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研究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其中有关“健康传播史”方面的研究更是完全阙如。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依据传播方式、传播载体、传播主体等的不同，对我国古代大量存在的健康传播行为加以划分和归类，分别从“人际传播与文献传播”、“语言文字传播与非语言文字传播”、“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等几个不同的侧面对我国古代的健康传播历史展开论述，从而勾勒出一幅我国古代健康传播的历史画面。本文以不同于时下传播学界流行的“关注当下、关注实证”的现实主义研究取向，将研究目光投向大量的文献史料和前人的传播实践，开辟了从历史、人文的角度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传播学研究 历史研究 健康传播 中国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communication study, healthcommunication study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in China today,especially on the history stud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hisArticle makes a fresh viewing, focusing its attention on the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three different division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skill,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 to makea grand picture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n ancientChina.
Keyword: Communicationstudy Historystudy Healthcommunication China
引子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大文学家苏轼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1]，被贬官谪居黄州。期间，有一年当地瘟疫流行。听人说眉山（今四川眉州）有一位奇人巢谷，自创一方，名为“圣散子”，对瘟疫的治疗有奇效，于是苏轼专程前往眉山寻访巢谷。在苏轼的一再请求下，巢谷终于同意将药方传授给苏轼。回到黄州后，苏轼按照“圣散子”的配方抓药，在自家门前架起一口大锅“熬药济民”。凡是前来的人，“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2]。由于使用了“圣散子方”，救了许多百姓的性命，当年的瘟疫流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日后，苏轼将《圣散子方》公之于众，并专门为其作序，记述了该方在瘟疫流行时的效用。由于苏轼在当时显赫的声名，《圣散子方》广为流传，成为许多地方瘟疫流行时人们纷纷效法的药方。
有关苏轼与《圣散子方》的历史记载，是我国古代健康传播的一个缩影。由于技术条件和人们认知水平的限制，古代的健康传播无论在内容、形式、载体等诸多方面都显得朴素而初级。但是，对健康的追求，却是人们亘古不变的需求。粗略看来，古代的健康传播可根据其传播方式、传播载体和传播主体的不同，大致分为几种类型。具体而言，按照传播方式的不同，分为人际传播与文献传播；按照传播载体的不同，分为语言文字传播与非语言文字传播；按照传播主体的不同，分为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
人际传播与文献传播
由于古代传播技术条件的限制，人际传播和文献传播是两种最主要的健康传播方式，在古代的健康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眉山奇人巢谷将“圣散子方”传授于苏轼，苏轼用奇方治病，并撰文著序将“圣散子方”向世人公开，传授给更多的人。这一故事的经典之处，在于它恰好包含了这两种主要的传播方式。苏轼遍访医士、寻觅药方，巢谷将药方传于苏轼。这一过程符合“口耳相授”的特点，属于人际传播。苏轼为《圣散子方》撰文著序，通过文献的方式使《圣散子方》流传于世，为更多的人所熟知。这一过程以文献为载体，将信息向不特定的大众人群传布，属于文献传播。文献传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大众传播。
古代的人际健康传播依据传播者的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存在于民间百姓相互之间的、偶发的、自由散在的人际传播，以传闻、典故、习俗为主要的传播内容。如一些民间流传的谚语、俗话、民间故事等等。另一类是医患之间的人际传播。
有关健康的谚语、俗话、传闻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甚广。诸如：“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寒从脚上起，病从口中入”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老话”，广泛流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谚语为例，按照其内容的不同，涉及防病治病、饮食起居、体育锻炼、精神心理等多个健康领域。
民间传说、传闻故事是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内容，在古代传媒技术和信息渠道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载体。故事内容涉及奇闻怪事、天上人间，可谓无所不包，疾病与健康自然也是其中的话题。苏轼获知眉山巢谷与“圣散子方”的消息，最早也是来自于传闻。不同的是，眉山巢谷确有其人，“圣散子方”确有其事，传闻故事是真实的。而更多的传闻故事和民间传说往往虚实掺杂，难以考据。在大量的民间故事中，专门以医药健康为主题的故事较少，较多见的情况是在其它主题的民间故事中穿插有医药健康的内容。虽不是主要内容，却也让听众在聆听故事的同时，获得了医药健康的知识。
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断桥相会、水漫金山、雷峰塔倒等经典片段，已经成为典故，广为传颂。在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中，有一段“端午节白蛇现身”的精彩片段，就包含着医药知识。这段故事情节在民间可谓妇孺皆知，但就在这段情节背后却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医药知识，即：雄黄驱蛇。在我国的传统医药中，雄黄是一味重要的药物。据《本草纲目》记载，雄黄性味辛温、有毒，具有杀虫解毒、驱蛇、燥湿、祛风的功效。民间常以雄黄外用，治疗皮肤疥疮、顽癣[3]。而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论，雄黄的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砷，有刺激性气味，蛇对硫的气味和药性非常敏感，所以一遇到雄黄就会躲得远远的。在火山周围等含硫量高的地方，常常找不到蛇的踪迹[4]。这也就难怪白娘子在喝了雄黄酒之后会现出原型了。
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在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情节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实用的医药知识，使听过故事的人终生难忘。但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故事中包含的医药健康知识并未经过严谨的考证。有一些是合理有效的，但也不乏一些虚构、夸大、甚至错误的内容。因此，对民间故事中的医药健康知识，应区别对待。
在人际健康传播中，除了民间百姓相互之间“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之外，另一类是医患之间的人际健康传播。主要发生在患者请医生治病疗伤的过程中，传播者是医生（大夫、郎中）。在这一类人际健康传播中，健康信息传递的行为随同求医治病的行为一起发生，是一种伴随性的传播。相对于前一种以民间百姓之间“互为传播者”的人际健康传播类型而言，医患之间的人际健康传播在发生几率上更具有稳定性，同时具有权威性、单向性的传播特征，可信度和接受度均较高。
在古代的健康传播中，与人际传播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另一个传播类型是文献传播。从甲骨文到布帛竹简，再到后来的纸张印刷，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文献传播在健康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特别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应用，使得文献传播成为古代健康传播的主要形式。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看，文献记载发挥着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作用，我们从大量的医药典籍和文献中了解到我国古代医药健康事业的发展情况，许多古代的医药知识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某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角度看，文献记载在古代也是重要的传播形式，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文献传播不失为最主要的知识普及方式。
与人际传播相仿，文献传播同样可以依据传播者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医学实践者或研究者为主要传播者的文献传播类型。医生、郎中、药师、术士等等是主要的传播人群，他们通过自己的日常实践和总结，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撰写医药文献，记录医药学理论和实践方法，为人们参照、借鉴和使用。奠定中医学基础的四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博采众长的《千金方》；集中药大成的《本草纲目》；将传染病的防治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的《温疫论》……等等[5]，无不是堪称经典的医药学文献，在我国古代的健康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医学实践者或研究者为主要传播者的文献传播类型，其特点在于传播内容较为科学，权威性好、可信度高。但由于传播者大多是医药领域的专业人士，传播内容的专业性极强，知识结构上的落差使得传播内容很难被普通人理解和接受，往往仅在医药领域内部流传，普及程度较低。
另一类文献传播是以一般文人、知识分子为主要传播者的文献健康传播。相对前一种类型，这一类型的文献传播由于传播者大多是有名的文人墨客，拥有一定的世俗影响力，因此在传播面和普及程度方面都要广得多。例如：由苏轼撰文著序的《圣散子方》；由后人将苏轼、沈括二人的医药著述汇编而成的《苏沈良方》；由刘禹锡、柳宗元合著的《传信方》；蒲松龄的《草木传》、《药崇书》等等，都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优秀作品。但是，无论是以医学实践者或研究者为传播者，还是以文人墨客为传播者，文献传播类型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知识壁垒。文献传播的接收者（或受传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才有能力阅读文献、理解文献，传播行为才有可能完成。而在古代，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书人”毕竟不是多数，这也使得文献传播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局限。
语言文字传播与非语言文字传播
语言文字是信息的主要载体，绝大多数信息传播是通过语言文字完成的。健康传播也不例外。司南、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雕版印刷是主要的印刷技术。隋唐期间就有了雕版印刷的应用，五代时期开始用以刻印儒家经典，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6]。当时，著名的三大雕版分别是浙雕、闽雕和蜀雕。以闽雕为例，福建建阳的雕版印刷是闽雕印刷中的精品，史学上将建阳出版的书叫做建本图书[7]。在历代印刷出版的大量建本图书中，医药书籍占了显著的比重。
这些医学书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本草等等，可谓门类齐全。明朝时期出版的《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六卷、《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一卷、《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一卷、《名医类证医书大全》二十四卷、《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六卷、《伤寒运气全书》十卷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医学书籍。这些书籍在健康传播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
《素问》、《灵枢》、《难经》等古医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时代久远，在古代以传抄方式保留下来，难免出现错字、脱漏、衍生等错误，且古代语言文字古奥艰涩难懂，给后代学习造成困难。新版的医书加入了注解和绘图，文字通俗浅近，为经典医学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名医类证医书大全》二十四卷，后附《医学源流》一卷，是一部中医临床医方的类编，内容博采众长、分门别类，为医书之集大成者。编辑出版后，广为流传。该书传入日本，被视为“医家之宝”，对日本汉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9]。
由于印刷图书具有远距离运输便利的优点，因此也成为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载体。仍以建本图书为例：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建本图书不仅在中国国内流传，而且远销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宋代外贸活动中，就有用建本图书换取新罗的人参和布匹的记载，其中也不乏中国的医药书籍。建本图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流传到朝鲜后，两次被翻印。宋慈的《洗冤集录》除了向朝鲜、日本输送外，甚至传入了波斯、阿拉伯一带[10]。对当时国际间的健康传播交流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语言文字的传播之外，一些非语言文字的形式，如形体运动、健身操等，也成为健康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华佗的五禽戏。五禽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国远古时代。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原大地江河泛滥，湿气弥漫，不少人患了“重膇之症”，即一种骨关节病。为此，人们创制了一些用以活动身体关节的舞蹈动作。这些具有“利导”作用的舞蹈动作，就是五禽戏的最初萌芽。《庄子》上记载：“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伸），为寿而已矣。”其中，“熊经鸟伸”就是对古代养生之士模仿动物姿势练功的生动而形象的描绘。此外，《吕氏春秋》、《淮南子》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11]。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44幅帛书《导引图》中也有不少模仿动物的姿势，如“龙登”、“鹞背”、“熊经”等等，有的图虽然注文残缺，但仍可看出模仿猴、猫、犬、鹤、燕，以及虎、豹扑食等形状。
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根据前人的记载，结合自己的临诊经验，创编了一套强体健身的形体操，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取名“五禽戏”。《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称：“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据说华佗的学生吴普，由于坚持锻炼，收到了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实效，“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12]。
华佗每到一处行医，都亲自为百姓示范五禽戏，带动百姓共同习练。这种方式以形体示范为载体，无需过多的语言文字，非常适合文化水平较低的乡间百姓学习、采纳，利于发挥传播效果。可惜的是，华佗创编的五禽戏未能保存下来。南北朝时期，名医陶弘景根据民间流传，在其所著的《养性延命录》中最早用文字描述了五禽戏的具体动作。此后，明代周履靖的《夷门广牍·赤凤髓》、清代曹无极的《万寿仙书·导引篇》和席锡蕃的《五禽舞功法图说》等著作中，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五禽戏的习练方法[13]。但是，各人的五禽戏记载都有所不同，形成众多派别，而哪一种才真正是华佗本人创编的五禽戏已经无从考证了。这也是我国古代健康传播的一个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