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报道说,近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报道的弦外之音不难领会:我们的论文其实没什么学术价值可言,也就是不同领域的文字堆积在那而已,搞不好,连垃圾都不如,因为垃圾还能再生利用呢。
这则报道是对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专访的一个小小的“前奏”,因为涉及了并不新鲜却仍然属于要害的问题,“前奏”便喧宾夺主。细看各个网站的转载,莫不以“数量”、“引用率”为标题,饶教授谈了什么反倒变成次要的了。这个并不新鲜的话题每当有人提及马上就能引起共鸣,表明论文的声誉在咱们这里早就坏到了极点,即便没有引用率排名等严谨的数据作支撑,凭感观也能判断出,我们的大量论文就是个摆设,正所谓“欺人亦是自欺”。当下的论文,水平不水平的无人理睬,发表才是目的。学生为了拿毕业证、学位证,专业人士为了评职称,高校教师为了评教授、博导,论文是一个硬件。《围城》里描写方鸿渐为什么非得弄个假文凭?因为得有个东西证明自己,“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如今赖以证明自己的,就是论文。去年笔者有幸做过一回职称评委,见识了一种有正规刊号、专供人们发表“论文”的杂志,好家伙,半月刊,每期都有半寸那么厚,明显的为发而发,给钱就发,只要发了,管你堆在上面的是什么东西,一概就可以算数。我们的所谓核心期刊,往往也这样滥用自己的信誉,让人有何话可说?
无论管理或治理咱们国家的什么事情,都有上升为一门艰深学问的可能。就职称论文来说吧,理论上看,这种要求是必要的,否则如何能证明你的业务水准呢?但乱象已如我们所见;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硬”要求,恐怕会更加乱成一锅粥,各种“软”因素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在挑起话题的这篇专访中,饶毅教授借时尚电影《让子弹飞》阐发了对论文数量和质量问题的看法:“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可惜的是,“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饶教授坦承,自从2004年有了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他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他就此风趣地说:“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但我们都知道,饶教授这样的十年磨一剑不可大量复制,倘若没有论文的数量要求,更多的人可能演变成十年都在磨洋工。
单纯讲总量的话,我们有太多的世界第一,而一旦讲人均,颜面便要挂不住,先自矮上一头甚至几头,如果再讲质量,大抵就更像论文这样简直羞于提起了。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在太多的时间、太多的场合,听到的总是我们的“总量”如何,且很有些自豪或曰沾沾自喜的意思。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理解了自惭形秽的含义,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杜绝这种典型的自欺欺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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