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Sofia
编辑丨尤蕾
作家米兰·昆德拉于7月11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生于捷克,他从小热爱音乐、绘画和雕塑。1948年,他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电影学院学习导演和编剧。1956年留校任教,教授世界文学,直到30岁写出第一篇短篇小说,米兰·昆德拉才确信自己找到了方向。
在中国,米兰·昆德拉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他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朽》《庆祝无意义》,随笔集《帷幕》《相遇》、戏剧《雅克和他的主人》等,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了一代青年,他的小说至今仍未过时,被追随、被崇拜仿佛是他的宿命,但荒谬的是,在他的价值体系中,他是反崇拜的。
米兰·昆德拉被引进中国后,带来两个概念:一个是“媚俗”(Kitsch),一种自我感动的激情,自我伟大化的倾向;还有一个词是“力脱思特”(Litost)。这是一个捷克语,它描述的是“突然发现我们自身的可悲境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的状态”。
电影《布拉格之恋》 (1988)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米兰·昆德拉参与编剧。
老师与学生:“撞”上昆德拉
作为米兰·昆德拉唯一一位中国学生,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董强对于老师的感情有点复杂。
提及与米兰·昆德拉的初次相遇,董强回忆,当初他去了法国留学,但眼见着一起去的同学们都纷纷改行,他陷入了迷茫。“一是觉得学文学太苦,也没有什么出路;二是大家都觉得法国文学太高大上,一时半会也难以搞懂。但我自己又不甘心,就对自己说,还是想做文化,搞懂法国文学。”
正彷徨之际,董强偶然听到米兰·昆德拉在招博士的消息,于是,就鼓起勇气给米兰·昆德拉写了一封信,“我想试试,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结果,在巴黎第八大学就读的董强真就被米兰·昆德拉招到门下。后来,董强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机遇,否则,他很可能就不得不转行了。
“我纯粹是'撞’上了米兰·昆德拉。我跟他上课的地方是在高等社会科学院,他当时住在旁边的一个楼里,有时候还会让我到他家里上课。米兰·昆德拉对我来说,便是一种'活生生的相遇’。董强说道。
在董强看来,无论米兰·昆德拉的课还是作品,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米兰·昆德拉改变了董强此前的对他的形象认知,米兰·昆德拉有很多理论性的东西,而且这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从这个角度看,他绝对不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
《生活在别处》是米兰·昆德拉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
米兰·昆德拉的授课方式很自由,这让董强印象最为深刻。米兰·昆德拉喜欢听学生讲,自己反而表达得不多;他喜欢给学生们听音乐,并探讨音乐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米兰·昆德拉也有自己的小癖好,每次上课之前,他都会在门外挂一块小牌子,上书“正在录音,请勿打扰”。
作为一位世界级的文豪,婚姻生活里的米兰·昆德拉却显得非常柔软。在董强学成回国后,很多人希望他能够请老师米兰·昆德拉来中国,但每次,都遭到了老师的拒绝。这让董强一头雾水,一次他忍不住问老师原因。米兰·昆德拉说,他个人不愿意做公开讲座,以前讲过一两次,但每次讲完都有人问“怎么看待人类命运”之类的问题,他说自己就是小说家,哪里知道人类的命运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他的夫人薇拉的耳朵有点问题,如果飞机升至一定高度,就会受不了,她无法坐长途飞机,所以,米兰·昆德拉远的地方也都不会去,因为,无论他去到哪里都要夫人陪伴。
曾经,董强想过写一篇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就叫“不跟昆德拉照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米兰·昆德拉的照片基本都是他的夫人拍的,他不让别人照相。
由此看来,早些年一直流传的“八卦”——米兰·昆德拉作为世界级文豪,对夫人绝对地依恋和百依百顺——都不是空穴来风。
1973年,米兰·昆德拉与妻子薇拉在布拉格合影,两年后他们移居国外。
译者与作者:寻找昆德拉
《笑忘录》《寻找昆德拉》的译者王东亮,现居法国巴黎。他和米兰·昆德拉的几次“相遇”也都发生在巴黎。
王东亮最早听说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是在1990年年初,刚到巴黎第八大学报到的时候。
“学校安排我和一位丹麦学生、一位比利时学生同住在一处公寓。某天我正在厨房吃早餐,丹麦室友走进来说,他一夜未睡读完了一本书,并强烈推荐给我。之后,他打开热水龙头给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醒神,出门前又回过头来,一字一顿地用那并不十分流利的法语对我说,在巴黎,才最能体验到存在的虚妄(le non-sens de la vie)。”
这天的早餐令王东亮至今难以忘怀,因为用水龙头的热水直接冲咖啡的做派实在令人吃惊,又因为几乎刚到巴黎安顿下来就听人说起在巴黎最能感受到人生无意义,更因为被丹麦室友强烈推荐的那本书——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0年之后,2000年左右,回国工作的王东亮有一次出差回到巴黎,学弟董强带他参加了《小说工作坊》的一次活动,并告诉王东亮,米兰·昆德拉本人也参加。活动是在田园圣母堂街夜祷剧院咖啡厅,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王东亮记得,米兰·昆德拉身形高大,站在一处略显隐蔽又可以俯瞰全场的地方,他的目光正像其照片中惯常流露的那种冷峻深邃,似乎在看着什么又似乎在想着什么。
“这次活动并没有安排米兰·昆德拉演讲,周围的人也仿佛在保护着他沉默的权利,没人过去打扰他。”王东亮说,这是自己唯一一次与米兰·昆德拉真正的相遇。
《笑忘录》是米兰·昆德拉定居法国后的首部长篇小说。
王东亮再次与米兰·昆德拉“相遇”,是接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翻译小说《笑忘录》。
虽然米兰·昆德拉的大部分作品,王东亮都很喜欢,但《笑忘录》是读得最多的一本。王东亮将伽里玛出版社Folio版《笑忘录》带在身边10多年之久,不时拿出来读一读,于他个人而言,这个过程仿佛是在慢慢疗伤。“昆德拉这部作品谈到了某些伤痛,如父亲之死,而我们这代中国青年也曾拥有过类似的共同体验,我本人也是在经历了母亲的早逝之后久久难以自拔。”
作为译者,王东亮也一直在寻找昆德拉。因为在他看来,阅读昆德拉是愉快且益智的,它通常能使人大开眼界,层层剥离出人们惯常熟视无睹的某些事物的真相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阅读昆德拉同样是令人难堪的,他总是无情透视着生命的本质、人性的本质,让读者不得不直面自身的存在,无路可逃。
将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断引入中国,一直走在寻找昆德拉的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无疑是一个重要推手。其副社长赵武平从2002年第一次与米兰·昆德拉见面,到2005年《无知》中文版的出版,与米兰·昆德拉就翻译文本中各种问题进行的传真通信,累加起来就有二三百页之多。
对此,赵武平说:“对我个人而言,昆德拉对中国翻译家与出版社编辑的尊重和支持,是所有参与昆德拉作品中文版出版工作的编辑莫大的欣慰。昆德拉作为当代世界文学的杰出代表,近几十年来始终与主流文坛保持一定距离,从来不凭空发表议论,坚持完善和实践自己的小说美学理论,持续不断推出新作,令人尊敬和钦佩。”
1984年,米兰·昆德拉在巴黎。
读者与作者:重读昆德拉
董强坦言,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老师在国内这么有名,拥有诸多拥趸。事实上,就连米兰·昆德拉本人都不太清楚这一点,在他与董强的聊天中就曾流露出这种疑惑。
米兰·昆德拉去世的消息一出,很快就登上了微博热搜,在董强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诉求和命运,米兰·昆德拉曾经很好地陪伴了那个时代的人,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而今,太多人需要怀旧,太多人觉得他是那么亲切”。
对于米兰·昆德拉在中国如此受欢迎的原因,董强认为,一方面,当时的青年读他的书有一种代入感;另一方面,更多的还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体现出的一种精神以及他的个人风格,让中国读者有种认同感。米兰·昆德拉的东西不沉重,但又很深刻,显得很轻松,带有微笑、带有幽默,但同时又举重若轻。这个跟中国美学其实很接近。中国人有自己的智慧,面对一些沉重的东西,我们也能够从幽默的角度、反讽的角度去看。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共同点。
曾经,米兰·昆德拉是一个传奇,红极一时,几乎站在神坛之上。相较于人们对他的欣赏和阅读的铺天盖地,后来有些人说,他有点过时了。董强觉得,这种变化很正常,毕竟社会一直在变。
“但我们现在依然要读昆德拉,对于现今这有着特别的意义。”董强说道。从文学角度看,如今文学遇到了不少危机,尤其受到了其他表达方式,诸如图像、影像、多媒体的挑战,而且人们的欣赏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喜欢读简短的东西,以至于小说这种建立在语言之上的传统文学种类,如何继续在时代变化中发出最强的声音,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小说的艺术》由董强翻译。
在如此背景之下,阅读《小说的艺术》时就不难发现,米兰·昆德拉为小说指明了不同的方向。董强提及,米兰·昆德拉的一些理念可以让小说焕发新的生机。
“他最重要的理念是,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究。他不是存在主义者,国内很多人弄混了。比如,他跟萨特不一样。但是,'存在’这个概念——通俗地说,即我们说的'生活’的概念——昆德拉提出小说要去探索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探索过的那些角落,就像个探照灯一样,去照从未照到过的地方。随着社会发展、世界变化,到处都有一些新主题的出现,这个时候文学可以大展身手。如果大家能够深入理解昆德拉,是非常有益的。”
在董强看来,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注重实际,也关心世界。年轻人阅读米兰·昆德拉的另一重意义也在于此——从米兰·昆德拉的生活经历看,他从东欧到西欧,可以说,他对整个欧洲的理解程度远超只在一地生活过的人们。欧洲对世界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米兰·昆德拉对中欧文化的认识,可以让年轻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更深入的理解。“阅读昆德拉,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智慧,也能够更好地去面对一些挑战,无论是来自社会的,还是来自历史的。”
当然,阅读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也需要智慧。在董强看来,“昆德拉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家,他的很多思维是反幼稚、反年轻,甚至是反青春的”。这就是后来米兰·昆德拉否定了自己原来写的一些东西的重要原因——他愿意做一个晚熟的人,他要最深刻地思考人生。米兰·昆德拉觉得很多年轻人的想法很幼稚,在他看来,年轻人愿意趋向一些激进的东西。以至于,他总是带着距离去写作。
校对:赖晓妮 黄思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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