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海钱
近览诗评,多涉“老干体”,故生思辨一二。
“老干体”之说,大抵是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诗词作为传统文化复苏起步时,对一些爱好诗词的老干部为诗的体式风格的一种概括。大体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老干部多关注时政,常写些时政类的诗词作品,个中拟或多了些歌功颂德;二是不大明白诗词是要用形象思维的,受思维习惯的影响,像写文章那样,多用些抽象性的文件报纸类的语言,类乎说教;三是为诗多从大处取材,又缺乏拨动心弦的契合,常常显得大而无当。老干部爱好诗词无可厚非,作为一个群体,或可贬之失全和引之不足,都恐为评论中的一个缺失。
关注时政,不为弱点,窃以为应是一大长处。诗学三命题,言志、缘情、缘政,前两者人们常常说及,后者倒有些淡忘了。初唐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多次提出“诗缘政”这一富有时代烙印的诗学命题。“诗缘政”的诗学命题,启蒙了唐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烙印,在我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诗歌产生于现实生活,而生活之义,当然不应只是自然界的风花雪月,更应包括社会的国计民生。拟或关注时政,兴观群怨自无不可,颂亦非失节,怨未必有骨,个中叫劲的是诗人的立足点,是不可或缺的家国情怀。“愤怒出诗人”,绝不是说诗人只能站在社会生活的对立面,而是说要情达极致,激情才能出诗人,这恰恰是“诗缘情”的本来之义。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人,是永远需要正能量的,于国、于家、于情、于理,诗人不能只是“唱衰一族”!
形象思维是为诗之大法。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形象者,即能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和姿态。形象思维是一种能够具体领悟到的、实在的、生动的思维方式,而抽象思维则是一种不能具体领略到的、笼统的、空洞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就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从选取生活素材进行剖析、概括、加工、提炼,到完成形象的塑造所进行的思维活动,要用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古人讲,文为饭,诗为酒,之所以为酒,就在于这种用之于形象思维的情感酿造,而不在于把话说清楚了就算;亦如公木先生讲,画家是用笔作画,诗人是用字作画,诗中是要有画的,要用通过有意象的文字去勾勒出生活的多彩画卷。大法自非小技,既有赖于意象的获取、选择、编织和熔铸,也离不开传统的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
言及取材大小,不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功力或有差异,一般来说,似乎小一点好写些。其实是大有大的写法,小有小的写法,诚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无论取材大小,关键在于如何去写好。大和小,各有其优劣,要紧处在于存乎一心、避短扬长。在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上,袁枚先生在《随园诗话》中说得极为精到:“诗虽奇伟,而不能揉磨入细,未免粗才。诗虽幽俊,而不能拓展开张,终窘边幅。有作用人,放之则弥六合,收之则敛方寸,巨刃摩天,金针刺绣,一以贯之者也。”此话诚可为择用题材的金玉良言。取材后的为诗切入,不可说那些无关痛痒之语,要把自己摆进去,写自己的真性情、真感受和真体悟,“真”字一入,即可满盘皆活。
多一个视角观察,把“老干体”视为一种结果,自与诗词艺术相悖还远,固在为诗者的避忌之列;但把它视为一个过程,似又尚可相容,因为事物总是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完善提升的。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物从一起步就是尽善尽美的,既是传承,知其不足而加以引导,传道受业解惑,教会爱好者如何作诗,岂非善莫大焉。这自当是“诗教”的应有之义,愿“诗教”者共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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