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撰写的回忆性散文集。记述的是一位77级大学生在时代浪潮中勤奋读书、不断从师问学的成长历程。特殊时期的文学梦想，黄湖农场的“干校”生活，1977年12月的高考经历，南开大学、杭州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求学与工作岁月，在作者笔下一一展开，感情充沛，引发读者深深的共鸣。
6月2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从师记》新书发布会。中央戏剧学院讲座教授傅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明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德明，以及本书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在会上进行了分享。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葛云波主持。
对谈嘉宾/刘跃进 傅谨 康震 孙明君 安德明
主持人/葛云波
葛云波：197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它是具有历史符号标记意义的一年，我们先请刘跃进老师回顾一下1977年备考的一些情况。
刘跃进：到今天，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前辈老师的扶持下走过来的，所以心存感恩。从高考报名到考上大学，在这段时间有三件事念念不忘，第一件事是参加考试，第二件事是等待通知，第三件事是离开农村。
首先是参加考试。那时北京文科考四门课，分别是政治、史地、数学、语文，但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当时我正在农村插队，利用一个很短暂间歇的时间回到城里，拜见了王继权老师，他给我提供了具体的复习方向。回到农村后，依旧很忙，白天要干活，晚上要开会。到了十点以后才开始复习，从十点到凌晨，然后和衣而睡，到凌晨三点起来继续复习，每天就睡2—3个小时。这样复习了大概两个月。1977年12月10日，全大队的知青大概有二十多人参加考试。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到公社去参加考试，走了大概十几公里的路。那时北京密云山区非常寒冷，中午没饭也没有地方待，我们就带点硬馒头在寒冬的阳光下啃。考完后，考得怎么样不知道，反正经过了三个月的努力，我几乎拼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没有一天休息。
第二个深刻记忆就是等通知的焦虑。一直到1978年2月27日，我实在太焦虑了，通知不来，就借当时农村管理知青的老农民的一辆破车子，假装骑自行车到公社去送材料，实际上是去看看有没有录取通知。到了那儿以后，好多人都在围着知青办等通知书。等了一段时间，送信的来了，大家一拥而上，都知道这里面有录取通知书。所以我在书中就写了一个细节，明明很想拥上去，很想了解信里有没有我的录取通知，可是要装出一副很淡然的样子，表现出漫不经心与不在意。以至于别人喊我的名字，我还以为是其他的事，直到看见信中“南开”两个字，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要上大学了。
第三个记忆就是离开农村。那年我20周岁，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按照当时的规矩，在农村没有五到十年是出不来的，我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没想到这个形势发展得很快，我真的就要离开了。所以第二天，我在离开农村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来送我，当时那个场面真的很感动，我的人生是从大学真正开始的。
葛云波：古人说“学不可以无师”，要把书读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傅老师，您当年在杭州大学读书期间，也遇到一些名师。您当时是怎么跟这些老先生学习的呢？
傅谨：我接触的名师相对刘老师较少，最多就是听到夏承焘先生的得意门生吴熊和先生讲课。就像跃进兄书里所讲，在南开大学听了叶嘉莹先生的课以后激发出对文学的热情。我听吴先生讲唐宋词，真觉得读大学研究生是值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知道古典文学有那么深厚的内涵。
我看《从师记》这本书，其实挺感慨的。我们在小镇上接触名师的机会相对会少一些，所以自己就得加倍地努力。我们读的书其实是很相近的，但是区别就在于跃进兄有名师指点，知道怎么选好书、读好书，这样成长的路径更短，速度更快。
葛云波：康老师，这些年来您从事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在《百家讲坛》中也是主角之一，从中看得出来您读书非常广博。那么您在求学过程中跟名师的交往又是什么样呢？
康震：因为我是在大学校园里面长大的，身边都是大学老师，后来进入社会，确实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与其他人不大一样的做派。比方说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我正在上小学，每次在校园里碰到史先生的时候，他总是拎一个袋子，我们总以为他这个袋子是用来买菜的。后来才知道，他那个布口袋里边装的就是他每天写的东西，老先生每天都要写3000字，而且3000字是底线。你何曾想过那些卓越的人物，曾经在道旁跟你重逢，他们的布口袋里面装的就是他们每天历练思想的成果。
再如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老先生做学术的严谨态度影响着我，他要我们读书人不仅要读书，还要有点“凌云之志”，就是指在学术之外还要有更高的志向。所以我们从老先生身上学到的是，一个学人不能只把学问当作自己的事情，还要看成是大家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做了学术普及工作之后，一度很担心老先生会认为我不务正业，没想到老先生一见我说：“我50年代的时候就写了白居易的研究著作，但我还写了一本《白居易诗选译》，我当时也才36岁，出名比你早。”我听了这句话非常的感慨，霍先生做学问很严谨，学术的传承也是道统有序，但同时他又是个非常通达的人。
我读跃进老师的书，第一感觉就是感动。现在我们之所以一直能朝前走而不懈怠，就是因为经常得到这些先生的教诲，而他们的教诲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也没有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待，这是让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葛云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书中讲到，刘老师在南开读书的时候，他曾经乐颠颠地拿自己的论文去向罗先生请教，想得到罗先生的夸奖，却不料受到了罗先生的批评。老师这种严厉性让我们想到古代禅宗中的棒喝，罗先生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棒喝，不让你骄傲。康老师，少年时老师曾经给过您棒喝没有？
康震：我记得那是博二下半学期了，写完博士论文之后让霍先生看。我当时就觉得老先生年纪这么大了，也许翻一翻，给个表扬就能过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下午，我一到老先生家中，他就说，“你这样子不行，这样子是拿不出去的”。在那一刻我就“冻结”了。然后他拿来稿子给我讲，每一页上面都拿纯蓝墨水标注，后面还写了十页大稿纸的意见。从标点符号、引用的文献、观点等各个方面，讲了大概两个小时。那天下午我连一个字都没说，就听老师说。听完以后，他说：“是这样，你也不要慌，你先去修改，修改完了再看。”我回去之后，又修改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把这个论文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
所谓严师，所谓棒喝，就是让你心生恐惧之感，你不恐惧、不惧怕就不知道本事是怎么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人生要多受几次惊吓和棒喝，这样以后做人做学问都会谨慎很多。不要轻易讲话，也不要轻易写东西出来，写出来就要替自己负责任，替师尊负责任，也要替道统负责任。
葛云波：刘老师在清华大学工作十年以后，转战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师记》中有一篇讲到了文学所，还专门提到了文学所的传统。现在安老师主持文学所的工作，您如何理解刘老师提到的文学所的传统。
安德明：《从师记》当中有一篇题目叫《好诗不过近人情》，它实际上是在讨论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同时也对文学研究所的历史、使命、发展历程等做了非常详细的梳理。
在这篇文章当中，一方面我们是在学习了解有关文学所的简要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在体会刘老师关于为人为学的一种整体思考，这种思考实际上是与他所理解的传统文化，以及处理传统文化的方式态度密切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常集中、鲜明地体现了文学研究所从建所以来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何其芳所长在文学所建所之初强调的所风——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这是文学研究所的立所之本。从中国历来的传统当中，可以看到道德、文章实际上都是我们评价学问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好诗不过近人情》当中既有对于学问的要求，同时又有一种对道德品格的期望，这一点与何其芳所长早年提出来的所风是可以相互解释的。
葛云波：在治学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题，这个时候我们要向不同的人学习。比如说刘老师非常谦虚，一方面他要向成名的学者学习，另一方面还向自己的学生学习，《从师记》最后提到他自己的学生周广荣。在和学生教学相长方面，孙老师您有什么体会？
孙明君：我像刘老师一样，感觉到我的学生比我要厉害多了，因为清华大学那些理工科的学生起点都是非常高的，他们考进清华大学的时候，不仅工科非常优秀，在语文方面也是非常优秀的。我所经历的中学年代，是一个特殊年代。1980年上了大学以后才开始学习，起步较晚。而我现在的这些学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我学习的。
刘跃进：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各位学者的溢美之词。我写这本书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但是内心里有一种驱动，驱动我必须要写。我们老祖宗都说，人要有感恩之心、恻隐之心。应当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幸运，改革开放40年改变了个人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改变了我们民族的命运，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巨大成绩，而我们幸运之处就在于每天每时都在感受着这种变化。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我想说的是文学万变不离其宗，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记录时代，记录这个国家的变迁。我写这本书，实际上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经历的这些变化、我们的感动记录下来，作为一种史料。这本书是一部纪实性的散文，是一种学者撰写的散文，当然要有自己的情怀，要有自己的旨向。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使命，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把我们的时代记录下来。
当然，我们真的应当感谢这个时代。在任何一个场合我都要说这句话，是时代给了我们机遇。每一个人应该用哪怕微小的努力回馈这个时代，回馈我们的社会，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老师给我们的哺育。
本文刊发于《新阅读》2022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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