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元
[摘要]每个到西安的人，或许都有着一种“长安情结”，大家在兵马俑中遥想秦帝国的所向披靡；在古老的城墙上感受昔日帝王脚下的万里江山；在华清池听着缠绵悱恻的爱情悲歌，感受盛唐时的浪漫。
企图用一篇千字文描述西安这座城，无疑自讨无趣。
该用怎样的方式渲染这座城市古老而现代、质朴不失恢弘的样貌？从回民街一碗羊肉泡馍的香气中嗅出？从钟楼悠远洪亮的晨声中聆听？从大明宫遗址影影绰绰的灯火中望见？从碑林拓片的俊朗笔锋中读出？从秦陵兵马俑生动各异的神态中刻画出？
事实是，当你置身于这座城，感受这一切时，语言变得脆弱无力。你必须调动一切感官来体验，西安——这座帝都风云迁变的历史丰姿与款款漫漫的文化气质。
鉴于文字本身的有限性，只好取巧，管中窥豹似的，从这座城的历史横断面上选取三个时间节点，以点带面地掇连起“西安之所以成为西安”的那些闪光部分。
秦时明月：高亢沉稳的文化气韵
西安，就历史底蕴而言，恐怕还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望其项背。远古时代，“蓝田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新石器时期，“半坡先民”在此建立部落；西周初期，西安被称“丰镐”，并于此处形成了标志中国奴隶制社会进入顶峰时期的“成康之治”。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在中国历史的纵贯线上，西安曾经作为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100多年，包括周、秦、汉、隋、唐等在内的13个朝代在此建都，几乎涵盖了明清以外的所有古代盛世。
而真正将西安这片土地带入第一个全盛时期的，是秦。虽然只存在短短十几年，但秦代的精神风貌却以文化遗产的方式，更为长久地留存了下来。
今天的西安临潼，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令这里显赫蜚声的景观很多，有“烽火戏诸侯”的骊山，有“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华清池，但最为声势浩大的，还属气势庞大的秦陵兵马俑。1978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参观后说：“不看秦俑，不能算来过中国”。此言不虚。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讲述一个事实。
神态表情虽差异万千，但考古学者比对分析认为，秦俑的面部结构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很多秦俑的相貌特征与现代的陕西人十分接近。面容中都流露出秦人独有的威严与从容，坚定和勇敢，具有“内在的生气、动力、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
三秦之地的另一个宝贵文化财富，是保留了较多古老发音的地方曲艺——秦腔。
正所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共吼秦腔”。秦腔，相对京剧、黄梅戏、豫剧等，更为高亢、豪迈，貌似不是用来唱的，而是用来吼的。在广袤而干燥的秦地，人们的性格如同其地理和气候一样豪爽，一场秦腔，台上台下一起吼起来，足以表明西安人对秦腔这种文化生活的热爱。秦腔讲述的故事，以乱世英雄的选材居多，比如《游园逼宫》的选段，“六镇变生天下乱，关西烽火羽书传，思想起祖宗创业，代北平城历尽诸艰险，才有这洛阳宫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安人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
从神情面貌到娱乐爱好，西安这座城与城民的文化基因，似乎从秦代就已经开始扎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把机遇留给了他们。西安城就像一坛保存了千年的老酒，山川河流钟神造化，历史文化长期浸润，气派不倒，风范犹存。
正如陕西籍作家贾平凹所言，“现代的西安不仅仅是个保留着过去的城，它也有着其他城市所具有的最现代的东西。它区别于别的城市，是无言的上帝把中国文化的大印放置在西安。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所在地了。”
西安这座城的文化基因，似乎从秦代开始已经扎根
汉家城阙：迁延至今的丝路商贸
西城固县城以西三公里处的博望镇饶家营村，有一座不大的陵墓。墓前有石碑四通、汉代石虎一对，周围有古柏环绕、树影婆娑。张骞被厚葬于此，作为“丝绸之路”永远为世人铭记的开拓者与守护人。一个人与一座城的因缘，以此为基点，亘贯千年。
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夹击匈奴。然而出师不利，途中被匈奴所抓，单于强制张骞留下并娶匈奴女为妻。随后他出逃，跋山涉水来到大月氏，但对方已无反抗之意，张骞只得返程，回国途中又再次被匈奴拘禁，等他脱身回到长安时已是十三年后。
客观地说，两千多年前的这次军事任务，张骞并没有完成。但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汉武帝的使者，张骞为寻找军事同盟而走的西行之路，却无意间打开了中西方交流的大门。
司马迁在《汉书·张骞传》中将张骞出使西域誉为“凿空”，即开凿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这条道路第一次把以往隔绝的东西方联系起来，经贸文化交流开始相互渗透。至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他率领众多副将、随从，带万头牛羊，大量金银和丝绸，到达乌孙国，并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西亚和南亚国家建立邦交，使中国的影响力直达葱岭东西。不仅实现了新疆一带同内陆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随后，各国使团、商旅纷纷来到长安，互通有无，被后世誉为“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流要道正式形成。
自此，东西方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产自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冶炼技术、坎井技术等沿着丝路向西传播，尤以造纸术为例，使文化能够以更加便捷和低廉的方式传播，大大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西域的葡萄、核桃、大蒜等作物被大批引入；西域音乐、舞蹈、杂技在唐代成为宫廷演艺的重要内容；天文学、历法、数学、医药技术、制糖技术等科技文明，佛教、伊斯兰教的智慧学说都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候，沿途出现了许多世界级的大都市——长安、楼兰、高昌、尼雅、敦煌等，创造出影响世界文明的群聚效应。
“这种源于丝绸之路提供的跨国文化互动与交融，造就了以汉唐长安为中心的国际大都市气魄，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安市社科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研究所所长周荣看来，“汉唐帝国通过丝绸之路塑造着大国气度的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大规模引进并有选择地采撷世界各国优秀元素，融合到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系统中”。
直至今天，西安城中的塔与碑、城外的陵与墓、连绵的城垣与宫殿遗址，石刻壁画上依稀可辨希腊艺术风格，胡豆、胡桃、胡瓜早已是平民百姓生活中常见的蔬菜瓜果，博物馆里展出的精雕细刻的西域进贡文物，汉唐流传至今的诗词歌赋，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呈现过的人类文明史上集大成的尊贵与豪华、开放与风流。
梦回大唐：割舍不断的长安情结
每个到西安的人，或许都有着一种“长安情结”，大家在兵马俑中遥想秦帝国的所向披靡；在古老的城墙上感受昔日帝王脚下的万里江山；在华清池听着缠绵悱恻的爱情悲歌，感受盛唐时的浪漫；在大雁塔顶想象玄奘法师的身影，聆听到低沉而又空灵的梵音；在繁华东市和喧闹西市买“东西”；在大明宫里穿越太平公主的秘史，长安忆，忆长安。
这种情结，不难理解。因为在西安这座载誉前行的城市里，继秦汉之后，还迎来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最昌盛的国度、最旖旎的时节——唐代。
彼时的西安还被称为“长安”，她比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6.2倍，古罗马城也只是她的五分之一。此后几百年间，她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内百业兴旺，人口最多时超过100万，是各国人拜谒向往的世界中心。
唐太宗以降，以国力为坚实后盾，在政治上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经济上“不抑工商”，东西两市商业发达；文化上保持兼收并蓄、百花齐放的特色，吸引了各国官员、学者、商人、僧侣接踵而至，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方。
鼎盛时，长期居住在长安城的外国人有万余人，从事经商、求学或宗教往来等活动。各条街巷，随处可见肩挑、手提、车推大小货物风尘仆仆的身影，从五湖四海汇聚东西二市；望仙门外，伫立待朝的百官有序地步入东内大明宫；大明宫内，曾宴请过来自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客人，来唐的外国使节遍欧亚非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王维有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描述的就是当时长安城的胜景。
《旧唐书》说：“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曾在唐都长安城居住生活过。这种感受，恐怕和今天跻身北上广的青年有异曲同工之处。
驼背上的唐三彩，承载是古丝绸之路的厚重历史。
“长安情结”对于那个时代的歌者而言，不仅是其诗歌不遗余力表达的母题之一，更是一种社会关注、理想抱负的诉求和寄托——“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孟郊《登科后》中意气风发的“长安情结”；“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这是卢照邻《结客少年场》里，志在四方的“长安情结”；“青门柳枝软无力，东风吹作黄金色。”这是白居易《长安春》中，咏叹现实的“长安情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这是杜牧《过华清宫》里，讥刺政治的“长安情结”；“长相思，在长安。常相思，摧心肝！”这是李白《长相思》中，壮志未酬的“长安情结”。
“长安情结”在此，日渐积累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一方面，她承载了西安城过往的辉煌履历中那些积极的一面，比如秦的高亢、汉的厚重、唐的张扬，并沉淀为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她也成为一种“往事已矣，盛景不再”的叹息与包袱，仿佛美好只能依靠追忆还原。
事实上，“长安情结”已历千年，更应升级为今日的“西安情结”。即不仅作为一种“冀今朝之日，恢复如盛唐”的情感传达，而成为一种以古观今的理性视野，一种厚积薄发的昂扬姿态，一种开放与自信的精神内蕴。由此，当“长安”称为“西安”时，西安这座城更增添了源自长安的底气与魅力，以及属于今日西安，独有的朝气与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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