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考入文学院时，对所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知之甚少，更缺乏学习兴趣，老想着跨专业考研。
军训后不久，学院组织了一场报告会，主讲人是朱德发老师。他胶东口音很重，讲的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听的时候老走神。直到让我们猜猜他总共读了多少本书时，我才提起了精神，心想“读个三四千本总该有吧？”然而回答让我大跌眼镜，“粗略统计了一下，自己精读下来的书也就七八百本，当然不包括泛泛而读的书和教材。”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希望同学们多读一些书，大学能够精读名著200本以上，就可以称为中文系合格毕业生了！”整场报告，我大多没听懂，唯独朱老师强调的“精读名著200本以上！”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报告会后，我就进行了反思：虽然定了跨专业考研目标，但毕竟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时不求优秀，总得合格吧？于是，我开启了自己的阅读历程。上大学前，我总共读了十几本名著，文学功底很差，借书时一度茫然。后来，自己定了个标准：只读名著。一开始，阅读的体验并不美妙，好多名著读来很吃力，但我逼着自己读下去。奇怪的是有些名著刚开始读时感觉乏味，但读到后来却越来越感觉精彩。读了100多本名著后，我对所学专业产生了兴趣，并最终放弃了跨专业考研的想法，将考研目标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学期间，朱老师“精读名著200本以上！”的标准时刻警醒着我，尤其是大三时，我开启了疯狂阅读模式，一年读了100多本名著，提前一年完成了200本的目标。考研虽然失利，但大量的阅读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发表第一篇文章在大三，但毕业时，我发表文章总量却很可观，也因此获得了到大学校报工作的机会。工作16年来，回过头来想想，让我在本科毕业找工作时能有一技之长，工作后能不断发展进步的最大功臣还是要归于大学期间阅读的200多本名著。
朱德发老师仅给我们作过一次报告，却深深影响了我，让学业迷茫的我，最终找到了努力方向。求学时，能遇到像朱老师这样的名师大家，并有幸聆听他的报告，真是一种确幸！
母校建校70年来，像朱老师这样的良师涌现出了很多。仅就读时聆听过他们的课并对我影响颇多的还有宋遂良、王万森、李掖平、魏建、吴义勤、张清华等老师，他们都是名师大家，但又都那么亲切随和。
宋遂良老师那时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课上，他娓娓道来，如慈祥的老爷爷跟我们拉家常。虽然像在聊天，但又蕴涵许多智慧，无形中传授给了我们许多知识和道理。
大三时，我迷恋上了现代诗歌，写了不少习作，但连投十几次都没能发表，很是苦恼。于是，便想请宋老师指导，就把十几首习作打印出来，委托跟宋老师联系较多的同学转了过去。
三四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接到了宋老师打来的电话。他先是谦虚地说：“诗歌不是我研究的专长，我就从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角度谈谈读后的体会吧！”接着，便把每一首习作的优点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最后，他很中肯地对我说：“国军同学，诗歌创作很辛苦，也许并不适合你，建议别把太多精力放在这上边。”电话挂上不久，又响了起来。还是宋老师，他又补充说：“国军同学，诗歌我真不在行，你可以再找清华等老师指导一下。另外，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些重，你千万不要灰心，感觉你是个真诚细心的孩子，可以尝试写一下散文，正好可以发挥自身优势。”通完电话，我虽然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感激，对宋老师的建议也牢牢记在了心里。其实，自己也深知不是写诗的料，只不过一时兴起而已。此后，我把写诗当成业余爱好，没想到后来偶尔为之的小诗，反而陆续发表了几首。
跟王万森老师首次接触是在2008年读高校教师硕士研究生时。
有一次，他在课上让我们就《红旗谱》与《白鹿原》进行比较。那时，我正琢磨写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长子形象研究方面的毕业论文，恰好对这两部小说进行了精读，有了一些粗浅认识，便斗胆发言，提出了“《白鹿原》颠覆了传统长子形象”的观点。王老师听完，问道：“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前两次课上似乎没有见过你。”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并解释道：“不好意思，王老师，我读的是高校教师硕士研究生，前两次恰巧单位有事没能前来聆听您的课。”“怪不得呢，原来是同行，崔老师快请坐！你刚才提的观点很新颖！”王老师笑着说。后来有同学提出一个观点，同学们都没有反应，王老师又笑着问：“老崔，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话音刚落，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下课后，王老师主动找到我说：“小崔，你对长子形象有一些见地，毕业论文可以尝试写一下这方面。你们高校教师一边工作，一边上课不容易，我给你留下联系方式，有什么事随时联系。交课程论文时，若不方便，可以把电子稿发我邮箱，我替你打印出来交上。”初次相见，王老师对我的称呼由“同学”到“崔老师”“老崔”再到“小崔”，感觉那么亲切随和，与他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那时，元旦都流行邮寄带有自己单位风景的贺卡，我也给老师们寄一张聊表心意。2009年元旦，贺卡寄出不久，我就收到了王老师回寄的贺卡。能回赠贺卡已让我很感意外，当看到内容时，我更加“惶恐”——王老师写的是“崔国军老师收”。作为无名小辈，惶恐之余，对王老师的谦逊与随和更加敬佩！
刚读硕士选导师时，我联系了李掖平老师，此前从未跟她打过交道，又没人推荐，担心她不肯带我。没想到，听完我的介绍后，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带你没问题，但我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你们高校教师对毕业论文要格外加把劲，质量不过关，我可不让你参加答辩！”
2009年春节前，我把毕业论文初稿提交李老师后，便回老家了。返济不久后的一个周六，李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说：“国军，本以为你从事文字工作，毕业论文应该没问题，但我仔细看了一遍后，发现问题不小，你来我家一趟，咱们当面商量吧！”见面后，她便给我一一指出了问题所在及修改意见，然后很严肃地说：“你慎重考虑一下，论文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本需要重写。但时间比较紧张，外审时间也提前了，你是抓紧修改还是申请延期？对你们高校教师来说，延期没有多大影响，但外审通不过，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当时想都没想便坚决地说：“老师，我修改！时间再紧张，我也要试一试！实在修改不出来，再考虑其他的。”看我很坚决，李老师也同意了我的想法，又着重交代了几点修改注意事项。
写初稿时，自己也意识到第一部分不自然，想修改但又无处下手。听了李老师修改意见后，我豁然开朗，决定把第一部分推倒重写。那个周日，我从早上8点多，一直写到晚上9点多，中间只简单吃了午饭和晚饭，终于把第一部分完全替换了。
论文再次发给李老师后，我惴惴不安。好在李老师很快给我回了电话，开玩笑说：“国军，你潜力还挺大嘛！稍加压，就修改得很成样子了，正常申请吧！”经历了论文这场风波，我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写作上不再盲目自信，而是更加严谨认真。
求学期间，我们在校园里经常遇到嚼着口香糖的吴义勤老师，留着长胡子的张清华老师，课上经常讲点冷幽默的张光芒老师，他们跟朱德发、宋遂良、王万森、李掖平、魏建等名师大家一起组成了当时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豪华阵容”。他们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我们引领，而且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为人处事。
在母校70周岁生日之际，我由衷地感恩母校，发自内心地庆幸求学期间能够遇到那么多亦师亦友的老师！
（崔国军）
崔国军，文学院2000级校友，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融媒体中心主任，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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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章刊登在《山东师大报》
2020年11月4日总1583期第六版
编辑：徐 楠
审核：施媛婷
终审：尹相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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