜汲汲，日夜勤学不息。
春秋战国时代，学术风气蓬勃发展，诸子百家争奇斗胜，使人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择才好，然而孟母有她坚决的主张，无视于老庄的玄虚，不屑于杨朱的功利，唯独醉心于孔子的忠恕之道，亲自寻寻觅觅，终于在孔门诸子中为孟子找到启蒙老师。
当时孔子的孙子孔极，字子思，正在曲阜设馆教授六艺，远近学子纷纷负笈前往就教，孟子15岁时，在孟母的鼓励下，由邹城来到了曲阜。从此正式接受到儒学的精髓，子思对孟子青睐有加，对左右说：“孟孺子性乐仁义，言称尧舜，世所稀有也。”从此孟子在子思门下埋头读了5年，学问德业，突飞猛进，终于继承了孔子的衣钵。
孟母对儿子的教育无微不至，即使在成亲之后，夫妇相处之道，还得烦劳老母为他操心，古《烈女传》记载：孟妻由氏在卧室内裸袒身躯走动，孟子勃然不悦，由氏认为丈夫太过见外，就求婆婆解说。长期以来，孟子对自己的妻子总是不满，认为她太过倨傲，竟有意休妻。孟母对儿子晓以大义：“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所以致敬也。将上堂，声先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所以恐见人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袒而在内，踞而视之，是汝非礼也，非妇无礼也。”孟子深感自己孟浪，于是心中芥蒂尽除，与妻子和乐相处如初。
孟母一生操劳，身体十分硬朗，对于孟子的照顾及督教也毫不放松，除了孟子周游列国那一段时日以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了奉养老母，担任齐国一个消闲的教授职务，而不忍远离故国谋求更大的发展。
在齐国，孟子多次向当政者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齐宣王虽然以年禄10万钟来酬谢孟子，但却不肯积极地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对此，孟子如是说：“君子称身就位，不为苟得而受赏。”孟子不贪荣禄，他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孟子理想的去处是宋国，但为了奉养老母而一再迁延，光阴荏苒，悠忽30年岁月过去了，孟母已经年逾古稀，而孟子也已是知命之年，整日长吁短叹，闷闷不乐，孟母问明原因，又对儿子说出了一段千古名言：
“夫妇人之礼，精五味，擅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己，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
三言两语就把孟子心中的积虑一扫而空，于是孟子再次周游列国，受到了空前的尊敬与欢迎，可惜就在儿子扬眉吐气的时候，孟母却一瞑不视。在归葬故乡——马鞍山时，过去的乡邻争相在路旁祭奠，极尽哀思。如今在山东省邹城县北20里的马鞍山麓，还留有古柏森森的孟母墓，历代都有石刻颂扬她的坚贞志节与慈母风范，并建有孟母祠。
作为一位女性，孟母的伟大之处岂止“精五味，置酒浆，养舅姑，缝衣裳，”以及“三从之道”，她更重要是能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按阶段给予不同程度的教育，她是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儿子的前程，“孟子能成为“亚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多得力于他的母亲。孟子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她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以至于约礼、成金，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既成就了孟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本人也成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属于典型的中国良母。
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
——《汉书》
孟尝君，名田文（?~前279），中国战国四公子之一，自幼在邻居家放牛。汉族，齐国宗室大臣。其父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么儿、齐宣王的异母弟弟，曾于齐威王时担任要职，于齐宣王时担任宰相，封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权倾一时，谥为靖郭君。田婴死后，田文继位于薛，是为孟尝君，以广招宾客，食客三千闻名。
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为了拆散齐楚联盟，他使用两种手段。对楚国他用的是硬手段，对齐国他用的是软手段。他听说齐国最有势力的大臣是孟尝君，就邀请孟尝君上咸阳来，说是要拜他为丞相。
孟尝君是齐国的贵族，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他门下来的，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人叫做门客，也叫做食客。据说，孟尝君门下一共养了3000个食客。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没有什么本领，只是混口饭吃。
孟尝君上咸阳去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大帮门客。秦昭襄王亲自欢迎他。孟尝君献上一件纯白的狐狸皮的袍子作见面礼。秦昭襄王知道这是很名贵的银狐皮，很高兴地把它藏在内库里。
秦昭襄王本来打算请孟尝君当丞相，有人对他说：“田文是齐国的贵族，手下人又多。他当了丞相，一定先替齐国打算，秦国不就危险了吗？”
秦昭襄王说：“那么，还是把他送回去吧。”
他们说：“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不少日子，秦国的情况他差不多全知道，哪儿能轻易放他回去呢？”
秦昭襄王就把孟尝君软禁起来。
孟尝君十分着急，他打听得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一件银狐皮袍。”
孟尝君和手下的门客商量，说：“我就这么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里还能要得回来呢？”
其中有个门客说：“我有办法。”
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王宫，找到了内库，把狐皮袍偷了出来。
孟尝君把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释放回去。秦昭襄王果然同意了，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回去。
孟尝君得到文书，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他怕秦王反悔，还改名换姓，把文书上的名字也改了。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关上要到鸡叫的时候才许放人。大伙儿正在愁眉苦脸盼天亮的时候，忽然有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起来了。
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
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孟尝君已经走远了。
孟尝君回到齐国，当了齐国的相国。他门下的食客就更多了。他把门客分为几等：头等的门客出去有车马，一般的门客吃的有鱼肉，至于下等的门客，就只能吃粗菜淡饭了。有个名叫冯谖（一作冯煖）的老头子，穷苦得活不下去，投到孟尝君门下来作食客。孟尝君问管事的：“这个人有什么本领？”
管事的回答说：“他说没有什么本领。”
孟尝君笑着说：“把他留下吧。”
管事的懂得孟尝君的意思，就把冯谖当作下等门客对待。过了几天，冯谖靠着柱子敲敲他的剑哼起歌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呀！”
管事的报告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照一般门客的伙食办吧！”
又过了5天，冯谖又敲打他的剑唱起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孟尝君听到这个情况，又跟管事的说：“给他备车，照上等门客一样对待。”
又过了5天，孟尝君又问管事的，那位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管事的回答说：“他又在唱歌了，说什么没有钱养家呢。”
孟尝君问了一下，知道冯谖家里有个老娘，就派人给他老娘送了些吃的穿的。这一来，冯谖果然不再唱歌了。
孟尝君养了这么多的门客，管吃管住，光靠他的俸禄是远远不够花的。他就在自己的封地薛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向老百姓放债收利息，来维持他家的巨大的耗费。
有一天，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城去收债。冯谖临走的时候，向孟尝君告别，问：“回来的时候，要买点什么东西来？”
孟尝君说：“你瞧着办吧，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
冯谖到了薛城，把欠债的百姓都召集拢来，叫他们把债券拿出来核对。老百姓正在发愁还不出这些债，冯谖却当众假传孟尝君的决定：还不出债的，一概免了。
老百姓听了将信将疑，冯谖干脆点起一把火，把债券烧掉。
冯谖赶回临淄，把收债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孟尝君。孟尝君听了十分生气：“你把债券都烧了，我这里3000人吃什么？”
冯谖不慌不忙地说：“我临走的时候您不是说过，这儿缺什么就买什么吗？我觉得您这儿别的不缺少，缺少的是老百姓的情义，所以我把‘情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地说：“算了吧！”
后来，孟尝君的声望越来越大。秦昭襄王听到齐国重用孟尝君，很担心，暗中打发人到齐国去散播谣言，说孟尝君收买民心，眼看就要当上齐王了。齐湣王听信这些话，认为孟尝君名声太大，威胁他的地位，决定收回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被革了职，只好回到他的封地薛城去。
这时候，3000多门客大都散了，只有冯谖跟着他，替他驾车上薛城。当他的车马离开薛城还差100里的时候，只见薛城的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迎接。
孟尝君看到这番情景，十分感触。对冯谖说：“你过去给我买的‘情义’，我今天才看到了。”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
——《孟子》
魏武帝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汉族人。曹操有着极强的军事才能，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东汉灵帝熹平三年，曹操就任洛阳北部尉，入仕途后即与祖辈所从属的宦官集团针锋相对。董卓在朝专权，曹操拒绝他的拉拢，聚兵5000与各地豪强一样拥兵割据。后来曹操逼迫汉献帝迁都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自任大将军，总揽军政。
曹操身为丞相，看到自己手下有些士兵不懂得爱护庄稼，常有人在庄稼地里乱跑，踩坏庄稼，很生气。因此他下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全军将士，一律不得践踏庄稼，违令者斩！将士们都知道曹操一向军令如山，令出必行，令禁必止，决不姑息宽容。所以此令一下，将士们小心谨慎，唯恐犯了军纪。将士们操练、行军经过庄稼地旁边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通过。有时，将士们看到路旁有倒伏的庄稼，还会过去把它扶起来。可是有一次，曹操率领士兵们去打仗。那时候正好是小麦快成熟的季节。曹操骑在马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心里十分高兴。正当曹操骑在马上边走边想问题的时候，突然“扑刺刺”的一声，从路旁的草丛里窜出几只斑鸠，从曹操的马前飞过。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惊了，嘶叫着狂奔起来，跑进了附近的麦子地。等到曹操使劲勒住了惊马，地里的麦子已经被踩倒了一大片。看到眼前的情景，曹操把执法官叫了来，十分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的马踩坏了麦田，违犯了军纪，请你按照军法给我治罪吧！”听了曹操的话，执法官犯了难。按照曹操制定的军纪，踩坏了庄稼，是要治死罪的。可是，曹操是主帅，军纪也是他制定的，怎么能治他的罪呢？身边其他的将士们也纷纷认为不要。结果，丞相执意要领罪，众将官纷纷上前哀求，请他不要处罚自己。曹操见大家求情，沉思了一会说：“我是主帅，治死罪是不适宜。不过，不治死罪，也要治罪，那就用我的头发来代替我的首级（即脑袋）吧！”说完他拔出了宝剑，割下了自己的一把头发。
曹操好兵法，著有几十万字的兵书。他所著的《孙子略解》开创了整理注释《孙子》13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曹操“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因事设奇、任势制胜的“诡诈论”，注重后勤保障和加强水军建设的远见，颇受后世推崇。
《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意思就是：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父母赋与的，不敢予以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在现在看来割点头发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古代人的观念中，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是不可抛弃的。所以，曹操割发代首不是不高明的权术，这在当时实在是十分严重的处罚。但军令如山，如果自己都不遵守规定，违法乱纪那以后的军威也就荡然无存了。面对私情和军纪，曹操明辨是非，才能一统北方，成就大业。如此一个人物，实在是令人可敬可佩，且很可爱的。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明通鉴》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发明家、军事理论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
三国时期，蜀汉先主刘备在永安病势越来越重。他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嘱咐后事。他对诸葛亮说：“您的才能比曹丕高出10倍，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我的孩子阿斗（太子刘禅的小名），您认为可以辅助，就辅助他；如果不行，您就自己来做一国之主吧。”诸葛亮流着眼泪，哽咽着说：“我怎敢不尽心竭力，报答陛下，一直到死！”刘备把小儿子刘永叫到身边，叮嘱他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丞相。”
刘备死后，诸葛亮回到成都，扶助刘禅即了帝位，历史上称为蜀汉后主。刘禅即位后，朝廷上的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决定。诸葛亮兢兢业业，治理国家，想使蜀汉兴盛起来。没料到南中地区（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雨、贵州一带）几个郡倒先闹起来了。
益州郡有个豪强雍闿，听说刘备死去，就杀死了益州太守，发动叛变。他一面投靠东吴，一面又拉拢了南中地区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叫他去联络西南一些部族起来反抗蜀汉。经过雍闿的煽动，部族酋长高定，也都响应雍闿。这样一来，蜀汉差不多丢了一半土地，怎么不叫诸葛亮着急呢？可是，当时蜀汉刚遭到猇亭大败和先主死亡，顾不上出兵。诸葛亮一面派人和东吴重新讲和，稳住了这一头；一面奖励生产，兴修水利，积蓄粮食，训练兵马。过了2年，局面稳定了，诸葛亮决定发兵南征。
公元２２５年3月，诸葛亮率领大军出发。诸葛亮好友马良的弟弟、参军马谡送诸葛亮出城，一直送了几十里地。临别的时候，诸葛亮握住马谡的手，诚恳地说：“我们相处好几年了。今天临别，您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我吗？”马谡说：“南中的人依仗地形险要，离开都城又远，早就不服管了。即使我们用大军把他们征服了，以后还是要闹事的。我听说用兵的办法，主要在于攻心，攻城是次要的。丞相这次南征，一定要叫南人心服，才能够一劳永逸呢。”马谡的话，正合诸葛亮的心意。诸葛亮不禁连连点头说：“谢谢您的帮助，我一定这样办。”诸葛亮率领蜀军向南进军，节节胜利。大军还在半路上，越巂酋长高定和雍闿已经发生火并。高定的部下杀了雍闿。蜀军打进越巂，又把高定杀了。诸葛亮派李恢、马忠两员大将分两路进攻，不到半个月，4个郡的叛乱很快就平定了。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南中酋长孟获收集了雍闿的散兵，继续反抗蜀兵。诸葛亮一打听，知道孟获不但打仗骁勇，而且在南中地区各族群众中很有威望。诸葛亮想起马谡临别的话，决心把孟获争取过来。他下了一道命令，只许活捉孟获，不能伤害他。
好在诸葛亮善于用计谋，蜀军和孟获军队交锋的时候，蜀军故意败退下来。孟获仗着他人多，一股劲儿追了过去，很快就中了蜀兵的埋伏。南兵被打得四处逃散，孟获本人就被活捉了。孟获被押到大营，心里想，这回一定没有活路了。没想到进了大营，诸葛亮立刻叫人给他松了绑，好言好语劝说他归降。但是孟获不服气，说：“我自己不小心，中了你的计，怎么能叫人心服？”诸葛亮也不勉强他，陪着他一起骑着马在大营外兜了一圈，看看蜀军的营垒和阵容。然后又问孟获：“您看我们的人马怎么样？”孟获傲慢地说：“以前我没弄清楚你们的虚实，所以败了。今天承蒙您给我看了你们的阵势，我看也不过如此。像这样的阵势，要打赢你们也不难。”诸葛亮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既然这样，您就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再打吧！”
孟获被释放以后，逃回自己部落，重整旗鼓，又一次进攻蜀军。但是他本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第二次又乖乖地被活捉了。诸葛亮劝他，见孟获还是不服，又放了他。像这样又放又捉，一次又一次，一直把孟获捉了7次。到了孟获第7次被捉的时候，诸葛亮还要再放。孟获却不愿意走了。他流着眼泪说：“丞相七擒七纵，待我可说是仁至义尽了。我打心底里敬服。从今以后，不敢再反了。”
孟获回去以后，还说服各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就重新归蜀汉控制。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命令孟获和各部落的首领照旧管理他们原来的地区。有人对诸葛亮说：“我们好不容易征服了南中，为什么不派官吏来，反倒仍旧让这些头领管呢？”诸葛亮说：“我们派官吏来，没有好处，只有不方便。因为派官吏，就得留兵。留下大批兵士，粮食接济不上，叫他们吃什么?再说，刚刚打过仗，难免死伤了一些人，如果我们留下官吏统治，一定会发生祸患。现在我们不派官吏，既不要留军队，又不需要运军粮。让各部落自己管理，汉人和各部落相安无事，岂不更好？”大家听了诸葛亮这番话，都钦佩他想得周到。
诸葛亮率领大军回到成都。后主和朝廷大臣都到郊外迎接，大家都为平定南中而感到高兴。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李白
公元前496年，吴王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吴王也受了重伤，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夫差牢记父亲的话，日夜加紧练兵，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夫差率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被包围，无路可走，准备自杀。这时谋臣文种劝住了他，说：“吴国大臣伯喜否贪财好色，可以派人去贿赂他。”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就派他带着美女西施和珍宝贿赂伯喜否，伯喜否答应带西施和文种去见吴王。 文种见了吴王，献上西施，说：“越王愿意投降，做您的臣下伺候您，请您能饶恕他。”伯喜否也在一旁帮文种说话。伍子胥站出来大声反对道：“人常说‘治病要除根’，勾践深谋远虑，文种、范蠡精明强干，这次放了他们，他们回去后就会想办法报仇的！”这时的夫差以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又看上了西施的美色，就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越国的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放牛牧羊，终于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
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他怕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不断地让人提醒自己：“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他派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他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纺线织布。勾践的这些举动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再说吴王夫差自从战胜越国后，以为没有了后顾之忧，从此沉迷于西施的美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又狂妄自大，不顾人民的困苦，经常出兵与其他国家打战。他还听信伯喜否的馋言，杀了忠臣伍子胥。这时的吴国，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是走下坡路了。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勾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国军队，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吴国。夫差见求和不成，才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就拔剑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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