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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第二章里，我们曾经叙述过卡尔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的理论。阶级斗争的发生，是由于一种生产的形式把社会分成阶级，其中有一个阶级是在进行着实际的生产过程（奴隶，农奴，工资劳动者），同时有个另一阶级（奴隶所有者，地主，资本主义的雇主）却在享用产品的一部分，而无须工作来参加生产。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除了这两个主要的阶级之外，还有其他的阶级，——就主要的说，较早的生产形式中的残余，像今日的“农业生产”者；或者像封建时代的初期的手工业者，他们是在后来占优势的资产阶级的先锋。
阶级之间的斗争，帮助人类向前达到生产的更高阶段。当一个胜利的革命发生的时候，生产的更高形式被采用，或得到广大的扩充。在英国，资本主义更前发展的途径，是由克伦威尔革命和一六八九年的“光荣革命”开辟出来的；在法国，这同样的任务是由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和随后的几次革命担负起来的。
但是卡尔并不以笼统地叙述这类事实为满足；他仔细观察在他当时的斗争，由此发现阶级间斗争的法则。
这不是关于斗争的详细的技术的问题。卡尔看出，要了解社会的发展，重要的事情是要对于参加革命运动（即发展“生产的新形式”的革命运动）的阶级力量。由于研究欧洲许多国家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实，他能够指出，有某些一般的特点是可以普遍适用的。
什么是这些在革命中看得出的一般的特点或法则呢？
首先，革命的斗争总是将在新的生产制度中得到政权的阶级所进行的，但却不是由这一阶级单独进行着。试举个例子，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旁边还有农民，——封建主义的生产阶级，——小商人，独立的手工业者，和未来的劳工阶级的萌芽。人民中的这各部分都参加革命的斗争，反抗旧秩序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虽然有着分歧的利益，但是他们都彻底明白：旧秩序就是对于他们的继续的压迫，继续并增加他们的困难。
后来发生的其他的欧洲革命，也很有这同样的情形，在许多国家里推翻了封建君主的专制势力，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扫清道路。人民中其他的一切部分都多少团结起来，反抗以前的统治阶段。在最初的阶段，领导革命的总是新的统治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尤其是劳工阶级已经达到发展的某阶段的地方，新的同盟被建立起来。人民中的劳工部分，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加入这个斗争，提出他们的要求，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却不准备允许。遇着这样的情形，人民中的劳工部分便要设法实现他们的要求，资本家便要转向更反动的部分，来反抗工人。很类乎这样的情形，就在克伦威尔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在法国直到一八四八年也屡次发生过。
在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巴黎的工人企图保卫他们新取得的权利，但却失败于二月革命所建立的新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卡尔却认为巴黎的劳工阶级已经相当发展，在下一次的革命，它便能领导，而不是仅仅追随着资本家的领导。这件事在实际上发生于一八七一年，当时巴黎的工人领导着建立公社，在巴黎支持了十个星期。这是第一次由劳工阶级领导革命的行动，但是这个事实的意义却不是说当时劳工阶级是在单独作战。他们起来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这些大地主和资本家使法国卷入战争漩涡，并企图从巴黎人民的失败和饥饿中来发国难财。在这个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中，立在工人旁边的还有：小商人，他们因为政府拒绝下令延期还债和租金，受着破产的威胁；各阶级的爱国分子，他们痛恨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和政府所接受的条件；甚至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也在那里恐怕政府要复辟。当时巴黎工人所处的地位，其主要弱点之一是：他们未曾认真设法吸引农民立在他们的方面来。
但是有个要点仍然存在着：每一个旨在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之真正的革命，不仅是将要接替它的政权的那个阶级的革命，同时也是遭受统治阶级压迫的一切人的革命。在发展中的某阶段，革命是由资本家领导，用来反抗封建君主和地主；当劳工阶级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它能够领导参加革命的各部分的人。换句话说，根据历史所表示，在每一次革命，各部分的人民构成同盟，共同反抗主要的敌人；在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革命中，这样的同盟是由劳工阶级领导。
革命使一个新的阶级得到政权，由此引进一个新的生产制度：这种革命只是阶级间在生产方面利益的冲突而继续斗争，达到了最高的一点。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较早时间，这种冲突只是散漫的，几乎全是关于某特殊工厂里的工资和状况的问题。“但是由于工业的向前发展，无产者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起来，并且集中于更大的集团，力量也随着增长起来，本身也更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工人们组织工会，规模逐渐宏大，能够进行全国规模的斗争。工人们组织合作社，来保卫他们立于消费者地位所应有的利益。在发展到比较进步的阶段，他们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这政党能为着他们的阶级利益，代表并领导斗争。
这个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呢？
卡尔认为，劳工阶级政党的目的是要准备并组织革命（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其次是要组织新的生产制度（即社会主义）。
这个准备的过程，包括帮助各种各式的劳工阶级的组织向前发展，尤其是工会；这些组织增加劳工阶级的力量，并使它“更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个准备的过程，也包括帮助每一部分的工人为着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的任何斗争，——为着较高的工资，较优的工作状况等等。通过这些斗争，工人们常能争得较优的待遇；但是这种待遇不是可靠的，——“他们战斗的真正的成效不是在当前的结果，却是工人团结之继续的扩大。”在这些斗争的过程，工人们渐渐自觉他们是一个阶级，有着他们的共同利益，要共同反抗资产阶级。劳工阶级的政党帮助推进这个发展，并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继续存在的时候，阶级间的斗争必然是要继续下去的，同时经济恐慌和战争给与工人以可怖的灾难；但是这种冲突和灾难是能够由生产制度的改变而消除的，不过要改变生产制度，却需要武力推翻资产阶级。
为什么卡尔认为“武力推翻”是必要的呢？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已解释过他对于历史的分析，所得的结论是：必须在新的阶级用武力向以前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新的生产制度才能被采行。所以从历史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劳工阶级如果不用武力推翻以前的统治阶级，它不可能把生产改变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面去。这个一般的历史的结论，由于卡尔对于国家的研究所得到的佐证，更增加了它的力量。
国家，有的时候被人想作议会（按就英国而言）。但是卡尔曾经指出，国家之历史的发展和代表的机关是没有关系的；恰恰相反，国家这个东西，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要通过它来强迫其余的人民接受。在原始的社会里没有国家；但是后来人类被分成阶级的时候，由于阶级间利益的冲突，特权的阶级如果没有直接由它控制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它的利益，那末要维持它的特权便不可能。“这种公共的武力存在于每一个国家里；它不仅包括着武装的人，而且还包括着许多物质的附属物，如牢狱以及各种各式的压迫的机关。”这个公共的武力总有着维持现有秩序的任务，——即维持现有的阶级区分和阶级特权；它总是被人认为超越社会的东西，“不偏不倚”的东西，说它唯一目的只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但是在维持法律和秩序之中，它却在维持着现有的制度。对于要改变制度的任何企图，它总是要压制的；在常态的、日常的任务中，国家的机构用着显然和平的手段，拘捕并监禁“煽动的”人民，制止“煽动的”文字等等；但是到了运动有着更广大的性质的时候，便公然由警察用武力，在必要的时候而且要用到武装的军力。这个武力的机构，为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行动，就是国家。
这国家是不是由议会或国内其他代表机关所控制着呢？代表的机关只代表统治阶级的时候，它也许可以控制着国家的机构。但是如果巴立门或其他的代表机关不能适当地代表统治阶级，而且要企图通过统治阶级所震撼的计划，在这样的时候，它不能控制着国家的机构，便要变成显明的事实了。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有许多代表的机关，曾经企图为着统治阶级以外的阶级利益而服务，但是这样的代表机关却都被关闭，在必要时还要被武装的力量所解散。凡是新兴的阶级对旧的秩序得到胜利，——例如英国在克伦威尔的时候，——它能达到这个目的，不仅是由于巴立门里的投票表决，却是由于组织新的武装力量来反抗国家，来反抗旧的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
投票权的扩大，并未曾改变这个形势：这在卡尔也是已经看得明白的。真正的权力是握于在生产制度中占优势的阶级手中；它要维持它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无论代表的机关有着什么变化。所以真正权力的改变，必须先用武力推翻旧的国家机构，这旧的国家机构的全部武力是在压制正在努力改变现制度的新的阶级。
由卡尔得到的这个结论，已由较近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了。法西斯主义的全部的基础，就是用武装的力量破坏各种各式的代表机关。法西斯组织是国家武力的新的形式，不是国家武力的旧的形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主要的分析，并不能有所更改。佛郎哥对于一个合法选出的巴立门制度的政府，发生叛乱，可见代表机关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是多么微细了。
但是统治阶级怎样能维持它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尤其是对于武装力量的控制，而国家机构及武装力量在表面上或“依照宪法”，却是应归巴立门控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要从国家机构本身的特质中寻找出来。在每一个国家里，军事上的较高的位置，司法方面的较高的位置，以及一般管理机关中的较高的位置，都是由统治阶级中人或他们的忠实的走狗担任。这件事是有委任和升级的制度担保着。无论在代表机关中的民主精神发挥到什么程度，要深入国家机构的强韧的核心，是不可能的。在没有严重问题发生的时候，国家机构和民主的议会之分歧，还不很明显；但即在英国，还有一九一四年克拉（Currag）军变的例子，当时有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反动的叛乱威胁，而该军军官竟拒绝执行驻防北爱尔兰的命令。
倘若国家机构的工作只是保持现状，而不是反对现状，那末什么代表机关存在着，要不打倒国家机构而达到更高的生产形式，是不可能的。
可是卡尔却总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认为就历史上看来，运用民主制度是阶级斗争实际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查理第一的时候，议会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传声器，通过这个机构，他们争得对方的让步，同时还可藉此鼓动人们起来参加战斗，反抗封建君主；同样地，巴立门在今日也可以用作工具来争取对方的让步，同时还可藉此鼓动工人起来参加争取权力的决胜的斗争。所以即令巴立门的民主制度只是全部斗争的一个部分，它本身不能够发生新的社会秩序，可是议会民主制度的争取还不是没有效用的。（法西斯主义随处破坏议会制度，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给与人民以反对的机会，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说明为什么卡尔总是重视巴立门民主制度的争取，反对上世纪存在于欧洲的各种各式的专制政府；并重视在那些专制已被推翻的国家里，关于扩大民主权利的争取。同时，他认为，当专制制度或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国家的时候（依上面所已解释过的意义），民主既没有保障，也没有效力。必须在劳工阶级已打倒和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时候，它才能够把自己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由此“为民主打胜仗”。换句话说，必须在已经破坏了拦在中途武装障碍物（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之后，人民的意志才能够有效地实现起来。
但是仅仅打倒和破坏以前统治阶级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够的。劳工阶级还须进一步建立它自己的国家机构，——它自己的集中的武力机构，——由此完全打倒资产阶级，保卫新的制度，使不致受到内外的进攻。
不但如此，劳工阶级还须建立它自己的一种政府，这种政府在重要的特点上是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知道的那种政府不同，因为它的目的是不同的。自从有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卡尔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明白。巴黎公社有着这些特点：它是“一个有功效的机构，同时有着行政权和立法权，不是一个巴立门的机构”；它的分子可由选举人在任何时候加以掉换；“自从公社的委员以下，公务员的报酬都全照工人的工资”；审判员和法官都由选举，选举人可于任何时候把他们掉换。旧的常备军须代以“国军，其中最大部分须由工人担任”。这些以及公社的其他特点，其要旨都是要使管理的机构，武力镇压的机构，都格外接近于劳工阶级，——保证它的控制是握在劳工阶级的手里，和以前的国家机构在事实上是受资产阶级所控制者迥异。这个新式的国家是“为民主打胜仗”的，——它使平民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实际控制，大大地扩充了他们的参与权。
可是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的时候，却说“这是无产者专政”，这样，关于巴黎公社有着两个说法：一方面说，它和资本主义之下的议会民主制度比较，是很大地扩充了民主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又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种说法不是有着矛盾吗？不，这只是表现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因为要执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所以须建立一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但是这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要能执行人民的意志，必须实行专政，必须用武力反抗少数人，——他们这一阶级在以前也是实行该阶级的专政，而且继续用着一切方法，由经济的怠工到武装的反抗，来反对人民的意志。
劳工阶级革命的后来的经验，证实了卡尔和恩格斯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引伸的结论。在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建立了由各劳工阶级团体所派代表组成的会议，担任组织并进行反抗沙皇的战斗；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一到了革命的形势已经发展的时候，又建立了相类的“苏维埃”（这个名词在俄国字里的意义就是“会议”）。自从巴黎公社以后，劳工阶级得到更大的发展，这种代表团体，最初都是由工厂里吸收而来的。（但是在斗争扩大之后，也有代表是由兵士和农民中吸收而来的。）伊利奇认为这种代表团体，是劳工阶级的国家所要藉以施政的形式。代表是直接由工人中吸收而来的，在任何时候可由他们的选举人召回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势力在决定方面完全失去了效力，于是劳工阶级的真正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和推进。同时，要做这件事，非凭藉专政不可，必须用武力来反抗旧的统治阶级，他们仍用着种种方法来暗伤和破坏新的苏维埃政府。
劳工阶级专政的真正民主性，卡尔曾在一八四八年的《宣言》中有过明切的说明：“一切以前的历史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为着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者的运动是最大多数人之自觉的、独立的运动，是为着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运动。”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可见卡尔并不认为，劳工阶级革命的胜利立刻就可以结束一切的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它只是表示一个转变点，使劳工阶级第一次得到帮助他们的国家机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反对他们的国家机构。伊利奇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苏维埃大会里，曾经告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有一次在火车里，听车中人正在谈话，他没有听懂，随后那里面有一个人向他说道：“你知道这个老妇人所说的新奇的事情吗？她说：‘现在用不着再怕手里拿着枪杆的人了，我有一天在树林里遇着一个手里拿着枪杆的人，他不但不夺取我们采集的柴，而且还帮助我采集更多的柴。’”武力的器械，不再是反对工人的了，而且是帮助工人的；它现在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阻碍工人进步的人。
这样的人，自然，在劳工阶级已经得到政权以后，还继续存在着的。旧的统治阶级，受着别国统治阶级的协助，尽他们所能，收集了武装的力量，用继续公开的战争来反对劳工阶级的国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就是这样被打败的。当时德国人把战争中整千整万的法国俘虏释放，把他们送到巴黎外面的凡尔赛去增援法国的反动军队；于是反动的军队能从公社的手里夺取巴黎，对于以前拥护公社的人执行残酷的屠杀。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要对付支持沙皇者的军队，而且还要对付外国列强的进攻的军队，——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包括在内。所以历史证实卡尔所提出的这个结论：劳工阶级在已经得到政权以后，仍须在长时期内维持它的国家组织，使它在重新组织生产制度达到社会主义基础的过渡期间，能够保卫它自己，保证它的控制。
卡尔对于社会主义及其更高阶段作何解释，将在下章讨论到。但是在结束阶级斗争与国家这个课题以前，我们还要略述卡尔对于这个历程的最后结果的意见。阶级斗争，以及为首保障统治阶级利益而建立的国家机构，这都是由于人类社会分成阶级，彼此利益在生产方面发生冲突，所以有着这样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仍然分成阶级的时候，阶级斗争和国家便在历史的继续中仍然存在着。但是在劳工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它的目的是要废除阶级的区分，——要引进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不再有任何阶级依靠其他一个阶级的劳动而生活；换句话说，要造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各人都为着社会全体而服务。等到这个程度完全了的时候（即全世界的规模），便没有阶级冲突，因为没有各有其利益的阶级，于是也用不着有国家，——武力的机构，——来保障一套的利益以反抗别一套。国家将要“消逝”，——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里，它是渐渐不被需要了，即有中央机构的存在，它的任务也只是为着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样：“统治着人的政府，被事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挥所替代。”
在卡尔的著作里面，找不到对于承接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有什么详细的叙述，卡尔不曾写过以前有些作家所虚构的那种“乌托邦”，——这些作家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只是根据于一种社会的大概的观念，在这种社会里，他们所生活着的社会上较显明的罪恶是已经被排除了的。但是由于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法则，卡尔能够写出新社会的特点和它向前发展途径的轮廓。
由卡尔所指出的或许最惊人的一点（虽则在一种意义下是最显明的一点），是新社会的组织不是从一个扫除干净的场地上开始的（按这里是以建屋为喻）。所以如果只是空想着“从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是无济于事的。这里的问题不是要我们空想许许多多的优点，把它们混合起来，由此得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然后凭空把它创造出来。这样的办法是完全非科学的，结果是不能和现实符合的。
在相反方面，一个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像一切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它的产生必须在以前已经存在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涌现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经济的、道德的、和知识的——都仍然带着旧社会的遗迹，它本身就是从旧社会的母胎里生长出来的。”
在事实上，准备社会主义的途径，指示这个变化的特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实际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逐渐增加着它的社会性，因为更多更多的人被联合着来制造每一个单独的物品；因为工厂逐渐扩大它的规模，生产的过程在改变原料而为制成的物品的进行中，使很大数量的人民联系起来。人民间彼此的互相倚靠，也较前一天天更为增加；封建时代的旧关系虽早被资本主义所破坏，可是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却建立了更广大的新关系——这广大的程度使每一个的个人，多少都受到全体社会所得到的遭遇之影响。
但是虽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坚定的倾向，可是由于社会的合作工作所造成的产品只是个人或一群人的财产，而不是社会的财产。所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步骤，是要把社会所造成的产品给与社会；这就是说，全体社会必须据有生产手段，——即工厂、矿、机械、船等等，这些在资本主义之下都是私有的。
但是生产手段本身的这样社会化，只能以新社会从旧社会所承受的为基础。而且只有比较宏大的厂店才能由社会接收过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意中替这件事做了准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这样的宏大厂店中，所有者和生产过程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关系；其唯一的联系物是厂店付给股东的官利或利息。生产是由工人和雇员进行着的；把所有权移转给全体社会，并致不改变他们的工作。所以这类宏大的厂店是可以由社会立刻接收过来的。
关于小的企业，情形却不同，尤其是所有者自己在生产中参加着重要的工作。要管理许多各个独立的小工厂，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事实上，这是劳工阶级的政府在初期所不可能的事情。所要注意的是要准备对于这些小企业（包括城镇的工业和乡间的小农场）实行集中的管理。
在这方面，有什么实际的步骤能够采行呢？一般的方法，在第一步是要鼓励合作事业，由此使小的生产者学习怎样共同生产，使一个生产的单位代替许多小的生产单位。恩格斯讨论小所有者的时候，曾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要使他们的个别的生产和个别的所有权变成合作的生产和合作的所有权，但不是用武力强迫的方法，却是用榜样的方法，用社会的帮助来促进这件事。”
这个改变，“不是用武力强迫，却是用榜样，用社会的帮助”，是用卡尔方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的基础。自然，正如我们在前章所说明过的，卡尔看出以前的统治阶级是不肯平静地容纳这个被改变的状况，而且要尽力继续阶级斗争，企图恢复旧秩序；所以劳工阶级需要国家的武力机构来对付这样的进攻并打败它。但是建立新社会的过程却是一个经济的过程，并不倚靠武力的应用。
这样说来，可见劳工阶级在已经击破以前统治阶级的反抗和已经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它虽然接收较大的企业、银行、铁道、和其他规模宏大的工业和商业，却不是要立刻接收一切的生产和贸易，所以也不是要强迫每一个人都要在革命的明天就接受社会主义。因此，革命立刻所成功的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只是得到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工阶级的政权。在这个建设完成和一切生产及分配都建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以前，还须经过多年的努力。
社会主义第一个特点是：生产手段从私有取出来，备全体社会的用。但是卡尔理论关于此事的根据并不在任何道德的“原则”，只是因为生产手段的私有在事实上要阻碍生产，阻碍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应用。所以把生产手段的所有权转移给全体社会，只是扫除障碍；其次的步骤是要生产力之自觉的、有计划的发展。
如以为这个发展只是在工业落后的国家像一九一七年时的俄国才有必要，这是错误的。卡尔也想到工业进步的国家，当他这样写着的时候：在夺得政权以后，“无产者将用它的政治大权，……以尽可能的速度，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虽然自从卡尔的时候以后，生产力（例如在英国）已有着很大的增加，但是想到今日科学知识所给与的可能性，便知道仍然是落后的。它所以仍然是落后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经济恐慌经常阻碍生产；因为生产是为着市场，市场在资本主义之下既受限制，生产力的发达也随着受了限制；因为独占的厂家收买技术的发明，于是阻碍它得到广大的应用；因为生产不能有计划，于是不能有有系统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使农业保持着分散和落后的状况；因为资本主义要用巨量的资源在敌对的各群之间从事战争，对殖民地的人民从事战争；因为资本主义使劳力工作和劳心工作分离，由此妨碍着发明的开展；因为阶级斗争消耗大量的人类精力；因为资本主义使千百万的工人失业。
因此，工厂和矿、电力站和铁道、农业和渔业，能够而且必须重新改组，有最新式的设备，由此能够达到更高的生产水准。什么是这件事的目的呢？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
关于反对社会主义的动听的辩论中，有一个是这样说：假使把在英国所生产的每一件物品都平均地分起来，仍不能使工人的生活程度与前有何差异。即使这句话是真确的，——其实是不真确的，——也与卡尔的社会主义概念绝对不相干。卡尔认为社会主义能使生产的水准提到梦想不到的高度。并不是仅仅因为帝俄是落后的，苏联一九三八年的工业生产比战前的水准超过了八倍；即在工业发达的英国，生产的大量增加还是可能的。
这个关于生产水准的提高，同时也是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是人民的智力和文化水准也被提高的物质的基础。
但是这全部的发展须有有计划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要有更多利润可得的时候，新的工厂便被建立起来，任何特殊物品的生产便被增加起来。可是更高的利润，并非表示这物品是人民所需要的。对于这物品的要求，也许是来自最小部分的最富的人；或者某些例外的情况提高了一件物品的价格。凡是以利润为发动力的地方，生产只能有无政府的状态，结果在一方面是过多生产，在另一方面是过少生产。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不是为着利润而是为着应用，生产的计划是可能的。其实在工业完全社会化以前，生产的计划就已可能的了。只要主要的企业社会化之后，其他的企业多少已受着节制，那末生产的计划就可以成立，——这计划每年可以逐渐更为准确起来。
这样看来，卡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所包含的意义是生产手段归全体社会所有；生产力的迅速增加；有计划的生产。由于生产计划的特质，所以在社会主义之下，生产手段虽时在增加之中，却不会有过多生产的流弊。
全国的生产计划包括两部分：一部分计划是关于新的生产手段，——建筑、机械、原料等等；——还有一部分计划是关于消费品，不但是粮食和衣服，而且在管理以外有教育、健康服务、娱乐、运动等等。在国防仍然需要的时期内，在这计划中也须顾到国防的设备。
永远不会有过多生产，因为消费品的全部出产都分配给人民，——这就是说，全部工资和各种津贴是要等于消费品的全部价格。自然，也许会有不良的计划，——也许有一年的供给，脚踏车超过人民所需要，而靴子却太少了。但是这样的缺点很容易在第二次计划的调整中加以补救，纠正以前的错误，这只是对于一物和他物间调整生产，——从来不是减少全部的生产，因为全部的消费决不致少于消费品的全部的生产。由于这些消费品的有计划的生产增加，关于这些消费品的有计划的分配也随着增加。
但并不是把这些物品本身直接分给人民。先把钱分配给人民，即工资与津贴。因为消费品的价格是确定的，所以能使所付的全部工资和津贴等于消费品的全部价格。生产和消费之间，不会有任何不符，——凡是可用的东西，人民都可以得到。增加生产，这就是说增加可用的物品的量，也就是说增加人民所取用的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价格的效用，常被人误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价格的涨落指示供给和需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价格上涨，这就是要求过大了；倘若价格低落，这表示供给太大，有减少的必要。于是价格成为生产的调节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格只是消费的调节器；生产是依照着计划进行，价格是经过考虑确定的，所以所生产的都是被消费的。
消费品的全部出产，在人民间是怎样被分享呢？有人以为卡尔主张产品应该被平等地分享，这是完全误会的。为什么不可以平等分享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建立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却是建立在它从资本主义所承受的基础上。如实行平等的分享，便是等于处罚每一个生活程度超出平均的人。熟练工人增加生产的工作在事实上对于社会是比不熟练工人的工作重要，但如实行平等分享，熟练工人反而要被处罚了。所以以资本主义所遗下的不平的状况为基础的平均，不是公平的，反而是不公平的。卡尔对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曾经这样写道：“权利不是平等的，而且是必然不平等的……公平从来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状况及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文化发展。”
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出来的人，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倘若社会要对他们公允，必然是要给与他们以不平等的待遇。在别一方面，必须他们服务社会，社会对于他们才有公允待遇的义务。所以“不工作的人不许吃”。由这里还可引伸出另一点：对于社会做了更有用的工作的人，也应该享受更高的生活程度。所以适于消费的全部产品，其分配应根据这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停留在从资本主义继承来的水准；它却每年提高生产，同时提高人民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工资的不平，——即熟练的、文化发展的人，所得多于不熟练的人，——对于每一个人也成为一种刺激，鼓励他或她要去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较高的技术就是可以得到更多的生产，——由此有更多的物品可供大家分配，这样使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度都得提高。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里，不平等是一个杠杆，藉此提高全社会的水准，不像在资本主义之下，不平等却被人作为一种利器，用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和多数人的贫穷。
卡尔是否认为不平等是将来社会中的一个永久的特点呢？不，在将来有个阶段要达到，在那时，用不着使人民所分受的享用必须和他们对于社会的服务成比例。
总之，依所做的工作或根据任何其他的原则来分给产品，这就是承认还没有充分的产品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全家的人如果都能有各取所需的面包吃，这样的家庭就用不着根据什么原则来分给面包了：这一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取他或她所需要的。等到社会主义里的生产也达到这样高度的时候，全体公民都可以各取所需，不致使任何人缺乏，那末也用不着量度或限制任何人所取的东西了。到了这个阶段达到的时候，生产和分配所根据的原则变成这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件事可以做到之后，才达到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手段为人民所公有，因此不再有人对人的任何剥削，但却未到计划的生产能使每一个人各取所需的时候。
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不仅是物质的充足。自从劳工阶级得到政权，开始向着社会主义迈进之后，人民的态度也开始有了变化。在资本主义之下似乎固定的一切障碍物，都渐渐薄弱，最后完全崩溃。教育和发展的机会，全体儿童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得到，无论他们的父母所处的地位或所得的收入怎样。“门阀”不再被重视了。儿童不但学习去应用他们的脑子，并且还学习去应用他们的手。这个体力工作和智力工作的平等化，渐渐地通行于全体人民。每一个人都成为“知识分子”，同时知识分子也不再使他们自己和体力工作分离了。
妇女不再被人视为劣等，或对于社会生活的每一部门都没有参加的能力。实行特别的计划，使妇女易于工作。有托儿所设立在工厂里，在各座的住宅中，以及其他的地方，使做母亲的能有更大的自由。在家庭中的妇女工作，也因为有了公厨、公共洗衣作、和公共食堂而减少。妇女并不被强迫工作，但却设有种种便利，使她们易于工作。
各民族间的隔阂被消除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被屈服的种族”；没有人因为他的颜色或民族而受优越或卑下的待遇。各民族都被帮助去发展它们的经济资源以及它们的文学和艺术的传统。
民主不仅于每隔五年选举代表到议会里去。在每一个工厂、在每一座住宅、以及生活的每一方面，男的女的都创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国家的前途。更多更多的人民都被吸引到某些部门的公共服务，使他们负责帮助自己和他人，这是比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的更充分得多、更真确得多的民主。
城镇和乡间的差异也被消除了。在乡村里的工人也学习应用机械，把他们的技术提高到和城镇的工人一样。以前只在城镇里才享得到的教育和文化的便利，在乡间也渐渐发达起来了。
总之一句话，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物质状况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巨大的变化也在男女的发展和态度上发生着。他们都将成为“各方面都发展、各方面都得到训练的人，什么事都能做的人”。
尤其重要的是到了那个时候，由资本主义中养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可被真正社会性的人生观所代替，即人人有着对于社会责任的感觉；正如卡尔所说：“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在社会的那个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用不着再有什么刺激或利诱来叫人工作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男女，除了贡献他们的能力以推进社会的更前进步之外，没有其他的人生观了。
这是乌托邦吗？只有不了解卡尔理论之物质的基础（在本书第二章里曾经论及）的人，才以为这是乌托邦。人类没有固定的、永远不变的特性和态度。在原始的氏族社会里，对于氏族责任的感觉是很深的（甚至其中有些残存在近代的遗迹，还是这样的）。在后来的社会里，在社会已被区分为阶级之后，社会性的责任感觉已被破坏了，但是在某些对于阶级的责任感觉之中，仍然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性的责任遭受到极端的摧残：资本主义制度使“每一个人各为着自己”成为主要的人生原则。
但是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工人里面也还有所谓“团结”，——共同利益、共同责任的感觉。这并不是什么人想出来注入工人脑袋的观念：这个观念却是产生于工人阶级生活的物质的环境；却是产生于这个事实：他们是由于同样的途径谋得他们的生计，他们彼此在共同工作着。在别一方面，代表型的贪婪的个人主义者，即没有社会性的或集体性责任的人，却是被竞争者所包围的资本家，他们彼此都从互相残杀中争取生存。自然，占优越地位的阶级的观念——即不讲团结只讲竞争敌对的观念——往往也播传到工人里面去，尤其是那些被雇主所选出，有意提拔以资利用的人。但是任何阶级的人生观的基础（任何阶级和个人是有别的），都是生活之物质的环境，即谋得生计的途径。
这样看来，可见人们的人生观，可以由改变他们的物质环境，可以由改变他们谋生的途径而改变过来。关于这方面的例子，没有比苏联农民人生观的改变更显明的了。每一个描写帝俄时代农民的人，都描写着他们的自私自利的，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当时革命的批评者往往说，农民是永远不能改变到相信社会主义的，革命要被农民所破坏。诚然，当时农民的人生观是那样的狭隘，是那样的被他的旧生活环境所固定，他们是永远不能被争论所能改变到相信社会主义的，他们是永远不能被强迫而相信社会主义的。可是这些批评者所不了解的（因为他们不是卡尔主义者），是接近农民的一个模范农场，一个曳引机站，可使他们从实际上看到更好的收获能从大规模的方法得来。他们渴欲得到的机械和方法，要实行起来，必须打破他们的个人的地界，用集体来耕种。这件事便打破他们的人生观的畛域性。现在他们已安于集体基础的生活，成为新型的农民，——成为集体的农民，有着集体责任的感觉，——这已是沿着社会性人生观的道路前进的初步了。
因此，在任何国家里的物质基础如果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全体人民所藉以谋生的途径如果是由于为社会全体而工作，那末社会性的责任感觉便会自然地发展起来；人民不必再被说服而自会了解这社会性的原则是正确的。这并不是要有抽象的道德义务灌注到“人性”的本能欲望里面去；人性本身却被实践、风俗所改变了。
讲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全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社会，或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卡尔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研究，全世界社会主义实行的时候，便是战争的永不再有。当每一个国家里的生产和分配是组织于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时候，在任何国家里便没有那一群的人对于征服别国有着一点的兴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征服某些比较落后的国家，藉此扩充资本主义制度，开辟新的机会，以备金融资本群来作获利的投资；藉此得到新的合同，参加铁道和船坞的建设，或者还有新的开矿机械的贸易；藉此得到贱价原料的新来源，并得到新的市场。但是如说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用武力来征服某些落后的国家，那便是笑话了；如把社会主义制度扩展到那个落后的国家，就是要减低这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生活程度。这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不要打仗，因为他们，或是他们里的任何一群，都不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
为着同样的理由，社会主义的国家一点没有兴趣于阻碍任何落后国家的进步。恰恰相反，每一个国家愈益发展它的工业和文化水准，也更有益于一切其他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提高全世界的生活程度，更使生活的内容丰富，所以那些在工业上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要帮助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并不要阻碍它的进步，自然，更不要用任何方法来剥削它。
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人类所能造成的更大的进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每一个国家里的一切经济生活都是有计划的，而且有着调整各国计划的世界计划，所有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都立刻可由各国分享，每种文化的成功都可以彼此交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类真是能有长足的迈进。
这样向着什么前进呢？卡尔从来不企图作预言，因为种种条件还太不够显露，使我们可以根据来作任何科学的预料。但是下面所说的情形都是显然的：由于全世界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阶段区分和阶级斗争的人类历史的长章（即历史上很长的一章），到那时便结束了。那时不致再有阶级的新区分，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事情。在人类生产尚在低落的进候，有着阶级的区分，其作用是在供给更高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发现者；阶级的区分继续着实践这个任务；在资本主义之下，它促成了生产的集中和技术上的宏大的进步。
但是到了人类有了非常巨大的生产力的阶段，每日只要做一二小时的工作，阶级的区分便可以停止，而且必须停止。从那个时候向前，人类只要和自然斗争，可是优势却在人类方面。到了那个时候，不再尝试用幻术来与自然争胜，或用祈祷来消除自然的灾难；不再从阶级斗争和战争中来盲目地摸索着他们的途径，却是有着信念，自信他们有控制自然力和向前迈进的能力，——这是人们在卡尔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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