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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与国魂同在的“人民音乐家”

作者：柯玲 　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　要：冼星海是我国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他为现代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冼星海的音乐人生历经坎坷，但他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伟大的音乐离不开它的民间土壤；完美的艺术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不朽的作品得力于其不朽的民族精神。冼星海的成功因其始终扎根民族土壤的结果，冼星海的成功也是因他有选择地吸取西洋音乐的结果，冼星海的成功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冼星海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实践都对振兴我们的民族音乐有着哲学高度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冼星海；民族音乐；民族精神；国魂

　　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举国上下形形色色的庆典活动互相辉映，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其中电视剧《冼星海》是一举两得之精品。这部作品既是为纪念抗战胜利，更是为缅怀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音乐人生。既生动地记录了冼星海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也向人们展示了至今余响不绝的抗战音乐的辉煌图景。对炎黄子孙而言，冼星海是个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的名字，但就我们所知也只有他是《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对冼星海的传奇经历和艰苦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丰硕的艺术业绩就不甚了了。冼星海是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先锋，一生中创作了200多首大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完成)、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一部交响诗、一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曲和大量的艺术歌曲，还写了许多音乐方面的论文。电视剧《冼星海》观后，笔者思绪万千。不仅惊叹他对音乐的忠贞不渝，更为他超人的艺术敏感和睿智的音乐理念所折服。在现代中国音乐研究中，冼星海的音乐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乐章，而这个精彩的乐章是中西合璧的结晶!没有中国的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就没有冼星海，没有西洋音乐的熏陶同样也不会有冼星海。正是在电视剧《冼星海》的感发下，笔者这个民俗学弟子特地借了一套《冼星海全集》来认真阅读，其实我对音乐全然是个外行。

　　一、广东音乐：冼星海音乐人生的“基调”

　　中国的省份当中能形成自己“音乐”的并不多，可“广东音乐”却为人们熟知。“广东音乐”为传统的音乐合奏形式，19世纪下半叶，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广泛流行。从广义上讲，它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粤剧和潮洲剧的音乐，还有广东小曲和广东地方性民歌曲艺，如山歌、儿歌、粤讴、南音等。狭义的广东音乐是指小曲，仅器乐而言。19世纪广东小曲盛行时，在城里，戏曲常用它作为过场音乐和烘托表演之用；在茶楼和街头，歌女卖艺时，伴奏者在演唱间隙便演奏1—2首小曲；民间婚丧喜庆的乐队也演奏它，又被称为“八音”、“行街音乐”和“座堂乐”，所以广东小曲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经过长期的孕育演化，又吸收了各地民间小调、小曲、戏曲音乐和各种器乐曲。到冼星海出生时，“广东音乐”已成为专用名词。所以我们就不奇怪这个贫苦船工的后代、洗衣妇的儿子能和音乐有缘，因为广东音乐首先是民间的声音。粤地很早就歌吹盛行。张元济《岭南诗存跋》中提到：“窑洞月夜，男女隔岭相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一字千回百折，哀厉而长，俗称山歌。惠潮客籍尤甚。”同样迷恋这种民间声音的清代诗人、思想家黄遵宪在《入境庐诗草》手写本《山歌》后面的五则《题记》中，感叹“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他还忆起“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也许黄遵宪更侧重于歌词，而冼星海则对广东音乐的乐曲更感兴趣。

　　相对于内陆，广东近代就是一个开放得相当早的城市，是中外文明碰撞、交融之地，因此音乐的发展也带有独有的开放性。即使最土生土长的广东音乐，在其乐器、曲调乃至教育方面都带有西方影响的影子。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广东音乐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约60多位)广东音乐作曲者，创作了500余首乐曲，其中部少被录制或出版了曲集。冼星海正是其中一员。

　　冼星海巴黎求学走投无路，他只好像家乡当年的民间艺人一样，在酒馆演奏着自己广东的《饿马摇铃》。没想到，音乐素养良好的巴黎市民(其中包括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对广东音乐推崇备至，如痴如醉。冼星海第一次觉得就音乐而言，《饿马摇铃》、《雨打芭蕉》等家乡的民间音乐可以毫无愧色地走进音乐艺术的殿堂。民间音乐的生命活力、民族特色为其赢得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冼星海一生为之奋斗的艺术目标正是不断从民间音乐中挖掘瑰宝，服务时代，服务社会!始终把握住民族脉搏，唱响时代的最强音!

　　二、民间音乐：冼星海紧抓不放的“主题”

　　民间音乐源于民众生活，和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说民间音乐本就是民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小受民间音乐的熏陶，在进入巴黎音乐学院生造时，冼星海对民间音乐的认识更清醒了。正是由于他能将老师教授的内容和自己的民族风格结合起来，他才更加受到导师的赏识和器重。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他本可以留校任教，还可以和自己相爱的人呆在一起。可是，那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强盗欺凌，骨肉同胞水深火热的时刻，冼星海的选择只能是回国。他的情感、他的音乐离开了祖国就失去了滋长的土壤。

　　冼星海回国后，很快就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歌咏队伍当中。他的作品的民族特色，他的歌曲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几乎是国人尽知的。笔者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冼星海不仅有高亢的爱国热情，高超的艺术造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冼星海的音乐理论中，对民间音乐、民歌、音乐的民族形式等等的论述最多。我们可以说，冼星海先进的艺术观念是他投身实践的指导，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长期实践的总结和提升。

　　早在1929年，冼星海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时，就意识到：“学音乐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抱大志向的。在他们的理想里，充满着乐圣及天才的印象，个个的想望都是将来中国的贝多芬、舒柏特、瓦格纳这样人物。可是事实上能做到吗?我们还要考虑中国的音乐环境和中国的音乐。>>我的主张是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了，逐渐进步上去，中国不怕没有相当音乐天才产生。”

　　正是为了认清中国的音乐环境和音乐特点，冼星海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时，任教了一门课是“民歌研究”。民歌是百姓的心声。古代统治阶级就非常重视来自民间的这种各种声音，周代就设有采诗官，专门采集各国国风。于是我们今天才能见到《诗经》。冼星海对我国的民歌有着极高的评价。我们只要稍一浏览他的《中国民歌》，就不得不叹服作者超人的觉悟：

　　“我们如果细心想想民歌研究不但是一个大的问题，而且在目前文化工作和抗战的前途都是很有关系的，它应该是一种文化工作，恶魔是文化工作者，更要注意民歌。>>而目前最受人欢迎的还是有民歌作风的、民族色彩的军歌，因为它能激发军民增强现阶段的抗战力量。

　　民歌是工农群众的唯一歌声，这些劳动歌声就是告诉了我们将来中国新兴音乐的源泉，比一切浮夸的上等音乐更可贵，而且我们只有从工农音乐着手努力，才可以发扬民族特殊的音乐作风。

　　“民歌有它的地方性、民族性，因而就有它的独特形式和内容，这也就是我们比世界任何一国的歌曲的内容形式都更丰富的地方。我国地方广大，生活、风俗、习惯都不同，要立志终生研究民歌是一伟大的贡献，不但可以改良社会，而且在中国文化上是一个伟大的收获。

　　“民歌是语言艺术最高的表现。民歌不能离开歌词，或是语言，我们假如P67注意语言、歌词的实际适合大众，或能更深入地教育大众，在民歌的研究中就不能忽略文字和语言。

　　“真正的民歌一定是永久性的，经四千年流传下来，而且是真实的，是一切音乐的源泉，一切艺术的源泉，是从劳动产生出来的，还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

　　民间音乐和民族音乐本是涵义有别的概念。民间的不一定都是民族的，但民族的却几乎都是来自民间。体现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才能称为民族音乐。民间音乐侧重于音乐的生存空间。民族音乐侧重于民族形式和民族精神。冼星海思考得最多的是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这一方面有着时代背景的原因，同时也是冼星海深思熟虑的结果。冼星海在延安时期也正是我党文艺理论史上文艺形式和内容大众化问题讨论比较热烈的时期。关于文艺的民族特色，毛泽东同志有着最为突出最全面的论述。他多次谈到“民族特色”、“民族的特性”、“民族的特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民族化”和“中国特点”、“中国的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化”。音乐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和一般文艺作品有所不同。毛泽东的《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谈到了音乐、舞蹈、文学、艺术乃至医学等问题，反复强调东西方、中国和外国的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表现形式却各有不同，他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又说：“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

　　冼星海的《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是一篇论证严密，富含哲理的参会学术论文。作者认为：

　　“新内容配合旧形式是有点不调和，新内容配合新形式是调和又兼需要，但往往不能给大众很快很自然地接受。因此，要处理中国音乐形式的问题，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个人主张以内容决定形式，拿现代进步的眼光来产生新的内容，使音乐的内容能反映现实，反映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尤其在今天中国的音乐，迎具有反抗性、组织性、教育性和最重要的正确的政治性原素。

　　“保存我国民族音乐的特殊作风，使中国固有的民族所遗下的小调民谣或京调、梆子的旋律，在美、协和及民族浓厚色彩方面，能胜过世界任何一国(因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小调民谣的丰富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中国民族音乐，虽然没有发明自己民族的和声，但在旋律里已经充分表现民族的情感、生活和文化。

　　“我们更可运用中国工农的歌谣或故事，创造中国新兴音乐的‘中国工农组曲>，‘交响乐>，‘音诗>，‘音画>等。我们可以从劳动歌声里发现许许多多宝藏，如《锯大缸》、《数来宝》、《莲花落》、《十二月花》、《割麦歌》、《拉绳歌》、《打桩歌》等，利用这些宝藏创作工农音乐的新形式。”

　　他还说：“民族形式是一种反映民族生活传统，生活的方式，形成民族特有的风格与气派的一种东西。

　　“要完成音乐的民族形式，我们必须通过旧形式，利用旧形式，接受外来的进步技巧与充实新内容而进行创作。其间必须研究广博的地方语言、习惯、风俗，广泛地收集民间小调、歌谣，深刻地研究中国的音乐史，还要注意吸收西洋音乐高深的技术与理论修养。”

　　在探索音乐民族化方面，冼星海并不把对民族风格的追求单纯看作一种创作技巧的“标新立异”，或仅仅作为一种特殊色彩的“探求”来对待；而是把创作中国的民族风格问题作为自己如何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来对待，作为真实反映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创作原则来认识。因此，他很认真地向民间音乐学习，并努力从中去掌握它们在形式、结构、音调、调式等方面的特点；同时他又努力地去体会蕴藏在民间音乐中的民族精神和气质，并且用它们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内容。冼星海一生在音乐领域最杰出的贡献就是为中国民族新音乐运动开辟了发展方向。

　　在冼星海的所有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他对作品大众化的强调。所谓大众化，一是指作品主要描写的对象为群众民族，另一点便是作品易为人民接受、喜爱。冼星海的这一创作理念非常清晰，他一直努力让中低阶层、弱小势力族群的人也能懂得自己的音乐，因此在选择曲调与题材上，走向简单又符合大众喜爱的曲调、主题。冼星海毕生致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新音乐，他的创作是建立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基础上的。他一方面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亲身探索民族新音乐的道路，另一方面展开全面的理论研究，探讨中国民间音乐的种种特点。冼星海的音乐作品堪作我国音乐传统继承和发展的典范。我国的音乐传统尤其是民间音乐艺术是他创作的源泉，也是他成功的基石。

　　三、西洋音乐：冼星海技高一筹的“和声”

　　从广东音乐背景走出来的冼星海，又经过西洋音乐的熏陶，充分认识道了音乐民族性的重要性。回国以后，他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广东民间音乐的视野，他的音乐语汇完全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他吸收了幅员广大的整个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语汇，使他的旋律既有中国北方的高亢、苍凉和大气，又有中国南方的秀美、婉约和流畅。他以全副的热情关注整个中国的民族音乐，民间歌谣，并站在世界音乐的高度，努力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表现中国音乐的民族特征。冼星海的音乐里，民族音乐的因素非常多，中西合璧的东西也很多，比如说，“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这分明就是民间的快板书。另外，中国以前只有五声旋律，欧洲作为和声性旋律，于是冼星海用了很多西洋技法，《黄河怒》中的演唱就是美声的方式，加上中国的声调，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当时出去留学的人很多，有建树的并不多，把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的，以欧洲形式演唱中国内容的并不多。冼星海的经典作品《黄河大合唱》就是跨越两个音乐领域的作品，冼星海的理念与技术，当时没有人在这个高度上超越他。

　　在中西结合方面，冼星海同志以他大量的艺术实践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洋为中用”的范例。他的作品如《夜半歌声》、《太行山上》、《黄河怨》、《到敌人后方去》、《黄河之恋》等，以中西结合的音乐语言与本国人民的实际生活内容出发，做出了二者相结合并非常成功的范例。冼星海同志的创作之所以能在今天仍产生重大影响，和他在创作中坚持向民间学习，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一手伸向世界，一手伸向民族是分不开的。他的音乐创作在形式和结构上十分完美，这和他接受了西方近现代的音乐教育有关；他的音乐语言十分民族化，也十分亲切，与听众有很强的亲和力，这和他孜孜不倦地向老百姓学习是分不开的。

　　关于洋为中用，毛泽东有许多著名的见解，他认为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也可以。毛泽东举了一些生动的比喻：“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洋为中用，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一切有用的成份，最后达到中国优秀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不同于外国，又不同于古代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形式和新风格。冼星海的成功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有力佐证。他们分别用理论和实践证明了中西结合的可能和前景。“人民音乐家”是毛泽东对冼星海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冼星海音乐人生的最好总结。

　　四、民族精神：冼星海音乐作品的灵魂

　　据说世界上有两条大街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的，一条在澳门，是他的诞辰地，位于澳门半岛新口岸一条长450米的冼星海大马路；另一条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市，是他逝世的地方，原弗拉基米尔大街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两条马路，承载着冼星海人生的起终点，虽只有短暂的40年，但却见证了他战功盖世的一生!冼星海已经离世60年，但他的音乐、他的精神甚至他的名字都铭刻进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他为现代中国的音乐艺术开辟了融合中西，贯通雅俗的中国式道路。至今能走上并走好这条路的人屈指可数。因为他对音乐作者自身素质的要求极高。“星海音乐学院”已经是一所音乐艺术的殿堂，“星海精神”像一盏明灯指引着后世音乐人的航程。

　　冼星海将中西合璧，碰撞出的是民族精神的火花，这给他的作品赢得了永久的魅力。因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无数代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性格、民族特质的集中体现。在战争年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民族精神是一种凝聚力，一种斗志，它关系到这个民族生机、未来。中国当时也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家，但冼星海和他们不同的是，他从不为自己歌唱，他的音乐里是民族、大众的精神。比如说《黄河大合唱》的乐章里，完全是中华民族的东西，是一种求解脱、向上、有力的创作理念，这才是他被人推崇的原因。这是中华民族的声音!冼星海把音乐家的创作同民族的、人民的命运和愿望密切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引用了不少民族音乐和民歌的素材，增强了民族风格，让老百姓听懂，即使到今天也依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很多作品成为不朽的名作。

　　广东电视台高级音乐编辑刘智忠说，“冼星海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大部分体现出中国民族的灵魂。”正是他的民族音乐观的体现，《黄河大合唱》成为了中国抗战音乐“里程碑式的划时代巨著”，《民族解放交响乐》成为“我国第一部民族交响乐”。他的主要作品对发展我国革命音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之无愧地赢得了“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冼星海的其他作品虽然不象《黄河大合唱》那样民族特色格外鲜明，中西音乐技巧配合使用默契，但同样体现了“中国特色”。象《拉犁歌》、《搬夫曲》、《顶硬上》，他在这些作品中不仅刻画了劳动群众在劳动生活中的沉着坚毅形象，而且还表达了他们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积极乐观情绪。在艺术形象上，冼星海常常以短小的、富于节奏特点的动机，以卡农式的声部模仿来加以展开的合唱形式，表现劳动生活中劳动歌声此起彼落的景象。《生产大合唱》创作于1939年3月，内容描写了后方人民努力生产，支援抗日战争的情景。作品形式类似大型歌舞话报剧。全曲共分两幕，第一幕《生产与抗战》，第二幕《农村小景》。音乐是在民歌和民间歌舞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增加了一些对农村景物的描绘，风格清新、明朗。其中《二月里来》、《酸枣刺》等作品经常单独演唱，流传甚广。整部作品是对生产和生活场景的朴实记叙和热情歌颂。

　　民众的声音永远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历史时空中流传最久远的声音。冼星海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选择了最适合那个时代需要的创作方式，走了一条至今我们仍需要努力学习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将时代性和艺术性精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可以穿越时空的艺术精品。冼星海抓住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他的大量音乐作品不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同时也为中国自冼星海以后时期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习的榜样。冼星海的音乐艺术地体现了人民的心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也永远将与人民同在!

　　原载《艺术百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