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归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为了改造一些战犯，主要建了两所战犯管理所，一个在抚顺，一个在北京。虽说里面关押的都是战犯，但我党对他们充满了善意，没有为难他们，只是让他们接受改造。等他们思想转过弯，就会被释放，得到我党的宽大处理，还有可能给他们安排好工作，让他们的生活有着落。
从1956年到1975年，新中国先后7次特赦战犯。最后一批人中，有10人选择离开大陆，前往中国台湾省。那么，台当局接受他们了吗？他们的结局如何？
人，总归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为了改造一些战犯，主要建了两所战犯管理所，一个在抚顺，一个在北京。虽说里面关押的都是战犯，但我党对他们充满了善意，没有为难他们，只是让他们接受改造。等他们思想转过弯，就会被释放，得到我党的宽大处理，还有可能给他们安排好工作，让他们的生活有着落。 从1956年到1975年，新中国先后7次特赦战犯。最后一批人中，有10人选择离开大陆，前往中国台湾省。那么，台当局接受他们了吗？他们的结局如何？
位于抚顺高尔山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闻名中外。这里是日本人修建的用来屠杀中国军民以及朝鲜、苏联等国的反战人士的地狱抚顺典狱，总面积6600平方米。日本那帮军国主义分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被关押在这所监狱。1950年7月，我国根据《波茨坦公告》、远东军事法庭的相关规定，接收了从苏联引渡过来的982名日军战犯，还有伪满洲国的战犯，总共71人，末代皇帝溥仪也在其中。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抓获的354名国民党战犯也被关押在抚顺战管理所。
除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天子脚下的功德林，也是关押战犯的地方。历史上，它是一座佛寺。清朝时，它被改为朝廷向孤寡穷人发放吃食的粥厂。1902年，功德林被改成罪犯习艺所，让犯人学习技艺，并改过自新。自此，中国首个劳动改造机构诞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功德林改名北京战犯管理所，关押了100多名国民党高级战犯。包含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国民党重要人物，他们被分成13个小组。
我党是一个十分有人情味的政党，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主张“要做到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在国家经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依然拿出几百万元改建两座战犯管理所，修建图书馆、体育场、俱乐部等场所，只为了让战犯在良好的环境下学习，积极接受改造和反思自我，重新做人。
管理所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实行党的三个保障：保障战犯的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他们；保障战犯的生活，当时他们生活水平相当于中等市民，比很多人的都好；要保障战犯们的身体健康，有病就找医生给他们治。单就这三条来看，人民政府对战犯还是非常好的。总理亲自批准战犯吃细粮，战犯们每年都会有大医院的医生来给他们体检，注射各种预防疫苗。由此可见，战犯在管理所的日子不难熬。
杜聿明，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将，著名抗日将领。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也是老蒋的忠实拥护者，在解放战争期间给我军制造了不少麻烦。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他被解放军俘虏。在北京功德林，杜聿明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优待。虽说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但身体却不怎么好，患有肺结核、胃溃疡等痼疾，这些疾病使得他夜晚难以入睡。得知杜聿明身体不好，战犯所的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照顾他，投入了很多财力和物力。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杜聿明的病情逐渐好转，后来痊愈了。人民政府不计前嫌，给予他优待，令他十分感动，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接受了我党。听到中国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击败了美军，他很兴奋，对将领们充满敬佩之情，说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
杜聿明
杜聿明积极接受改造，阅读进步刊物，变化非常大。1959年12月4日，他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之后，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让他有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将自己的经历忠实的记录下来。周总理还安排杜聿明和妻子与其他出狱的战犯团聚，带着他们在全国各地参观建设项目和游玩。他十分感激党和政府，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主义的建、祖国的统一奉献自己的力量。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妻子带着孩子们继续为国家作贡献，希望在台的亲朋好友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祖国统一大业。由此可见，他对祖国爱得深沉。
杜聿明算是改造比较快的，所以能最先被释放。当然，功德林中也有不少思想顽固、对国民党愚忠的国军将领。黄维，就是典型的代，所以他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此人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打仗的本领很强，但浑身充满了儒家君子之道，当过教书先生。说得好听点，他是墨守成规、守旧迷信，说得不好听他就是一个书呆子，为人固执，愚忠老蒋。
早年，老蒋知道黄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送他去国外学习军事技能，解放战争期间，利用他“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心理，逼迫不愿意打仗的他与解放军作战。“淮海战役”中，黄维和老同学陈赓相遇，只不过是以对手的身份重逢，各为其主。陈赓大将知道他打仗喜欢跟着兵书上写的来，便主动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给他来了个诱敌深入。黄维果然上当了，中了我军的伏击，被俘虏。
黄维
黄维被送到功德林接受改造，身患5种结核，身体也不太好。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了他4年，病情才被控制。他不想“背叛党国”，所以一直拒绝接受思想改造。本来他有机会和杜聿明一起被特赦，但他冥顽不灵，导致他成了最后一批重获自由的人。为躲避改造，他竟然研究起了永动机。后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黄维发现自己的餐桌上没少过肉、鸡蛋和牛奶，政府专门派解放军到内蒙古给打黄羊给他吃，战犯所的管理人员却因为严重缺乏营养而出现浮肿。他知道这一切后，慢慢改变了对我党和人民政府的看法，开始接受改造。
1975年，黄维被特赦，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与杜聿明的职位一样，后来还成了常务委员。当时，同黄维一起被特赦的，总共有293名战。国家对他们采取的政策是：有工作能力的便安排工作，身体不好的就送去疗养，享受干部待遇，公费治疗，国家负责养他们。如果有人想去台湾省，人民政府不会阻拦，还会给足路费送他们去，过后想回来的随时欢迎。其中，张铁石等10人因为亲人在宝岛，所以决定前往台湾省和家人团聚。
张铁石等人离开大陆前，中央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会。之后，他们带着中央给的路费，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北京。他们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和家人见面，毕竟两岸的关系有些紧张。不过，他们想自己当年多多少少为国民党做了些事儿，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应该会接收他们。然而，现实却是他们把国民党想得太好了。
一行人抵达深圳后，每人领取了一套新衣服和2000元港币、往返通行证，便去了香港，经香港去台湾省。台当局得知10人已经抵达香港，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很冷漠，没有表现出一丝对他们的欢迎。甚至台当局有人猜测他们是大陆派过去的“间谍”，声称“为避免间谍入境，拒绝他们的入境申请”，如果他们想来台，必须以难民的名义向救济会申请。国民党曾经的功臣，现在却成了难民，实在是有些讽刺，难怪它最终会失败。
台当局的态度，令张铁石等人很生气，却也没有办法，双方僵持了一个多月。有些家属听说家人被特赦，想来台却来不了，就主动到香港找他们，与阔别多年的亲人团聚。陈士章的妻子听说丈夫在香港，托人带信给他，告诉他自己很就把儿女们送到了美国定居。他喜出望外，想方设法联系孩子们，又办理了移民的相关手续，去了美国生活，把妻子从台湾省接到美国后，一家人时隔多年终于团聚了。1992年，陈士章因患胃癌在洛杉矶逝世，时年90岁。与陈士章一样幸运的，还有段克文、王秉钺、周养浩三人，他们都在美国度过了余生。
蔡省三的结局也算比较好的，由于台当局不接收，便留在了香港。他很有文采，先前也做过宣传一类的工作，就为香港多家媒体撰稿，以此养活自己，后来还成了专栏作家，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后半生比较充实和幸福。
王云沛也留在了香港，至于他的结局无从得知。台当局没有良心，使得张海商、赵一雪、杨南村三人对他们失望了，商议后决定取消赴台计划，返回大陆。赵一雪回到了上海生活，张海商回了老家湖北武汉，被安排在湖北省政协当政协委，而杨南村则回了成都，在四川省政协任职。
但是，10个人中不是所有人都善终。或许是因为看不到和家人团聚的希望，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张铁石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再后来，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他的骨灰被送到宝岛，交给家人安葬。如果他没有自杀，选择留在大陆或者香港，结果肯定不一样。张铁石的结局，令人有些惋惜。
虽说杜聿明等人曾经与我党为敌，但他们成为俘虏后，人民政府没有虐待他们，而是善待他们，这就是我党的气度，与台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以人民利益为重、赢得民心的政党，才能长久的领导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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