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体”思辨

文/杨海钱

近览诗评，多涉“老干体”，故生思辨一二。

“老干体”之说，大抵是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诗词作为传统文化复苏起步时，对一些爱好诗词的老干部为诗的体式风格的一种概括。大体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老干部多关注时政，常写些时政类的诗词作品，个中拟或多了些歌功颂德；二是不大明白诗词是要用形象思维的，受思维习惯的影响，像写文章那样，多用些抽象性的文件报纸类的语言，类乎说教；三是为诗多从大处取材，又缺乏拨动心弦的契合，常常显得大而无当。老干部爱好诗词无可厚非，作为一个群体，或可贬之失全和引之不足，都恐为评论中的一个缺失。

关注时政，不为弱点，窃以为应是一大长处。诗学三命题，言志、缘情、缘政，前两者人们常常说及，后者倒有些淡忘了。初唐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多次提出“诗缘政”这一富有时代烙印的诗学命题。“诗缘政”的诗学命题，启蒙了唐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烙印，在我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诗歌产生于现实生活，而生活之义，当然不应只是自然界的风花雪月，更应包括社会的国计民生。拟或关注时政，兴观群怨自无不可，颂亦非失节，怨未必有骨，个中叫劲的是诗人的立足点，是不可或缺的家国情怀。“愤怒出诗人”，绝不是说诗人只能站在社会生活的对立面，而是说要情达极致，激情才能出诗人，这恰恰是“诗缘情”的本来之义。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人，是永远需要正能量的，于国、于家、于情、于理，诗人不能只是“唱衰一族”！

形象思维是为诗之大法。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形象者，即能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和姿态。形象思维是一种能够具体领悟到的、实在的、生动的思维方式，而抽象思维则是一种不能具体领略到的、笼统的、空洞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就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从选取生活素材进行剖析、概括、加工、提炼，到完成形象的塑造所进行的思维活动，要用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古人讲，文为饭，诗为酒，之所以为酒，就在于这种用之于形象思维的情感酿造，而不在于把话说清楚了就算；亦如公木先生讲，画家是用笔作画，诗人是用字作画，诗中是要有画的，要用通过有意象的文字去勾勒出生活的多彩画卷。大法自非小技，既有赖于意象的获取、选择、编织和熔铸，也离不开传统的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

言及取材大小，不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功力或有差异，一般来说，似乎小一点好写些。其实是大有大的写法，小有小的写法，诚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无论取材大小，关键在于如何去写好。大和小，各有其优劣，要紧处在于存乎一心、避短扬长。在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上，袁枚先生在《随园诗话》中说得极为精到：“诗虽奇伟，而不能揉磨入细，未免粗才。诗虽幽俊，而不能拓展开张，终窘边幅。有作用人，放之则弥六合，收之则敛方寸，巨刃摩天，金针刺绣，一以贯之者也。”此话诚可为择用题材的金玉良言。取材后的为诗切入，不可说那些无关痛痒之语，要把自己摆进去，写自己的真性情、真感受和真体悟，“真”字一入，即可满盘皆活。

多一个视角观察，把“老干体”视为一种结果，自与诗词艺术相悖还远，固在为诗者的避忌之列；但把它视为一个过程，似又尚可相容，因为事物总是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完善提升的。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物从一起步就是尽善尽美的，既是传承，知其不足而加以引导，传道受业解惑，教会爱好者如何作诗，岂非善莫大焉。这自当是“诗教”的应有之义，愿“诗教”者共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