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老一辈流行病学专家亲自参与指导现场流行病学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调查成果,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现场调查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榜样;而自21世纪初开展现场培训开始,现场流行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拓展,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成绩卓著。本刊特别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曾光教授撰写“中国现场流行病学的峥嵘岁月”,以展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现场流行病学的发展历程。
现场流行病学(Field Epidemiology),又名”应用流行病学(Applied Epidemiology)”。美国学者Michael B Gregg的现场流行病学定义如下:“问题的发生出乎意料;需要立即作出反应;从事公共卫生的流行病学家必须赶到现场去解决问题;由于及时干预的原因,使得调查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
曾光教授作为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hinese 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 CFETP)的创建人,经过多年实践和理论研究,2005年为现场流行病学作出定义:“现场流行病学是应用流行病学方法和其他方法,调查解决现场实际发生的各种公共卫生问题”。
在消灭天花行动的最后阶段,我国各级卫生防疫人走遍农村和边远山区,及时发现和隔离了分散于各地的传染源,并且为易感者及时接种牛痘疫苗。1960年随着我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西盟县最后1例天花病例的痊愈,我国从此再无天花病例,这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提前了17年。
20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推行在人群中服用痢疾噬菌体预防细菌性痢疾。借鉴这一模式,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痢疾噬菌体预防痢疾的实地观察” 现场流行病学试验,证实痢疾噬菌体疫苗并没有预防痢疾的效果,避免了国内盲目效仿所带来的重大失误和经济损失。
1957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5所高校及周围地区出现了一起类似脑炎所致不明原因疾病的暴发流行,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累计发病514例。通过数日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证实,这是一起因皮内接种鼠脑组织生产的乙脑疫苗所引起的变态反应性脑炎,为我国立即停止生产和注射该疫苗提供了决策依据,避免了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新疆察布查尔县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流行一种原因不明的致死性疾病,当地将该病称为“察布查尔病”。1958年,北京医学院经过详尽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后续的细菌学和动物实验证实该病为肉毒杆菌引起的中毒,并最终揭示该病与当地经常食用的“米送乎乎”(面酱半成品)有关。
1972年7月,上海东南郊区、工厂及郊县突然出现大量的皮炎患者,患病者达10万之众,该事件历时3个半月,共有50余万人受累。上海第一医学院对该事件的原因展开了内容丰富的病例对照调查,揭开了桑毛虫致皮炎发病的真相。相关部门在采取积极的消杀桑毛虫的措施后,皮炎的流行得以终止。
“烧热病”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于我国部分棉产区或粮棉兼作区农村的一个原因不明的病种。1965年,汉川农村出现成批的烧热病患者,武汉医学院组织专家多次深入病区开展调查,最终确定该病是长期大量食用粗制生棉油(其主要毒性成分为棉酚)所致的慢性中毒性疾病。
1988年1月初,上海市发生甲型肝炎暴发流行,累计报告甲型肝炎病例29万余例,死亡11例,为人类历史有记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甲肝流行。市卫生防疫站迅速组织了对全市17000户居民的整群抽样调查,食与不食毛蚶的发病相对危险度为23.06倍,溯源追踪到不洁毛蚶来自江苏启东沿海水域。上海市政府以此为依据决策严禁毛蚶的输入和销售。
2002年11月在我国广东省出现一种病死率高的以肺炎为主要表现的传染病,我国称其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WHO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SARS)。SARS在密闭空间传播力极强,导致了中国和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2001年10月份刚建立的CFETP团队,在现场调查和防治对策建议方面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首先,团队立即调查在广东和北京研究SARS疫情的人群自然史,包括SARS的传播链、测定流行参数和传播特征,证实其为一种新发传染病。
其次,团队在对北京感染最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现场调查中提出立即依法关闭医院、建议将患者转移到北京远郊区。这些建议立即被政府所采纳,并仅用了7天时间就建立了小汤山SARS医院,彻底解决了医院感染难题,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再者,团队接受原卫生部紧急任务,共同起草了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科学防治”的讲稿,由项目老师于2003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做了宣讲,对中央制定全国采取公共卫生防控为主的对策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四,团队成员积极接受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平面媒体的采访,解疑答惑,科学解读疾病,及时安定民心。
调查揭示了真相,为无辜患者讨回了赔偿,为医院证实了清白,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管理部门因此更新了抗肿瘤药物的生产规范,消除了今后因同一生产线不同抗肿瘤药所潜在的隐患。
CFETP临危受命,再次率队进入现场,调查分析后提出:优先考虑“原发性肺鼠疫”病因学说,即推翻实验室否定鼠疫的检测结果;经过激烈、精彩的学术辩论,以及后续从3位患者病后迟至16 d的血清中查出鼠疫F1抗体强阳性,最终确认“原发性肺鼠疫”这一病因。鼠疫专家随后赶赴现场,在首发病例家中的鼠洞中发现了携带鼠疫杆菌的死鼠。根据调查结果,当地被划定为鼠疫疫区。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所应对解决的事件,都是各个时间节点上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热点问题,这一特点历经70年不变。不断壮大现场流行病学骨干队伍的意义可能比一次次拨散流行病学迷雾更重要。可以预期,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将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承担更光荣、更艰巨的历史使命,并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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