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道济先生诗词研讨会上的发言
秦自超
一、诗词与书法
大约是四月份，我在梁荣木先生家里，见一横幅悬于梁先生的客厅，这是王道济先生手书的自作词《太常引·巡检朗州即事》：
“武陵观感问如何？明里的风波，暗里的干戈。算不尽，机关许多。半生书剑，一身肝胆，爱捅马蜂窝，浪字叫王魔。千夫指，何用你拖。”
看这幅字，笔意老到，似得张旭、怀素草书之笔意，中锋入纸而于行笔中随势应变，通过跌宕起伏、舒徐驰骤、揖让顾盼、疏密离合、虚实相间、违拗统一的的节奏感，体现词情的流注与词意的律动，于书美中见词美，于“心画”中闻“心声”。我在王道济先生这幅自书词作前停伫良久，在品味把玩的同时，不由想起诗词和书法的关系问题。
我于书法，算是半拉子，于诗词，则只能算是习步者。在这里谈这样的问题，是否有“班门弄斧”之嫌？但弄斧于班门，如若其意乃在于求得大匠的指教，则不应当厚非的。所以我也就放胆妄言了。书法，这种中国的特殊艺术，是凭借悠长久远、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滋养而生根布叶、开花结果的，它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同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与绘画，更如同比翼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单就书法与诗词而言，遍数古代书家，有哪一个不是文采飞扬的文学之士？尤其是在书法史上被人公认的大家，几乎都是词翰双美、诗书并能者。至于书法史上的名作，必然是文字内容与书写形式的珠联璧合，如王羲之、苏轼、黄庭坚、文徵明、唐寅等，当代如郭沫若、鲁迅、毛泽东、启功、沈鹏诸人。而一位诗人自书其诗，书美与诗美相互辉映，书艺的笔情墨趣与书写内容的融合无间，人们在欣赏书法的同时，吟咏其诗句，会给人以双重的美感享受。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既是脍炙人口的名文，其书体的妍美流便又适足以表现序文的逸韵高情，它被尊为“天下行书第一”。宋书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中的蔡襄本应为蔡京，，因蔡京行为不端，后人给换了个蔡襄。这是“因人废名”。蔡京，历史上落下一个骂名，但写得一手绝妙好字。评者谓其正书“如冠剑大夫仪于庙堂之上，大气磅礴”总麽也看不出其心狠手毒，迫害忠良的奸相行为。所以“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也未必全对。就书法言“书非其人”的例子是很多的：象宋朝的赵徽宗，明代的张瑞图，清代的王铎等。这就是真实，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人的真实。），特别是苏、黄自书诗词文赋的精品，无不工妙，垂范百代。
诗词与书法不仅如同比翼鸟，还如同连理枝，两者的血脉是相通的。优秀的书法作品，那纵横起伏流转跌宕的笔法，那浓淡枯湿、轻重粗细的墨色，那圆转方侧、流宕迟涩的线条，是书家从血管里奔流出来的，体现着书家对艺术的追求和理解，体现着书家的个性和文化素养，有时还体现着书家的喜、怒、哀、乐，贯穿着书家的真情实感。孙过庭说：“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写乐毅则多怫郁，书画赞则多瑰奇”。王羲之的《姨母贴》表达的是悲愤之情，《丧乱帖》表达的是哀伤之情，而《兰亭序》则表达的是喜乐逸兴之情。苏轼的《寒食贴》：“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诗意悲凉沉痛，而其行笔至此，书体也由飘逸的风姿，一变而趋于沉着厚重，诗和书相融相济，写出了此翁谪居黄州时的心曲，对之如接音容、如见肺肝，有“怅望千秋一洒泪”之感。
一幅字就是一首诗，一首用线条组成的诗，而诗之风格或雄奇豪迈，或悱恻婉约，技法或属对精严，或自然流畅，如此等等，都与书法技艺有一点相通的灵犀。读李白的歌行，不难想到张芝、怀素的狂草，而览颜鲁公雄浑凝重的笔墨，又会想到少陵悲壮苍凉的篇什。
王道济的这首《太常引》词后有一段小注：“一九八四年春夏之际，参加中共常德地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组，处理常德白鹤乡非法批斗教师和常德县三年来殴打侮辱教师的严重事件，工作中遇到许多阻力。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作了群众拍手称快的严肃处理，此词填于全案了结之前。”读了这段注释，我们对这首词作就不难理解了。“风波”“干戈”或明或暗，“机关”或用多或算尽，但是在我一身“剑气”一身“肝胆”“爱捅马蜂窝”的“王魔”面前，批斗、殴打、侮辱教师的一切恶劣行径都将无处藏匿，会将其揭露无余，而知识分子的政策必须要尽快落实，岂容拖延？这首词表现的是作者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明察秋毫和一身浩然正气，而“王魔”的嵌入，则给这首词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增添了诙谐戏谑的成分。“王魔”是王道济先生的笔名，“魔”由上下结构组成，上“麻”下“鬼”，因王道济先生脸部有稀疏的麻点，因而道济先生戏称自己为“麻鬼”。“王魔”与道济先生的名字在此处还似乎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邪不胜正，无论什么人施怎样的伎俩，耍什么花招，无论是“明里的”或“暗里的”，都躲不过我“王魔”的火眼金睛。这首词用行云流水般的草书书写，更显得酣畅淋漓，凸显了作者一时之心境，在这里书法与诗词已是交融互补，相得益彰。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太常引”既是词牌名，又是曲牌名。王道济写的是词，“此词的写法，语言就有点像曲，严肃的主题都写的很风趣”。王继杰对这首词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明里的风波……爱捅马蜂窝……”在俚俗，诙谐中不失其雅。我不由又记起了稼轩的《清平乐·村居》“小儿锄豆溪东……“也是俗中见雅的. 由此看来，书家固然不必是诗人，却少不得深厚的文化素养，特别是诗的素养；诗人固然不必是书家，却也最好通晓一点书法艺术。我们兰津诗社的高汉泉老、张振老和陈卓华老诗书兼妙，他们的体会比我更深。
我为什么要说一说诗词与书法的关系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学习诗歌艺术，不能仅仅在诗歌的圈子里打转，陆游在《示子聿》一诗中把他晚年总结出来的作诗经验告诉儿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作诗当然要有诗内功夫，包括追求词句的华美，对仗的工稳，音韵的谐调和章法的严谨等等，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要有诗外功夫，这诗外功夫包括深厚的文化素养、广阔的社会阅历、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对于自然风光的感悟能力和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等等。作诗如此，写字如此，王道济先生以内外功夫作诗作字，堪称双璧。沈鹏先生说：“艺道从来理法通”，王道济先生应是深谙此理的。
道济先生的书法和他的诗词一样，闻名沅澧，据说他还能双管齐下，左右作书，只是先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较少，我所见者，除前面所说那幅《太常引》手书外，津市二中“金鸡鸣”的雕塑上题有他的“振兴中华”四字墨宝、《武陵源旅游诗词集》题签均为道济先生所留。今天我们举行王道济先生诗词研讨会，旨在抢救、挖掘、学习他的诗词，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的墨迹也作一番抢救性的挖掘呢？不然，他的书法作品也会象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野逸派”的书家们的命运一样，被淹没在尘埃里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诗词与书法的关系。
二、思想内蕴和艺术特色
王道济先生诗词曲皆能，生前给我们留下了近千首诗词曲，这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是我们津市现在和将来可以大力开掘的人文资源
中国的诗词曲历来大体划分为两大流派，一曰豪放，二曰婉约。详览王道济先生的作品，借用毛泽东评范文正公的《渔家傲》和《苏幕遮》是中间派的话，我以为，王道济先生的诗的总体风格，是不是可以算作近于豪放的中间派呢？我对诗词的阅读审美兴趣，似乎也有点中间派的意味，对太直率的豪言壮语不感兴趣，因为豪放得空疏、粗俗。如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我钻牛角尖，对毛泽东他老人家晚年的这首词，指出它的瑕疵，只是表明我不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入诗入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追求诗歌的通俗化、民族化，郭沫若用“朱德好，朱德好，朱德是人民的好宝宝”这样的句子做诗，我也是极不喜的。当然，毛泽东及郭老尽有优秀作品在，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无庸多说的。另外我也对故意寻愁觅恨、扭妮作态的作品不感兴趣，清代刘熙载说：“诗宁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因为情感一不真实，就使人感到作品的虚假，哪里还能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呢？
美学家王朝闻曾说过：“恩格斯那倾向性越含蓄越有审美价值的论点，和鲁迅反对艺术标准的口号一样，在艺术与观赏的关系里，那个有中间性的广阔地带，在审美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再看他的另一首词《荆州亭·登江陵古城》：“行遍一都未倦，登得古城犹健。我欲问西楼，偏个王侯不见。 费尽孔明意愿，拨乱周瑜算盘，谁敢逆风云，哪怕天兵千万。”这首词里的“谁逆风云”，“谁是天兵”，“谁怕”，作者没有说，是否有所指，让读者去想像，这是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广阔的中间地带”。在这里，作者用《荆州亭》词牌咏荆州，可见其对词牌掌握的娴熟。
遍读所选王道济先生的二百多首诗词，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旅游诗词，一类为杂诗（观感、应时、即景、唱酬均可归为此类）。这两类诗词从思想内容来说：存浩然正气，抒昂扬情怀；从艺术特色来说：语言的平实自然，技巧的不工而工。
王道济先生的诗词，好多地方都用到“剑气”、“肝胆”：“半生书剑，一身肝胆”（《太常引》），“少年学书剑”，“自小看肝胆”（《梦行云》），“英雄肝胆许终身”（《看<从奴隶到将军>》），“佛心剑胆漫偏夸”（《看黄巢试剑石》）等等。由此我不由得想到金庸、梁羽生所写的那些剑侠小说及改编的电视剧《笑傲江湖》、《七剑下天山》、《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等等，那些侠客剑士，大多肝胆朗照、正气浩然，除暴安良、仗义行善。“言为心声”，这种肝胆，这种正气，在王道济先生的诗作里处处可见，甚至从道济先生的名讳里，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一股“扬正道、济天下”的浩然正气。“少年学书剑”，“自小看肝胆”是他为人处世、毕生追求的风范；“半生书剑，一身肝胆，爱捅马蜂窝”是他对丑恶行径的宣战，是其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千古罪人一大奸，河山万里尽摧残”（《颐和园观慈禧画像》）是对慈禧丧权辱国的鞭笞；“未必恩仇端若此，都缘百姓恨严嵩”（《观花古戏盘夫索夫》）写出了人们也是作者自己对奸相严嵩的憎恶；“四贼四凶屡误邦”（《游岳庙三题》）则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四人帮”王、张、江、姚与南宋秦桧夫妇、张俊、万俟卨陷害抗金英雄岳飞的“四贼”并提，他们都被人民无情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千夫指、万人唾，将遗臭万年。而作者对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殚精竭力、建功立业、赴汤蹈火、敢于牺牲的英雄人物、志士仁人热情讴歌：“身许国家轻挫折，心怀洁白厉冰霜。一生功业垂天地，满壁文章图富强。”（《谒中山陵》）；“刀好何须试石头，剑多依旧死沙丘。人民独爱孙思邈，一部千金济九州。”（《游虎丘》）；“龙华古寺向沧桑，高岭巍峨映夕阳。何处当年喋血地，疾风劲草战玄黄。”（《瞻仰龙华烈士陵园》）；“长夜风雷第一声，运筹帏幄数先生。千秋功业丰碑在，江水山花无限情。”（《谒施洋墓》），字里行间，饱含了诗人的无限敬仰和深沉的缅怀之情。
在王道济先生诗词的思想内蕴里突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报国兴教的壮志情怀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昂扬向上的精神。“负笈求知来一师，翱翔磨砺在斯时。五年学得匡生术，天下穷人解渴饥。”；“雄心壮志救中国，烈日严霜炼性天。铸就钢筋和铁骨，五洲风雨一身肩。”（《瞻仰一师十二首》），是对伟人毛泽东的赞颂，也未必不是王道济先生自己内心的志向与抱负。“破旧立新拓教育，披荆斩棘创宫墙……学海无涯倡自学，阳春有脚重朝阳……”（《自修大学遗址》），这是王道济先生对教育改革的热切希望，对教育改革的困难、艰辛、可能遇到的阻力的深沉思考，同时也真切地意识到在学校里，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而终身受益的却是自修自省的教育，而学习则更要抓紧年青时代，抓紧“八九点钟”的“朝阳”时代。看似在咏叹“自修大学的遗址”，而实际上是表达他对教育的深刻而真切的体验。
我们再来欣赏他的几首杂诗：1、“不是秋风吹暮砧，百年忽作白头吟。人生恩怨成何用，要在为民尽此心。”（《偶兴》）；2、“树人树木两参加，治国安邦豪兴奢。漫笑秋风吹白发，愿留春色满天涯。”（《植树》）；3、“求索风骚未计年，优游渐近夕阳天。人间不断添春色，反日犹思挥鲁鞭。”（《喜得湖南师院中文系本科毕业证书》）；4、“洞庭春色正妖娆，夜战武陵众志高。岂是春来肝火重，只缘浊流仍滔滔。”（《记落实政策的一场论争》）。吟诵这些诗句，一个高大的老者形象就矗立在了我们面前，虽然已是“秋风白发”，“渐近夕阳”，却依然要为“树人树木” 、为“治国安邦”、为“人间添春色”而“求索不计年”、着力“挥鲁鞭”，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怎样的一种情怀。读此，我们又怎能不生出一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意来呢？所以今天我们举办王道济先生的诗词研讨会，在欣赏他的诗词艺术的同时，更要学习他的为人、他的品质，存浩然正气、昂扬之气，对当前的一切丑行，尽管它浊浪滔滔，就是要“肝火重”，要揭露之，鞭挞之、齐讨之。
王道济先生存诗近千首，我手头上的先生作品计有二百多首，其诗作多是近体律绝诗，我粗略地比较了一下诗律、词律，很少有不合格律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不合律的作品，如“三平调“犯孤平之类，但为了情感表达的需要是可以”词不害意“的。其作品大多语言平易自然，朴素本色。他很少用典，即使用典，那典也为一般人所熟悉，使人不感觉到晦涩难懂。这是王道济先生诗词的语言特色。诗词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风格如何，是鉴别诗词水平的重要要素，代表了诗人的意趣和艺术取向。记得去年我在兰津诗社的一次例会上谈到诗歌的语言问题时，曾引述了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刘征的一篇文章，《明白如话的唐诗》，刘征在该文中说：“汉以降，与骈文发展的同时，诗里用典逐渐多起来。同时，文人的用语日益书面化，有的甚至难以上口和索解。到了清代，受乾嘉朴学（讲求训诂，考据的学派）的影响，盛行文人之诗，许多诗充满学究气。可是，明白如话的唐诗，犹如一道纯朴明净的清泉，穿过悠久的诗史长流不断，其中的佳品，不但诗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雅俗共赏，久远流传，不能不说是我国诗歌传统中的非常美好的成分。”在这篇文章里他列举了唐代许多大诗人的诗作，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望》，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以此证明唐诗的明白如话。[题外话：杜牧《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诗家喻户晓，恒久不衰，此诗影响到现时，给山西杏花村酒厂创造了丰厚的效益。而且，山西酒厂与贵池酒厂为此诗写于何地争论不已，还打起了官司，传为佳话，一千多年前的一首小诗给当代的市场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王道济先生的诗词正是继承了唐诗明白如话的美学风格，平易自然，朗朗上口，朴素本色，不假雕饰，“人间新近起钱风，刮得神仙也眼红。还是劝君多自重，长留清白绝非穷。”（《钱风》）读来清新流畅，悦目舒心，简直可以过目成诵。也正是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生自白。大家手中有一本王道济诗词选的活页，读一读就会感觉得到，我这里就不再多举例了。
王道济先生的诗句总体语言风格的平实明白如话，亦无妨于他也有用典贴切的诗篇，刘永济教授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用典所贵，在于切意。”古人亦说如撒盐水中，不能以形迹求，即用事不使 方超妙。下面我们把他的一首用典比较多的七律《山阴道中》作一简略分析：
东别曹娥到绍兴，会稽遥吊禹王陵
卧薪尝胆异今古，俯首横眉同爱憎
两阙梅词区格调，几家兰序辨模棱
稻花香溢鉴湖水，沿路高歌五谷登
为了帮助大家对这一首诗的理解，有必要先对诗中出现的名词与典故作一些说明:
①山阴、会稽、绍兴。查《辞海》“山阴条”：山阴，旧县名，秦置，因在会稽山之北（山南水北谓之阴）得名。治今绍兴市，隋改名会稽。唐又分会稽置山阴，与会稽同城而治……1912年两县合并，改名绍兴。据此，山阴、会稽、绍兴三者实指一地即今绍兴。
②禹王陵即夏禹陵，相传禹奉舜之命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会合诸侯于会稽，崩，葬于会稽山。
③卧薪尝胆，典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是指勾践兵败会稽后刻苦自励、发奋图强、志图恢复之事。所谓“异今古”，是事异情不异，是说在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什么时候都是需要这种精神的。
④俯首横眉。鲁迅诗《无题》中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爱憎”，诗人的爱憎与鲁迅的爱憎是一样的
⑤两阙梅词区格调。指陆游与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陆游，山阴人，宋代大诗人，有《咏梅》词传世：“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两首词的风格，一低回，一高昂；一婉约，一豪放，格调自然不一样。
⑥几家兰序（抄本原作“叙”，误，应作“序”）辨模棱。“兰序”，指《兰亭序》，为东晋王羲之所作，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后因与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所谓“辨模棱”是指围绕着《兰亭序》真伪的一场争论。一九六五年第六期的《文物》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郭沫若认为“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而且从文章上讲都是伪托的，接着不久，高二适（1903-1977，近代书法家，江苏东台人，1929年考入北平研究院国学研究生，精于诗文、书学，时人把他与林散之、胡小石、萧娴并称为“金陵四家”）在《光明日报》（1965。07。23）发表了《兰亭序真伪驳议》，反驳郭沫若的“伪托说”，嗣后，许多人都不同程度介入了此事，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论争。（现存世”兰亭序”为唐人摹本）
⑦鉴湖，绍兴南一湖名，秋瑾，绍兴人，反清志士，自称鉴湖女侠。鉴湖东接曹娥江，曹娥镇即在曹娥江边，可观汐潮。
绍兴，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从先秦的夏禹，到东晋的书圣王羲之，南宋陆游，明代徐渭……近代的秋瑾、徐锡麟，蔡元培，周恩来、鲁迅……不胜枚举，他们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名人故居，典故传说，趣闻逸事，诗是以抒情言志为其特质，对于这样一个地杰人灵，名人辈出的地方，具有浓郁诗人气质的王道济先生就不能不激发起联想，其灵感，其真情，其诗情，使他写下了这首《山阴道上》的诗篇。这首诗用典很多（袁枚主张一诗一典的），内容丰富，涉及许多人物事，但不使人感到生僻，也不感到罗列，不感到是“掉书袋”。因为这些典故紧紧地与现实联系起来，是对古今名人的仰慕，是诗人人生取向、价值观念的真实表达。诗的格调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没有伤怀，没有愁绪，（在王道济先生的这二百来首诗词中找不到表现离愁别绪、缠绵悱恻、儿女情长的篇什）特别是结句一联“稻花香溢鉴湖水，沿路高歌五谷登”，一片太平盛世，丰收景象，是对现实正面的歌颂，激发我们对伟大的祖国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也是告慰先烈秋瑾们，他们的理想已经在我们时代实现了。
这首诗以“东别曹娥到绍兴”一句，叙写旅途行程开头，接着咏叹历史上的人物事：“禹王陵”“卧薪尝胆”“俯首横眉”“两阙梅词”“兰亭序真伪辨”“鉴湖及鉴湖女侠”。最后以沿途的风光“稻花香溢鉴湖水，沿路高歌五谷登”作结，而中间两联特别工稳。其结构的起承转合，首联的起兴，中间两联的对仗，尾联的作结，以及韵律的选用，不仅中规中矩，而且已经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了。中国传统诗歌“言志抒情”，而“志”与“情”又是在一定的格式里发挥的，发挥得好，不但不成其“镣铐”，而且形式还能给内容以助力，使它们能相得益彰，这样作者会在写作中显得更自由、更丰富、更充盈……诗词格律的掌握，是一个适应与超越的过程。先是适应——中规中矩，带上镣铐，再是超越——翩翩起舞，自由翱翔。宋代诗人刘克庄说：“大率有意求工者，率不能工，唯不求工而自工者，为不可及。”我体会此处所说的“工”，即包括格律的掌握，又比格律的掌握高了一层，进入了诗的语言艺术范畴、思想性范畴。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好诗要有好韵”，“欲作佳诗，先选好韵。凡其音涉哑滞、晦僻者，便宜舍弃……李杜大家，不用僻韵，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王道济先生在这首诗里用“蒸”韵，“兴”“陵”“憎”“棱”“登”，音响语长，有“蒸蒸向上”之味。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还说道诗的结尾有“以情结，以理结，以景结，而尤以景结为最佳。”而王道济先生的这首诗正是以景结的例子。“无意于工而工”、“无意于佳乃佳”，王道济先生于诗道的真功夫，由这首诗可见一斑。王道济先生制曲不多，但读他的[仙吕·一半儿·小渡口春兴二首]：“千秋小渡今来奇，高坝巍巍车马挤，楼阁入云争欲飞，景迷离，一半儿乡村一半儿集”，“苏闽杂货来三江，农副加工有作坊。小巷大街三里长，好风光，一半儿店铺一半儿厂。”也是于铺描中见功夫的。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王道济先生诗词的风格特点及思想内蕴和艺术特色。
第三个问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王道济先生生前有几次出游，一次是游韶山、武汉、北京、南京、苏州，路经上海、绍兴，到杭州；一次游厦门、福州、杭州、上海；一次游长沙、南昌、庐山，岳阳、衡山；一次游张家界；一次游桃花源；一次游荆州。每次出游，都有诗作留存，我粗略数了一下，这次摘选的二百多首诗中旅游诗差不多占了一多半。
钟情于佳山秀水，使人领略到中华神州大地的灵秀与神奇；优游于古迹名胜，又使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厚重、深邃。所以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俗语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司马迁得奇气于山川，文章盖世；李太白寄游踪于天地，诗句惊人。诗人的出游，不同于一般旅游者。在出游期间，摆脱了烦恼，摆脱了琐事，接触了许多新鲜的人物事，过去只在书本上或视频中看到的，或只是从他人口中听到的名山名水、名都名城、古刹古寺、古迹古墓、民俗民情……现在身临其境，就在眼前，就会多一些灵气，多一份感触。当生活中某个亮点或暗点与诗情相碰撞的时候，便触发最初的火花，酝酿出最初的灵感，好比乐曲旋律最初的萌动，或者交响乐的“动机”。那最初的触发点就是诗人在自己腹内律动的诗的胚胎。屈原行吟泽畔，他的诗是在“行”的过程中“吟”出来的，李贺的诗是在驴子上吟出来的，毛主席的“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是在马上吟出来的，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在舟中吟出来的……王道济先生的《山阴道上》是在车上吟出来的。他还有《渡黄河》、《车行江淮间》、《到南京》、《苏沪道上》、《东海夜航》、《过曹娥镇》、《过秋《厦福道上》、《过白塔寺严复读书处》等等，都是在旅行出游中吟出来的 . 名山胜水,人物风情，社会生活，开阔了诗人的眼界，感动了诗人的诗心，触发了诗人的诗情，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旅游”诗篇。这些诗篇，或留连风景，或浏览古迹，或褒贬人物，大都情景交融，善恶分明，意在高远，又自体心性，自抒精见，而不落荃蹄。如《向五老峰挥手告别》：“庐山五老最多情，一片痴心送我行。已去阳关三十里，云头犹立几汪伦。”就是用换位法和拟人化的手法，化用李白的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写对五老峰的留连不舍、依依惜别之情，真是情景交融，令人拍案称绝。这种联想一般人恐怕就联想不出。又如《厦门集市观光》：“霞溪已见大钳蟹，绿岛又看水母鱼。傲眼横行终有几，取来但好佐庖厨。”“钳蟹”“水母”的确是“傲眼横行”，这是生活真实，但是它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就上升到艺术的真实，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诗人富于审美意识的视觉中捕捉到了灵感。又《离京》诗：“游兴正浓又整装，金乌玉兔何匆忙。京华满载风流去，更把平生许四方。”“许四方”即是许祖国，这里洋溢着的是诗人的爱国情怀，“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一个“平生许四方”的人，可以想见，当国家遇到危难时，当国家遭到外部侵略时，当国家需要时，一定会挺身而出，即使浴血沙场，马革裹尸，也会“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又《观刀砍不死奇藤》：“黄石奇藤足万茎，浑身根系最丰盈。任经刀斧凌迟劫，总向云崖高处生。”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他的信念、追求与志向，为了真理，为了身负的社会责任，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即使是刀斧凌迟，也在所不辞。读这样的诗篇，写这样的文章，我的内心里骤然升腾起对诗人的肃然敬意，每一根血管都在沸腾，每一处神经都在震颤，我已被其诗、其人所感染、所激动。我想，这也就是文艺作品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社会功能，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其《艺术论》中所强调的文艺作品的作用在于传染情感吧。
末了，我还想说及的，在王道济先生的诗作里，也出现过象“身许工农忠马列，胸怀革命反潮流”、“激扬文字翻天地，造反精神第一名”、“举国海天净碧，谈笑不忘斗争”、“寂静无声是斗争”这样的句子，也还有一些颂圣谀高之什，这是那个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年代里的趋鹜之作（也许是违心的），是他思想里“阶级斗争”的因子、“造反有理”的因子、“三忠于”“四无限”的因子在其诗作中的反映，这是时代的局限，就象文学大师沈从文也写过大批判一类的文章，国学大师启功在《兰亭论辨》中的反施戈矛，历史学家，哲学家冯友兰也曾以批林批孔鸣于当时一样，我们是不必、也不应该苛求的。也或许，王道济先生写这样的诗句，是他内心的真实情感的表达。因为他出身贫苦，在旧社会读书、求学，为寻找一个本份的饭碗，饱受过人世的凄凉与苦难。因此他对新社会、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有着朴素的、本能的、由衷的热爱。用毛泽东时代颇为流行的话说，他是阶级的人，他的骨髓里已经烙上了他那个阶级的烙印。因此，王道济先生诗作中出现上面提到的诸“因子”，也有其必然性。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王道济先生诗词思想性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人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混合体，当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很难找到一种唯一的解释和圆满的方式。同时，由于受众认识与修养的不同，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在这里放胆妄言，只能算是一家之言，还请各位方家予以指正。
最后，我用王道济先生诗歌的句意集一首七律诗作结，让我们共同向这位兰津诗社的先驱、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吧！
2006年08月10日
秦自超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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