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世界制药业巨头默克公司的CEO亨利?加兹登退休时曾表示，他对默克公司的市场策略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对潜在市场的定位仅局限于病人。言下之意，他希望默克公司像生产口香糖的箭牌公司一样，能够为健康人生产产品——这是他多年的梦想，因为这样一来，默克公司就能把药品卖给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病人。他这个虽不光彩但毫不隐讳的观点，被刊登在当时的《财富》杂志上。30年过去了，亨利?加兹登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梦想却实现了——
现在，世界上所有顶级制药公司的市场策略都瞄向了健康人群，结果就是：情绪起伏被说成是精神错乱，平常多发了几句牢骚抱怨被视为患了可怕的病症，越来越多的正常人被制药公司变成了病人。制药商们通过发掘和利用我们内心对死亡、衰老和疾病的恐惧，发动了大规模的营销运动，5000亿美元的制药产业正在改变人们的生存观念。制药巨头们仍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但都不再满足于仅仅把药物卖给病人，因为他们这些华尔街的商人们非常明白，只有让健康人相信自身有病、需要吃药，他们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今天，当我们过着比祖先们更长寿、更健康甚至更有活力的日子时，无处不在的广告宣传和阴险的“唤起疾病意识”的运动正在“把紧张的健康人变成愁苦的病人”。于是，身体上轻微的小问题往往被渲染和夸张成严重的疾病：害羞被视做“社交焦虑障碍”，月经前的紧张表现被说成是一种名为“经前焦虑”的精神病，正常的性问题被看做“性功能障碍”，自然的生理变化成了“更年期激素缺乏症”，心烦意乱的办公室白领更被认为患有“成人注意缺陷障碍”……就这样，可能本来仅仅是一种致病风险，到制药公司这里就被说成了一种疾病。于是，健康的中年妇女仅仅因为年龄问题，就会“患上”一种莫名其妙的骨病，叫做骨质松疏症；而同样健康的中年男人，也会“患上”一种伴随余生的疾病，叫做高胆固醇病。
对于那些确实处于患病边缘或的确有高致病风险的人来说，被视为有病并配以适当的药物治疗是很有好处的。然而，对于那些健康的、距离致病风险还很远的人来说，若也被贴上某某病名标签并配以药物治疗，不仅会给他造成极大的不便，带来巨大的花费，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副作用。但对制药商而言，这正是商机无限的地方。把亿万健康人变成潜在的患者，就可以形成新的全球性大市场，而这个被他们“创造”出来的市场，现在已成为制药工业数10亿美元的营销预算的重要目标。
在曼哈顿工作的文斯?帕里就处在全球药物营销的前沿。作为广告营销专家，帕里很擅长用最老于世故的方式销售药品——与制药公司合作，“发明”出新的疾病。最近，在《为疾病命名的艺术》这篇让人瞠目结舌的文章中，帕里透露了制药公司“促动发明”疾病名称的种种方法：他们有时对罕见病症予以新的关注，有时将已有的疾病重新定义或重新命名，有时干脆“发明”出一种全新的人体机能障碍。其中，帕里个人最赞赏的几种发明包括：勃起功能障碍、成人注意缺陷障碍，和一种颇有争议的、许多研究者甚至认为根本
不存在的疾病——经前焦虑症。
帕里以罕见的直率，透露了制药公司是如何牵头捏造那些抓人眼球的的药名的，如百忧解 和伟哥，同时，为了给这些药创造出巨大的市场，他们是如何定义相应的病理症状的。在制药商们的引导下，麦迪逊大街 上像帕里一样的营销大腕们招集了众多的医学专家，不断地“发明”出新的疾病概念。用帕里的话说，这样做的目标就是“给全世界的医药消费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消费者的身体症状与药品的性能联系起来，以最大限度地扩大药品的销量。
制药商促动发明出新的疾病？也许很多人会对这一观点有些不解，但对制药界的业内人士来说这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近期《路透社商业观察》（Reuters Business Insight）上一份专为各制药公司的领导层设计的研究报告认为：“创造新的疾病市场”的能力正在给已经突飞猛涨的药品销售带来数不清的巨额利润。报告称，制药公司一个主要的营销策略，就是改变人们对普通小病的思考方式，使正常的生命过程“医疗化”。于是人们开始相信，他们本来以为只是给生活带来一些不便的小问题——如秃顶、皱纹、性功能问题——现在已被视为“应当医疗介入”的疾病。报告对像“女性性功能障碍”等新发明的疾病的利好市场深感振奋，同时对制药业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未来几年的医药市场，将会证明制药业通过发明疾病，给医药产业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功绩。
其实要判断许多医学症状反应出的是健康还是疾病，很难找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这条分界线，往往有很大的弹性，甚至在不同国家，这种分界存在着戏剧性的差异，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标准。显然，在定义一种疾病时，你将疾病的界限定义得越宽泛，潜在的病人群体也就越大，制药商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如今，那些司职划定界限的专家们每次参加会议，所需要做的就是拿起药商给的笔，划出药商想要的界限，结果就是将这些界限划得越来越宽泛。
根据这些专家划定的界限，90%的美国老年人“患”高血压，近一半的女性“患”所谓的性功能障碍，超过4000万的美国人需要吃药降低胆固醇。媒体也一味追求新闻头条效应，不断地推波助澜，于是新发明的疾病就会被渲染成普遍的、严重的，同时又有药可治的一种病。
在贩卖疾病的过程中，制药商有许多种不同的营销策略，但所有的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兜售恐惧——利用女性对心脏病发作的恐惧，兜售更年期是一种荷尔蒙缺乏症状的观念；利用人们对过早死亡的恐惧，兜售高胆固醇需要药物治疗的观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大肆宣扬能治疗某种疾病的药品，有时恰恰会导致这种疾病：
长期的激素取代疗法会增加女性患心脏病的风险，抗抑郁症药品则有增加少儿自杀倾向的风险。至少有一种曾经名噪一时的降胆固醇药已经退出了市场，原因居然是它会有导致死亡的风险。最可怕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种治疗常见肠胃问题的药，居然导致一些患者因严重便秘而死亡。然而，遇到这种问题时，政府监管部门似乎更有兴趣保护制药业的暴利，而往往忽略了自己应该担负的保护公众健康的职责。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开始放宽对药品广告的限制，结果针对正常人群的药品营销变得空前泛滥，现在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天要看10多个药品广告。同样地，新西兰人也在遭受着相同程度的药品营销。在世界其他国家，制药商们也正在为争取这种广告特权而疯狂地活动着。在支持者看来，这种营销是一种有价值的服务；在批评者看来，这种营销正在将疾病植入人们的生活中心。它不但将真正的病人推向范围有限的最昂贵的药物治疗方案，同时还令数以千万计的健康人开始担心身体坏掉、功能紊乱、缺这少那、机能衰退。这种贩卖疾病的恶劣行径，是在利用我们的恐惧心理牟取暴利，是对公众集体意识的强奸。现在，这种营销已经不是暗地里进行的阴谋，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强取豪夺。
尤其是过去的10年，药品销售的飞速增长使制药业成为全球最赚钱的行业，医药业的股东们因此获得了巨大回报。但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费用一路猛涨，为公众医药花费买单的政府或私营保险公司，对医疗体系的投入却难以随之持续增长。这也就难怪，医药业的不良影响会变成许多国家政治争论中的一部分。近期，澳大利亚和美国在药品的自由贸易谈判中就爆发了争论。随着公众对制药业影响疾病定义和创造“新的疾病市场”等丑行了解得越来越多，疾病销售行为也就离政治争论的中心越来越近。
此文摘自《贩卖疾病》一书序言 书即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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