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来自东亚，即日本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漫长的岁月中，东亚及印度文学创造了辉煌的传统，可遗憾的是，它却很少被诺贝尔文学奖所认可。 也许，村上春树的诺奖之路最有代表性。在过去的7年中，他始终是超级热门，今年的赔率达到创纪录的3:1。可遗憾的是，他却始终与诺奖擦肩而过，每次公布最终结果时，都会引发新一轮的惊叹：居然又不是村上春树！
在莫言获奖后，今年中国作家再夺诺奖的概率几乎为零。而在外国作家中，村上无疑是最具知名度的。瑞典学院的评委们会连续第二年青睐东亚作家吗？
在今年有望获得诺奖的外国作家中，村上无疑是最具知名度的。.01东西方文学传统不同 小说在东方不占主导地位
西方小说源于《圣经》及民间传说 东方小说源于贵族和城市平民
东西方都有漫长的小说史，但在西方文学中，小说居于主流地位，而在东方文学中，它长期无法与诗歌、散文争锋。
西方小说传统源于《圣经》及民间传说，这赋予小说以追问生命意义的气质，西方小说很早便带有《启示录》的色彩，是所谓的“经外经”，对西方读者来说，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展现永恒，如何启示人类心灵。诺贝尔文学奖有一条硬标准，即颁给“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作家”，这个“理想主义”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与其宗教传统息息相关，在诺奖历史上，正是因为怀疑托尔斯泰并非理想主义者，致使这位巨匠未能获此殊荣。
东方小说传统则源于贵族和城市平民，前者以小说为玩具，后者则以此为消闲。比如中国小说的繁荣始于唐代，当时长安城中寺庙颇多，竞争激烈，只有找到更好的讲经人，才能保证香火钱源源不断，所以讲经人被允许讲说世俗故事，即所谓“俗讲”，后代《三国演义》、《西游记》中的许多情节，在唐代“俗讲”中便已成型。所以中国小说注重技巧和现场效果，以拴住听众为能，走向了肤浅化、套路化，对故事与情节过度依赖。
当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叙事传统遭遇时，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初期西方人对东方文学讲故事的才能极为折服，《赵氏孤儿》轰动欧洲，歌德曾感慨：想到中国还有几百个同样优秀的文学作品，老欧洲怎能不惭愧于自己的粗鄙？
然而，随着西方逐渐发现了这些中国作品粗鄙、世俗和因循一面，加之近代化城市的空前繁荣，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机遇，西方文学日渐丰厚、多元、深刻，相形之下，东方文学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西方小说传统源于《圣经》及民间传说，这赋予小说以追问生命意义的气质。图为鲁本斯油画《爱的花园》。
作为边境的东方文学
东方文学曾长期带有中心情结，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价值观、审美范式等。然而，随着天下体系的崩溃，中国、日本等先后被强行纳入到全球化的体系，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统东亚文学显然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
文学的根本，在于面对“人应该怎样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终极追问，并给出自己的回应。但在风雨飘摇中，救亡图存成了第一位任务，个体的感受、情怀与苦闷，完全被时代的紧迫感所吞噬，当文学离开了人，一切只能靠现实功利目标来支撑，则理想主义因此走向狭隘，堕落为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
在过去的200年中，东方文学没有主动提出荒诞的命题，没有率先向科学主义发难，没有更早预言理性包办一切的风险，没有及时对人的异化进行反思……总之，东方文学一次次错过了时代的热门话题，一次次站在了时代的主流精神之外。
从东方文学的传统精神出发，本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对现代化进行抵抗和反省。可问题在于，现代化并非东方社会内生出来的，而是被动加入其中，因此，东方文学不得不放弃中心感，自觉地站到了边境的位置上。
任何边境，都充满恐慌，生怕有朝一日被踢出圈外，所以会主动去迎合中心，奉中心的价值观为圭臬。这就上交了思想的权力，不会从本质上对中心提出质疑。
边境的优点是更善于学习，反应更迅速，缺点是失去自性。其实，不仅是文学，今天东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主动参照西方社会的尺度，我们曾经充满耻感的滥性，今天已处之泰然，而曾经感到无所谓的随地吐痰、说脏话等，如今却让我们备感羞耻。
在过去的200年中，东方文学没有主动提出荒诞的命题，一次次站在了时代的主流精神之外。图为达利油画。
诺贝尔文学奖眼中的东方文学是另一回事
边境地带的种种微妙心态，很难被中心地带深刻领悟。
每个中心都充满动荡、怀疑和挑战，需要不断去证明自己的权威性。然而，随着西方文学传统在后现代社会的冲击下，影响力、创造力日渐下滑，所以中心特别需要找到新的“亮点”，从而为接续传统寻找新的方向，或者仅仅是为了给自己一个鼓励。
所以，诺贝尔奖需要东方文学，但它需要的是一个被自己塑造过的东方文学——既满足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传统，同时又能支撑其对“他者”的想象。换言之，就是要把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用异国情调的方式表达出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捆绑进在陌生国度中扩大诺奖影响力的功利性诉求。
做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如果中国人主办绘画大赛，那么我们肯定也会优先奖励画中国画的外国人，如果谁能用油画画出中国画的意境来，那么，他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大师了。
每种文化都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取自信，因此会重新塑造对方，这个塑造必然以取缔其本质并阉割其创造力为代价。
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总是出乎东方文学读者的意料之外，其玄机就在这里，因为它理解的东方文学完全是另一件事。
02“老热门”村上春树会继续打酱油吗？
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相比，村上春树是个“异类”
日本出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即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他们都是用日本独特的“私小说”形式写出现代精神的巨擘。他们并非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对思潮的主脉影响有限，但他们能将“地方性知识”与普遍关怀结合起来，既给诺奖评委以丰富了主潮的错觉，又为现代精神找到了传统的土壤。
而村上春树则显得比较另类。
村上春树的写作带有很强的英美文学色彩，幽默、碎片化、充满流动感，与现代读者的内心体验非常接近，毕竟这是一个挤满普通人的时代，每个人被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豪迈、激情、伟大已毫无意义，我们更愿意将其修饰得神秘、任性而怪诞。这就是为什么，村上春树在东西方都有如此多的拥趸，因为他有一种犀利的日常智慧。
但，对村上春树不利的是，他很少执着于沉重话题，把终极追问等塞入他的文本中，反而显得异常不协调。村上的困境在于，他太像西方作家，对西方文化理解太深，因此失去了神秘感，与诺奖预设的东方情调背道而驰。如果是西方作家，用解构传统的方式去写作，诺奖会认为他是大师，而东方作家如此，则诺奖会觉得他太肤浅。
村上春树的优势在于他有巨大的影响力，当诺奖有经营自己的需求时，也许会明智地选择让步。
日本出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即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他们都是用日本独特的“私小说”形式写出现代精神的巨擘。
亚洲禅意中的机会：村上之外的亚洲热门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4年中，韩国诗人高银在赔率榜上始终排在前6位，是亚洲另一位有望获得诺奖的热门作家。考虑到亚洲作家很少上榜，则高银和村上春树同属于现象级作家。
为什么诺奖如此看重高银？因为高银确实是一位有特色的诗人。
像今年夏天的芙蓉花
也像最谦逊的正义
一切都很低
雪在世间飘落
我反复扔出的石头怎么也打不中死亡
（节选自《去文义村》，薛舟译）
高银的诗充满禅意，而禅意对欧洲文化具有吸引力。欧洲传统艺术重视技术，强调反复训练，因此欧洲对美洲长期带有文化优越感，但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大肆鼓噪禅意，借口禅宗主张的“艺术是生活的组成部分”。于是，缺乏训练不再是美国艺术的缺点，反而成了其优势所在。强调自然、随性的禅，为颠覆欧洲充满贵族气息的文化传统提供了思想资源，于是，美国后来居上，成了世界艺术品大国，甚至名画家辈出，这迫使欧洲重新去审视禅。
欧洲精神的前提是个体独立，并以此为基点来批判社会，而禅则提出了自己的反省：人的解放的前提是人是真实的，可人真有那么真实吗？多少现实的困境其实是源自内心，源自我们自设的障碍呢？在解放人之前，是否也应厘清什么是真实的自我呢？
禅的思想方法其实存有逻辑困境，但由于它契合了深入反省自己的“理想主义”，又提供了独特的方法，相信一定会有东方作家因此而获得诺奖，但愿就是今年已80岁的诗僧高银。
03东亚之外的亚洲文学版图
印度文学的希望
2012年的获奖者中国人莫言、多年来的大热门日本人村上春树、韩国人高银，这些名字与诺奖紧密连接，给人一种东亚文学在欧美很受欢迎的印象。其实不尽然。在东亚之外，仍然有很多亚洲作家值得关注。
在今年的赔率榜上，印度裔作家拉什迪并列排名第13位，与美国作家麦卡锡相同，虽然在他前面有太多闪光的名字，但谁也预料不出最后时刻会出现什么，当年在颁奖前夜，麦卡锡排名突然飙升，成为大热，至今传为佳话。
拉什迪1981年获布克文学奖，这标志着印度文学的异军突起，此后印度作家成为布克奖的常客，1997年是阿兰达蒂?洛伊，2003年是皮埃尔，2006年是姬兰?德塞，2008年是阿迪加。
拉什迪的《羞耻》在国内有译本，带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这是当今最受诺奖评委青睐的写作方式，因为它既有卡夫卡式的寓言色彩，又能展现作家的想象力，既好看又深刻。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经典”则收入了阿迪加的短篇小说集《两次暗杀之间》，它展现了有良心的写实主义。
印度作家在英语文学圈中影响极大，先后斩落了几乎所有大奖，但诺奖更重视德高望重的作家，对新兴的文学潮流往往态度审慎，所以，印度作家想再获诺奖，首先要做的事是等到年龄足够老。
拉什迪的《羞耻》在国内有译本，带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这是当今最受诺奖评委青睐的写作方式。
寻找东方色彩的理想主义
在西方语境中，东方文化被表述为神秘的、传统的、浪漫的，这是一个被错误建构出来的图景。事实上，历史中的东方文化是现实、真切而不乏创新的，可边境地位决定了东方文化不得不努力去挖掘自己神秘、传统和浪漫的一面，以满足中心对边境的想象。这就让东方文化走向碎片化，真正的传统被忽略，炫目的细节却被夸张。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建立在对时代问题回应的基础之上，一旦将文化与问题剥离开来，则这种文化就成了死美人。文化不是记忆，不是抄袭式的简单传承，不是炫耀，而是直面当下，是脚踏实地的解决方案，如果文化成为装饰，则它的价值事实上也就被归零了。
也许，比赢得诺奖更紧迫的任务在于，怎样重建东方色彩的理想主义，它既与人类的普遍关怀相关，又与本地经验充分结合，这也许很难做到：在一个正高速复制别人成功经验的时代，本地经验很难被有效积累，留下的往往是本地教训。
可以理解当代东方文学的挫折感，以及它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愤怒，从中心到边境，是一个丧家的过程，漂泊与沧桑，是必然会有的感受，而从边境回到中心，所需付出要的努力又实在太多太多，路漫漫其修远，所以，我们还只能遥望。
结语
我们可以理解当代东方文学的挫折感，以及它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愤怒。从中心到边境，是一个丧家的过程，漂泊与沧桑，是必然会有的感受。而从边境回到中心，所需付出要的努力又实在太多太多，路漫漫其修远，所以，我们还只能遥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