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府”一说，更没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的现代化理论名词，只有诸如“黎民”“百姓”和“社稷”“朝廷”等一类的习惯称谓。简单地讲，这里主要有三个不同：一是美国的总统是经过民众选举出来的，有规定的任期时间，而我们的皇帝是神授的“天子”，只要老百姓不造反形成改朝换代的局面，便可以毫无顾忌地世袭传承下去；二是你们的总统可以代表国家，但不能拥有国家，而我们的国家却全部归皇帝所有，一切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这叫做“家天下”；三是你们的地方州县除了军事与外交事务要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外，其他领域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而我们的地方州县人、财、物一切都必须听命于皇帝，由皇帝随心所欲地直接指挥和调遣。
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称之为“天朝”。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天子之朝”的意思，而是指疆域广大，遍布天下的形象说法。明代，国外地理学已经证明出我们人类所居住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旋转着的圆圆的大地球，而中国则只是寓于这个地球东方的一个国度。当时，有一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受命给万历皇帝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如果他要坚持“地球论”，实事求是地告诉万历皇帝中国在这个地球上的正确方位的话，很可能会因此招致杀身大祸。这个洋人苦苦地思索了几天，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因为地球是圆形的，地图是平面的，把中国的位置放在世界的中央，从区域性地图绘制的技术角度上看，还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而两全其美的聪明之举，这样既保留了中国人“天朝”的面子，也不存在得罪别的什么国家。
由于古代缺乏科学的测量手段与技术条件，中国疆域广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各级行政区划特别是县一级行政区划到底有多少面积，一直无法得出具体的数据，不得不以“天下”这一美好词汇来作笼统概括。反正我们中国人向来只喜欢作定性的表述，而不大喜欢作定量的分析。《诗经》里面有四句诗，几千年来就像儿歌一样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中，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也属于是典型的定性思维，讲的是天下土地全归君王所有，而统治这些领土的大小官员，都只是君王属下的臣民。实际上，在产生《诗经》的那个时代里，国家的概念远不是后来的秦汉那个样子，而只是一个个被分封用来作为世袭“食邑”的小小区域。在这个小小区域里称之为“王”的人，所拥有的人口不可能太多，大到近万户，小到数百户，规模仅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中小型乡镇而已。倘若规模太大，夏代所分封的诸候国，前后达一万余个，这么多人口与地理资源又从何来呀！
历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算不算阶级社会？专家们一直存在有争论。但有一点也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东西，即国家形态还没有生成。那个时候的农耕文化尚处于发育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很和谐，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和众多的动物种群。土地并不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沃壤千里，多在沉睡之中，也不存在归谁所有的问题。人类比较普遍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依靠“人海战术”进行狩猎。今天团聚在这个山头上“屠龙”，明天则迁徙至那个原野中“缚虎”。所以，当时各部落之间争夺的主要对象不在“土地”，而在“人口”。哪个部落能拥有大量人口，他们就能称雄四方。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既无任何国别户籍的限制，又无贵重不动产的拖累，因而随心所欲，任意迁徙。即使对于所隶部族亦无有形束缚，如果酋长不得人心，其部属可以改选他人当领袖，也可以自由相率逃离而去。因此，抗击外界侵犯包括抵御自然灾害以维持艰难生存的力量，恐怕还是氏族部落内部的团结。说那个时候的社会性质是原始共产主义应该比较符合实际，包括部落首领必须竭诚地为人民群众公心服务，否则连他自己都无法生存，这一切皆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使然。同时，人们的狩猎活动也一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比较稳定的区域范围。因此，这种氏族部落之间相对和谐的势力范围，很可能便是最初意义上的地方区划概念。
《增广贤文》中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谓之凡人都有一种劣根性，即私欲与杂念。随着农业经济活动的繁荣发展和人们的私欲膨胀，人类社会终于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私有制阶段。这个时候耕地已经成了最宝贵的生产资料，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强势的氏族部落群体不断地通过野蛮的武力手段兼并周边土地，掠夺外族人口，侵占社会财富，逐步形成一个个纷争割据的独立地盘。在凭借野蛮武力所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内，氏族部落的首领便是那称王称霸、无恶不作的主子。这些强势的氏族部落按照“弱肉强食”和“优存劣汰”的原则，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又经过不断地分化与兼并，此消彼长，花开花谢，潮起潮落，最终营造出诸如夏、商、周为典型代表的巨大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