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晓梅
孙联奎《诗品臆说》说：“含蓄大约用比体”。“比者，附也”（刘勰语）；“引物为况者”（朱熹语）。比，非止比喻，今之比喻、类比，乃至象征，皆为比体之流。比体不直言，借物写物，借事写事，借此而言彼，此可汤汤，彼无一字，因之意味蕴藉，颇耐思量。比体始于《诗经》，至《离骚》尤擅香草美人，经曹植将香草美人之法发扬，至唐而更臻醇熟，竟似诗人无一不谙其道，乃至遍地锦绣。
一则比以中和哀怨。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中国传统文人温柔敦厚品格的指标之一，而哀怨处用比则诗含敛愁苦情绪于所寓托人物之间，避免直露，易达中和委婉、余味绵长之境。例如李商隐《无题·其二》：“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这是一首闺思诗。诗开首即用典以“莫愁”之“愁”领起全诗情绪基调，夜细细地延展开去，与愁一道。于是承起颔联，用“神女”“小姑”之典写无郎愁嫁之苦。颈联写弱犹处于风波之叹，香而压于月露之感。尾联率然直呼，纵相思无益难改痴情。仍是一个“愁”，痴情相思有着落处本已愁无绝，痴情相思无着落处更愁到几何？深闺女子不能自主的身世以及对情爱的追求，正暗合着文人不能自主的仕途以及对功名的执着；而月露香桂，芬芳女子之好，一如俊逸才士之嘉，正值宜取宜用之时；当婚嫁而未能婚嫁之惆怅何似当入仕而不得入仕之痛楚，两者的相似性令比体条件满足。于是诗似写女儿闺中愁嫁，为此；实则写文人不用之恨，为彼，借此言彼，确有比类寓托之意。
再如《无题四首》其四：“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青楼有美人，颜色如玫瑰。歌声入青云，所痛无良媒。”皆用比体写不用之感，美人之比堪称李商隐惯用之法。他在《谢河东公和诗启》中说：“某前因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阳，聊裁短什。盖以徘徊胜境，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上河东公启》中又说：“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欲怨王孙而说芳草，欲言君子而说美人，可证其诗确为不欲直言者因以承骚经传统而比之附之者。
李商隐无疑是唐代香草美人的集大成者，然而唐诗诸大家无一不是擅此妙法者。比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盖因同样的怀才不遇之感，同样的身世之怨乡邦之愁君臣之思家国之情，虽笔墨皆在王昭君，却意在咏我之怀，虽意在咏我之怀，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李子德语）。杜甫另有《佳人》，但写被丈夫抛弃的幽居空谷的佳人之美，写轻薄夫婿与如玉新人鸳鸯双宿之美，全无一字着落于一己，然而古今读之者无不观诗而反顾作者，知弃妇本“我”夫婿乃“君”，哀怨不好直言罢了，然而怨在别处，此中味外之旨尽可由读者延绵。
二则比以温和美刺。美刺用比会极大增强诗歌的形象感，同时，欲颂美而用比，令颂美升级文学品位，且不因过于赤裸而损及文人风骨；欲讥刺而用比，令讥刺有度，不因直接针对过于激烈而伤害自己。美刺用比免却锋芒，可致诗气宛转温和。例如唐玄宗与杨贵妃于春日宫中赏牡丹时诏李白进宫同赏作诗，李白自然明白皇帝欲得颂美之意，于是挥笔写下三首《清平调》，这三首诗不因颂美而遭诟病或漠视湮沉，反名垂名诗史，在以颂美为标配的应制诗中，诚属异类。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运用了含蓄笔法，提升了作品的文学品位。今老干体诗足可借鉴。
《清平调·其一》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第一句“云想衣裳花想容”，虽意为见云想其衣裳，见花想其容貌，实则将其衣裳比作云，将其容貌比作花，运用暗喻修辞格，极写其服饰之轻之华丽其容貌之美之富贵雍容。第二句则用春风露华加以映衬其得意风采。三四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则借群玉瑶台之联想将贵妃比作神仙，是为类比。诗用四个比语，从服饰、容貌、整体气质三个不同方面极尽能事夸赞贵妃之美，无一语美贵妃，无一语不美贵妃，可谓浑然妙造，千古无俩。作为一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傲诗人，他断然不肯奴颜卑膝样直白吹捧奉承，然而他欲图谋为国效力，又不能不一时低头，而借用比体含蓄手法，他有尊严地低了一次令千古叫绝的头。
《清平调》颂美他人。李白另有《古风·其五十九》，其实自我颂美。“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托碧荷而喻高洁贤才；“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表达期待被赏识擢拔出于荒野的积极入世态度。唐人有诸多此类托物自喻的咏物诗，即若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中言：“《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虽然如此，三人却如此统一地，将“清高”作为“我”与“蝉”的契合点于不露声色之间进行自我颂美，读之有味。
据《旧唐书》载，先天元年，玄宗曾手诏赞魏知古献诗讽谏云：“夫诗者，志之所以，写其心怀，实可讽谕君主。”朝廷放开促发了唐代讽谕诗的繁荣。美刺皆可见源于《诗经》。之于刺，中国传统诗人重“发乎情，止乎礼”，强调“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关于“谲谏”，郑玄认为，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又于《周礼·春官》“六诗”注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认为刺诗因为政恶，不敢直陈指责过失，而需要用比这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刺诗用比是传统，至唐不废。
例如韦应物《鸢夺巢》，诗写鸱鸢仗势占鹊巢吞鹊肝啄鹊脑，霜鹯野鹞助纣为虐，百鸟至尊凤凰不闻不问的禽鸟世界。其实或写他所经历的由玄宗至文宗九朝间所见的朝廷乃至地方糟害贤才鱼肉百姓的残酷现实、政局乱象，以禽鸟世界借喻影射黑暗人间。再如，唐玄宗天宝五年，宰相李林甫为阻止太子李亨继位，策划了一场对东宫臣戚的大屠杀，李白几位好友惨遭株连，刚被排挤出京的李白于是愤而写下《远别离》。虽于激愤之下写就，但该诗依旧“不斥言”，而用娥皇、女英二妃和舜帝生死离别之事，借古“取比类以言之”，似乎是在摅写三人离别的悲情之间顺带一提所面临的“君失臣”“权归臣”的政治危机，隐隐约约，并不直露，却不乏影射之力，令读者无言之，而肚明之，赋予该诗极强的思想性和艺术震撼力。唐诗中，如此借古讽今比类以言之法颇为盛行，即便好直言刺世如白居易者竟也曾提出过“美刺兴比”的理论主张。
三则比以消解尴尬。诗可以取士、自遣、明志、记事、思辨以及交际。作为交际工具，诗用比体可于宛转之间表情达意，在令对方心领神会同时，化解直言可能引发的尴尬，以尽量保全颜面。典型诗例是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此为朱庆馀应试科举之前所上张籍的行卷诗，他想知道主考官们对自己文章水平的认可度如何，直接询问或无礼或尴尬，于是巧妙使用以男女关系比师生关系的手法，将自己比作新婚女子，将张籍比作夫婿，将主考官比作公婆，借女子新婚次日上妆欲拜舅姑前朝向夫婿的小心翼翼的问妆之语探问。低微、依赖、顺从以及忐忑这些弱势特征，置于男人身上颇不协调，但是施之以新婚女子，就如是顺理成章地被表现被接受。朱庆馀求助的尴尬因此缓解，不失面子；张籍作为师长被仰仗被尊崇的权威感有了，增了面子。张籍以比体诗回复道：“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酬朱庆馀》）将俗常作品比作齐纨，将朱庆馀作品比作菱歌，暗示朱庆馀大可放心。二人呈答唱和可称为史上最成功最和谐的一次一般性比体诗社交。
李商隐亦善用比体交际。比如唐文宗开成四年，李商隐通过吏部考试，被授秘书省校书郎，后得罪观察使孙简被罢官，虽后又被复官，期间曾赴调京下移家关中，移家长安后准备复弘农尉任时，作《酬别令狐补阙》诗，诗中写到两人友谊，写到因娶王茂元女而令狐绹见疑，连用两个借喻“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意谓“我”如同警露之鹤明白你态度有变，又如吸风之蝉想抱定你这树枝，希望可以得到你的引荐提携，不可不谓婉转缠绵。又大中二年，令狐绹充翰林学士，李商隐再次遭贬失官，他写诗《寄令狐学士》，极赞令狐学士职所之高阔恢弘，尾结“钧天虽许人间听，阊阖门多梦自迷”。他将令狐绹作品比作天上音乐，对照自己凡俗人间，如是用卑微寒凉之语将天壤对照以示求荐之心，不可不谓用心良苦。可惜令狐绹对他已经罅隙太深终竟知而不荐。李商隐交际失败并非比体诗的失败，相反正因为交际失败反而将李商隐的比体诗推向了一个不可企及的个性化比体诗巅峰。正如郑板桥《李商隐》诗所言，“义山逼出西昆体，多谢郎君小令狐”。
以上撷唐诗比法功用几种略作管窥。唐人比体诗我们大抵可分为两类，有一类，它们在创作上以整首诗为单位，写一物以比一物，升华至象征意味，可称为比篇，为宏观比体。另一类与之对应，是以短语或句子为单位，在一首诗的内部局部用比，我们称之为比语，为微观比体。前者如前面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后者如前面李商隐寄令狐绹两首，再如杜甫《旅夜书怀》尾联“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用喻词“似”衔接一个明喻，将作者自己比作苍茫天地之间的一只孤独的沙鸥，不必多言，其微渺不定无助的漂泊之感已生于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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