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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书法地位在历史上的变化简况

王献之

王献之自小笼罩在王羲之书法的光环下,但他学书博采众长,穷通各家,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历史上的父子书家虽非二王一家,但双星辉映的只有羲献。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他的用笔,从王羲之'内拓'转为自己的'外拓'。

玉版十三行

至于羲献高下,史论不一,且有大反复。

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

南朝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首推王献之。其实南朝宋、齐至梁初,献之书法已占据上风。虞龢《论书表》中说:献之“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泽,宛转妍媚,乃欲过之(过父)。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书法的天下,钟繇、王羲之都黯然失色。献之书法风靡书坛百余年。

梁武帝对“皆尚子敬书”深为不满,颁布敕旨评日:“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于是大臣名流纷纷转向学习王羲之书法。

总而言之,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

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制:“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对羲之书法“习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并称何足论哉”!献之在唐太宗眼里当然是“区区之类”,“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纵拘束,如严家饿隶”。李世民文韬武略,一代名君,然专制独断,此文见之一斑。从此,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

孙过庭《书谱》在对“二王”父子的比较中,带有一种严重的倾向:“父尊子卑”。这一思想倾向并非学术研究之需要,而是封建道德伦理的反映,这是《书谱》的局限所在。他开篇即称“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也承认“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然而结论却无端武断子不如父。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也与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内府的王献之书迹'仅有存焉'有关。

时过境迁,中唐时期,异议又出,献之的书法声誉又盖过羲之。

李嗣真在《书品后》称:“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但是对献之自称胜父,亦表示反感:“诚有害名教”。张怀瓘盛赞献之草书,其《书估》中说:“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绝,家尊才可为其弟子尔。”他既批评羲之草书“无丈夫气”,献之可以做父亲羲之的老师,也认为献之其他诸体“多劣于右军”。

十二月割至帖

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

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 米芾言辞更激切,他在《书史》中说:“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

中秋帖

王献之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元代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入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鸭头丸帖

二王父子在汉末到两晋书风由质朴到妍丽,书写由严整到便捷的历史大变革时期,都能引领时风,做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赢得并立“二王”的荣誉,这是中国书法史所公认的。

王献之在这一变革中,破除了单体字势,以其纵横连绵的“草纵”笔法再展新姿,被称之为“破体”、和“连绵草”。史论中评羲之多用“妍”字,评献之多用“逸”字。若论历史贡献,羲献各有所长。

王献之善于行草,且能书多体,在东晋“王、谢之族,郗、庾之伦”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耻崇家范”的革新精神和敢于“胜父”的远大志向。

王羲之书写《兰亭序》于公元353年,时献之方9岁,其父已名声大噪,书风“大行于世”。6年后,献之方到“志学”之年,即对其父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斯乃史传,“大人宜改体”传为佳话,“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已足见他“耻崇家范”、变法维新的宏志和思路,难能可贵!

处于家学深厚、门庭高贵的王献之不满足于笼罩在父亲的国画下,少小即有不甘守业、耻崇家范、转益多师、图谋大展的思想和胸襟,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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