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少有真正的隐士，即便是那些求仙访道，啸吟泉林的道士或心怡伽蓝、避世浮屠的僧人，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出世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身在山林，却心系庙堂，常常以在野之身参与政务 ，名不为朝臣，实无异于官吏。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就是其中的的一个典型，甚至被冠以“山中宰相”的美誉。据《南史·陶弘景传》载，他在“山中”隐居修道，梁武帝每有疑难不决之事，常常咨询于他，把他看作是不在庙堂之上的“宰相”。
“倦世情之易挠，乃杖策而寻山，既沿幽以达峻，实穷阻而备艰。渺游心其未已，方际夕乎云根。”——《全梁文·卷四六陶弘景·寻山志》
成年后，他与南朝士子一样，怀着懦家修齐治平的政治志向，奔波于求仕之途，先后做过诸王侍读和振武将军、齐左卫殿中将军、奉朝请等。加之其人神仪明秀，学识宏富，又善琴棋书画，精通草书隶书。因而，年纪虽轻，却已声名远播，与当时著名的文人褚炫、刘俣、江斅一起并称为“昇明四友”，为世人所推许。朝中一班文人学士争相与之结交，甚至一些位至鼎足的朝阁重臣也乐于与之来往。久而久之，陶弘景声望日隆，宫廷内外，上至王公贵胄，下至一般庶民百姓，莫不钦慕他的才华。
尽管陶弘景在朝野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但他本心并不乐仕进。于是在他37岁的时，脱下了朝服，隐居茅山，专心修道，完成由入世到出世的重大转变。
2、上书《解官表》——道教盛行的大背景下，仕途坎坷的陶弘景选择隐逸似乎合情合理
一面是隐居林泽野，生活清贫，一面是犬马声色，荣华富贵，出生于官宦世家的陶弘景是如何做出归隐山林的决定呐？这都要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说起：
第一、时代风尚的影响。
南北朝是历史上的分裂期，政权交替频繁，时局动荡不安，战争连绵不断，乱世求安是人们普遍的心理需求。此时，追求长生不死的道教逐渐为士族上层所认可、接受，并从民间走向官方。上层社会中信道者众多，乃至出现了许多道教世家。受其濡染，陶弘景亦潜心钻研阴阳五行、风角推算、方图产物、医术本草之术，对隐逸的生活十分倾慕。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废帝殒，奉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即皇帝位。”——《宋书·卷十·本纪第十》
四年之后，即建元三年(481)，陶弘景的父亲不幸被其妾害死，这给陶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发誓“终身不娶”。三年服丧期满后，按惯例，他应正式被任命官职，但齐武帝却只授他为左卫殿中将军。陶弘景这才幡然醒悟，知萧氏并未解除对他的戒心。永明二年(484)，清溪宫修缮落成时，陶弘景进献《清溪宫颂》，博得齐武帝的赞赏。齐武帝有意要提拔他，却恰逢其母病逝，丁忧三年再次失去了升迁时机。永明四年(486)，服母丧期满后，却仅仅获得了一个有虚名无实权的“奉朝请”。
3、隐而不仕——虽名声在外但不侍其中主，坚定而过果决的华阳隐居先生
未隐居前，他汲汲于功名利禄，壮志难酬而处境窘迫。归隐之后，反而声名鹊起，成为超尘绝俗的髙洁名士，受人敬重。在最初隐居的五六，先后两位帝王诏请其出山，皆未果。
“虽萧萧独往，眇吵真贵，而亲旧书驿，远近参同，盖未能抑绝 ”——《华阳陶隐居内传》
1、拒绝了齐明帝的出山诏请
就在陶弘景隐居的第二年，即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驾崩，皇太孙萧昭业继位。一年后，齐尚书令萧鸾独揽大权，不久又相继废杀萧昭业与继立的萧昭文，自立为皇帝，即齐明帝。萧鸾即位后，大杀齐诸王，自知杀戮过重的萧鸾，命陶弘景“东祈名山”三年，为自己消灾祈福。祭山事毕后，萧鸾欲敕迎他出居蒋山，但政局的动荡使官场外的陶弘景不愿再置身于血腥腐朽的官场，不愿再见残酷野蛮的政治屠杀，以诗作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婉转地拒绝了萧鸾的征召。
由此而可见，陶弘景的隐逸决心是坚定而果断的，然而，隐居就意味治生涯的终结，他真能实现“灭影桂庭，神交松友”的髙蹈之志吗？他真能割舍下对苍生、家国的忧虑情结吗？显然是不可能，否则“山中宰相”的称号又是从何而来呐？
4、“山中宰相”——一身两任，不受羁绊，无所挂碍的不隐不仕、亦隐亦仕的独特角色
尽管悠然陶然的隐居生活逍遥自在，但陶弘景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自己能像张良那样成就不朽之伟业。因此，当齐末宗室间为权势名利而相互争夺时，陶弘景便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思欲有所作为。
（1）大造舆论环境，助力萧衍登基
永和二年（500）十一月，当他获知齐雍州刺史萧衍起兵反齐的消息时，似乎已预见“英主”的降临，陶弘景即作“水丑木”歌，三字合而为“梁”，明示萧衍封国之名，暗指“梁”将代“齐”，为萧衍夺权制造舆论。及萧衍屯兵新林，陶弘景又令弟子假道奉表称颂，以表拥护。萧衍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后，陶弘景更是施展平生绝学，以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之术，援引图谶，推演新王朝的国号，数处皆成“梁”字，随即命弟子往建康进呈，萧衍欣然受之。他不但证明了梁代齐为“天意”，且萧衍登基选定“祭天吉日”并卜答“享国之期”。显然陶弘景迎合梁武帝的一系列拥戴举动，深得梁武帝的“敬重”，数次欲召其出山任职。
“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贵族要参候相继，赠遗未尝脱时”——《南史·隐逸传·陶弘景传》
结语：
在陶弘景归隐山林四十三年的隐居生涯中，其内心所潜存的济世之志始终不曾泯灭。一边在山中修身养性，求仙问道；一边又参预朝政，筹划军国大事，一身二任。这双重身份粗看无疑自相矛盾，殊不知这正是陶弘景的高明之处。选择归隐但又不与朝廷完全隔绝的生活方式，与世俗生活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既能修道养生，又能介入朝政，一举两得，而不受任何羁绊，无所挂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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