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词可否多点敬畏之心？

文/杨海钱

      大凡于事，须怀敬畏之心，才会做得更好些。人们褒扬“敬业”，其意皆然。

       对待诗词亦当如此。

       然而，近年间与诗词的有些事，总是在眼前挥之不去，甚至在心头留下几缕淡淡伤痕：

       例一：在某次诗词作品的研讨会上，“聆听”到一位“高人”侃侃而论，竟冒会议之不韪，说什么“诗词走向末路，必然灭亡”。不知斯人是否真下功夫研究过中国诗歌的历史和现状，何以大言不惭而脸不变色心不跳。

       例二：获赏一诗书画页，上有一首七绝，语言、意境都还不错，但在格律上毛病不少，看来作者于格律尚在入门之际。让人惊讶的是诗下标的是“著名诗人”某某。于格律尚未通晓，如何在格律诗下加冕“著名诗人”？哪有“著名诗人”还尚未通晓格律这个基本属于诗词入门知识的道理呢？看来“著名”不实。

       例三：某文学刊物，刊载了一个老同志作品研讨会消息和其代表诗作五律十二首。研讨会邀请了一些文学大家，消息中大家称“其诗词格律严谨”。读了这十二首五律，感到诗的语言、意境也还不错，只是于格律不敢恭维。一时做了些衡量：十二首五律共九十六句，大约有六十多句不合律诗的句法，在粘对成篇上几乎没有一首是合乎规矩的。客观地说，老同志为诗不易，诗法已具基础，应当给予肯定和鼓励，同时指出须在格律上再努力跨进一步，但一句“格律严谨”的评介却让人大掉眼镜。我们也不苛求大家必须熟悉诗词格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只是希望能实事求是评介，说自己懂的话，说自己明白的话，才会于人有补。只是“上天言好事”，甚至做出些不懂装懂的事来，于自己脸上也并不好看。

       例四：或睹文章中，或闻讲台上，有人多讲“不以律害义”。就话而论，不能算错，因为古亦有训。但话总是要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坐标中去认识的，这大概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含义，也是不能把原则当成教条的依据。诗词圈入冷宫近八九十年之久，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步入复兴以来，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居于这样一段时空，俯瞰庞大的诗词队伍，熟谙格律者仍在少数，有待逐步深造者依然居多。应当说，现在需要的不是根基尚浅的“出律”，而是老老实实的夯实基础的“入律”，“入”了以后再说“出”，才是正道。以“不拘泥于格律”、“不以律害义”等理由，为不合格律的行为开脱，是也非也？

……

      是的，喊出这些要“敬畏诗词”的话来，并非空穴来风，亦非故作惊人之举。倡言敬畏诗词，何也？仔细想来，应有三重之义：

       其一，诗词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人应负起传承的历史责任。中国的诗源远流长，从《诗经》、《楚辞》到汉魏乐府、歌行、微有格律的“永明体”等在内的古体诗，初唐逐渐定型的近体诗即格律诗，起于中唐、盛于宋的词，盛于元、大备于明的曲。其中，格律诗词是中华传统诗歌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诗体，狭义上所说的旧体诗歌，主要指格律诗词而言。新体诗也称自由体诗，于我国而言，是“舶来品”，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黄遵宪、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经过新文化运动才有的。中国是诗的国度，故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讲京剧是国粹，诗词则更应当是国粹。在“五四”之后的百年比较发展中，旧体诗打而不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批老革命家在诗词穷途遭禁之际，实际上担当起了传承的历史责任，现在的许多诗词爱好者从毛主席诗词中得到启蒙的不在少数。诗词从复苏走向复兴，但至今仍受到某种排斥。对诗词这一优秀传统文化，须怀敬畏之心，不能“数典忘祖”，言诗歌必是新诗，甚至用一些“朦胧体”、“梨花体”来消费读者。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要慎言惟谨。作为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当代人大可不必拘泥于过去的错误，摘掉影响观察的有色眼镜，旗帜鲜明地为诗词正名，给它以应有的历史文化定位，把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其二，格律作为一种规矩，是成就诗词作为“大美诗体”的基础，宜当“守正容变”。对格律诗词，国务委员马凯的“大美的诗体，是中华文化瑰宝中的明珠”的判语，是恰如其分的。他还说：如此美妙的文学形式，为什么要摒弃、否定呢？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作格律诗如同跳芭蕾舞，选择跳芭蕾舞而不是别的舞，就必须按规则用脚尖跳。尽管这种“束缚”是苛刻的，但经过勤学苦练，一旦掌握了它的规律，就会自如地跳出独具特色的优美舞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诗词格律，如同对待所有的文学规矩一样，要怀敬畏之心。为诗之道，亦同治学，须当严谨。在普遍的社会浮躁之中，沉下心来，学些规矩，实在是应当大力提倡的。倘若不懂，态度有二：一是承认不懂，二是通过学习改变不懂，但不可以不懂装懂。马凯同志的“求正容变”之说，当为至理名言。整体上讲来，对诗词格律是应当认真遵守的，在认真遵守基础上的不得已的出律，又是应当允许的，且出律也是有限定的，而不是随意的。“字有变革，音有转移”，这和坚持旧体诗的声韵改革，并不矛盾。

       其三，诗词作为一种文化，应保持应有的风骨，要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于右任先生1955年在台南诗人节大会上的演说，谈到“今日诗人之责任”提出意见：“一、发扬时代精神。二、便利大众欣赏。盖违乎时代者必被时代摒弃，远乎大众者必被大众冷落。……此时之诗，非少数者优闲之文艺，而应为大众立心立命之文艺。不管大众之需要，而闭门为之，此诗便无真生命，便成废话，其结果便与大众脱离，此乃旧诗之真正厄运也。”先生之论，振聋发聩。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文朝2011年6月26日在山东诗词学会第三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的致辞，其中谈到：“诗词尽管是一种个性张扬的文学样式，有着休闲、怡趣、唱酬、娱乐等客观功能。但诗词文化作为文学存在，是上层建筑的范畴。诗词不能游离于当今社会之外，而必须融于伟大时代，反映火热生活。……必须跳出诗人和老干部们自娱自乐的小圈子，切实推进诗词适应时代，深入生活，走向大众。”还有，易行先生提出诗词创作要“与时代贴近，为时代所用”。这些大家之论，当为为诗者指南。诗词创作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免于少数者之优闲，还大众需要之真生命，是关系到诗词能否实现复兴和繁荣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只是书斋式小圈子的交流欣赏以及“山水烟花雪月风”的闲情逸志，脱离社会大众，脱离社会生活，诗词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和繁荣。诗词源于大众，其根在风；诗词回归大众，其功在化。诗词为大众所接受，彰显其教化功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