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实：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象喻性和诗体奇变

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

象喻性和诗体奇变（上）

（广西）郭忠实

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杜甫是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诗人， 他的诗作多以关心民生疾苦、痛斥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题材为主，颇具沉郁顿挫的风格。其人和其诗在思想上、创作上、艺术上都为中国诗歌创作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极具高创新的、高价值的经验。在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中，无论是对仗、借对、叠字的创作手法 ，还是超脱实际与现实的思想和实感，都蕴含着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杜甫一生中所经历的时代，是唐朝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的语言和篇章结构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又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杜甫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毫无疑问，杜甫其人其诗都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他的现实主义诗歌笔势灵变，语境惊奇，既丰富了诗歌的情感体验和真实感受，也开拓出了有别盛唐传统的新审美体验。

在由文字和意象组合的现实主义风格背后，杜甫 还把文字表 达和意象动 态的抒情基调合理真 挚地表现出 来，有着丰 富的情趣性和新颖性 。现实主义 是杜甫诗歌 最典型的艺术特征。纵观杜甫所 创作的各种 风格和体裁的诗歌，无一不体现厚重的忧患意识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值得一提的是，杜甫的个人感受和国家命运在他的现实主义诗歌中达到了一个真实饱满的融合度。但与同时期其他现实主义诗人不同，杜诗中所呈现的对自然生命的眷恋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不仅仅是拟取意象和选取题材那么简单，这是融合了杜甫独特的社会良知和近体诗的修辞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与杜诗高妙豪逸气质和峻洁藻丽姿态的体势风格密不可分。此外， 在诗词创作构思方面，杜甫容纳了前人和今人的行诗技巧，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古今诗歌体势，总结了《诗经》、齐梁诗、唐初期和兴盛期的诗歌创作经验，继承了屈原和宋玉的“骚风”传统， 为诗歌赋予了极高的文学意趣。

一、诗歌体式和创造思路的奇变

杜甫为后世一共留下了1500多首文学精品，其中最让人拍手称快的就是他的近体诗。在有关论述杜甫近体诗的诗学论著和评本笺本中，几乎都存在着同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杜甫的创作思路具备“奇”之特点。杜诗既有锻炼精奇，又有情深奇邃， 其特殊的格法和章法布局都是通过高超的想象和创新得以显现。但透过诗歌发展史来看，杜甫之所以能够总结出与盛唐时期传统诗歌截然不同的创作新思路，不仅仅是 诗歌体式的奇 思，更是“ 变”，是一种精妙的“奇变”。“奇”在唐 朝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如李白浪漫题材作品的想象之奇、岑参边塞题材作品的风格之奇等。但是，杜诗之奇与二人略有不同。李白诗歌的独特思路是对先秦时期庄子和屈原等传统的学习借鉴，岑参是以西域边塞为基本格调，通过不同的角度切入军旅生活，以此奇思得到诗歌的实感。而杜甫则是在现实的情境下，从内心到情感，由内向外地萌发出一种有关诗歌体式的创新思路，把与实际情况的脱钩的想象变为诗歌中的真情实感， 达到语之奇、境之奇和变之灵。

(一)对仗的象征意义和超乎现实情况的叙事观念

对仗是修辞上的对立统一的表现手法。正如虚与实、天与地、难与易等，这些都是对仗的辩证和对立。由此可见，对仗修辞应当是律诗创作最基本、最核心的表现手法。在杜诗中，杜甫赋予了对仗极为深刻的揭露性，既简明易懂，又深沉厚重。在大量的杜诗中，色彩对比是作品的重要的创作手法之一。杜甫丝毫不局限于对事物意象的简单勾勒，而是把鲜明的色彩对比和对仗艺术在诗歌中进行合理的融合。这也并不难理解，毕竟色彩的对比感也是对立统一和对仗形式的一种。虽然杜诗色彩的书写主要是着眼于“红与白”和“红与黑”，但杜甫高超的对仗技艺却远不止于此。众所周知，自然界的色彩是丰富繁多的，但在一首不到百字的律诗中是难以面面俱到地显示出来的，可杜甫却能够利用好对仗的和谐，把鲜明的主色彩和辅色彩进行自然地构造。与近体诗相比，古体诗的形式和韵律相对自由，可以达到杜甫情感超乎实感的想象。但就五言古体和七言古体而言，由于二者格式和风格上的差异，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杜甫的超乎现实思想主要体现在“歌”中，因此本段主要以杜甫七言古体释例。七古之歌需要创作思想上的奇变，而杜甫的章法多变、文法灵动又恰恰符合此宗旨。所以说，杜甫的七古是夸张又变换的，他的幻想立足于实际的生活状况，加之以幻想和神话典故，就构成了虚幻的语境和情感。但值得一提的是，杜甫的想象中还是包括很大部分现实的，夸张跳跃的同时又具备合理的真实性，在现实和虚幻的变换中饱含着杜甫对政治、国家和自身的忧患意识。和李白一样，杜甫在七古中也引用了以道教为中心的神仙典故，但李白是从始至终都在虚拟的情境下安身，只是一味地想象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而杜诗则不然，杜甫更多的是在理想世界的背后产生对现实世界的忧虑，在现实和幻境中呼应，抒情节奏时而真实时而虚幻，这是杜甫同李白等歌行类七古诗人最为不同的特点。杜甫咏怀情感为主的五古诗篇幅都很长，大多数是长篇和中篇。杜甫把景物和意境的融合叙述得十分传神写意，作品体势时而雄浑时而感伤。

(二)近体杜诗：印象诗学

无论是景物描写引发的实感，还是内心情感的萌发，杜诗都或多或少地具备其印象诗学的特质。杜甫的近体诗并非是以意象的特点和外状作为描述的基础，而是侧重于书写对事物的主观感觉，从而表达自我内心感受和事物印象的统一，达到诗歌超脱现实的艺术效果。主观感受和潜意识的印象是杜甫近体诗奇变的显著特征，直观和抽象的文字和客观事物更是提高了杜诗的错觉虚幻美。杜诗炼字之精准便是是其印象表现之一。诸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青惜峰峦 过，黄知橘 柚来”“着叶满枝翠 羽盖，开花 无数黄金钱 ”等句。每一句都能 看到语序颠 倒、词语搭 配不合正常逻辑、句法和字法随意组合等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有悖于五言、七言诗句传统的语法和语言现象。但不可置否，正是由于杜甫拥有超乎时代的“奇变”创作思维，才让他近体诗的想象有着奇特和奇丽的文学效果。夔州诗则是体现杜甫印象诗歌表现最多的诗例。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杜甫把实景和内心实感的印象紧密相连在一起。在七言诗中，杜甫没有把创作思路一味地停留在炼字和精句上，而是利用实景和幻想笔墨各占一半的手法，将诗中有关景物的描写达到一层印象美。此句中：“高江急峡”写实景，以此介绍在江水暴涨后，远在高处的峡口十分危险的实际情况；“雷霆斗”则就是杜甫在看到高江急峡后萌发出的虚幻印象；到了苍藤古树在乌云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阴暗就又是写实景。这些组合而成的意象看似零碎杂乱，实则却是充满了杜甫心中的印象和幻影。(接下期)

（刊载于《诗词》报2023年第7期）

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

象喻性和诗体奇变（下）

（广西）郭忠实

二、杜诗象喻性的构思和感应

杜诗的“象喻”并非只是简单的字面意思，即“外界的物象引起了诗人内心的感发，情感再由内心寄托到物象，最终情物交融、心物交融，这样的象喻既写实又自然”。更多的还有诗歌形象和情感之间的联系、思想和物象之间的关联，这与《诗经》的“赋、比、兴”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杜甫与李商隐等意象诗人不同的是，杜甫在意象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感情，还增加了理念和精神，他会把全部的气力和情感化为情意，赋予物象一种既老练又灵动、既现实又饱含情意的色彩。

（一）情感和物象的融合一致

杜甫的情感是真实真切的，他能把满腔的国家情怀和报国诚意融汇到任意一种物象。杜甫出生于唐朝由兴盛转向衰落的离乱之年，历代诗论家对他最广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能得此定位主要是因为杜诗中反映最多的就是当时社会的矛盾和现实，这也是同时期的诗人远远不能超越的地方所在。但更难得的是，在千年的中国诗史中，能做到绝句和律诗皆精通的诗人寥寥无几，而杜甫便是其中集大成者之一。值得一提，杜诗的章法和修辞具有一个极为显著的艺术特色，那就是“大、旷、拙”。在杜诗中总是能找到感发的意志来传达杜甫想要表达的情意。

例如在《野老》一诗中，杜甫出语纯真自然，勾画出了一幅素淡恬静的江村闲居图，整个画面充满了村野之趣，传达了此时此刻杜甫的闲适心情。杜甫用字号“野老”微秒地进行开篇，单凭这一句他就写出了于颠沛流离的社会中寻得栖息之处的慰藉，也表现出了对安定生活的向往。从这里能够看出，杜甫在探寻外在世界时总会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首诗的意象也是极其恬淡。杜甫以“网鱼”“柴门”“江岸”“茅舍”“竹篱”等清闲素雅的草堂生活之景来写当时的悠然，看似随意的粗俗词语却显得十分自然，这就充分体现了杜诗“拙”这一特点，凸显着独有韵味的理性美。当然，在这首诗中，不仅物象与情感是如此的惬意，渔夫商客的人事也是别有一番趣味，在其中也是能看出杜甫的乐群适性。

然而，杜甫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隐士，他的心中也有自我的状态和气势凌云的豪迈。在杜诗中，几乎看不到只有物象而没有凸显出杜甫自我状态的作品。他早年的诗《房兵曹胡马》便是这样，表达出了杜甫独特的自我意识。在本诗中，杜甫在选取意象时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大宛为汉朝时期的西域之地，其盛产汗血宝马以精劲骨锋出名，故称大宛马，取意象为大宛马的原因正是于此，只有以宝马作寓才能还原杜甫的凛凛生气和裘马轻狂。诗的前四句从正面实写大宛马的外貌品相，后四句虚写抒情，颈联承接颔联的外形再转入颂扬宝马的品格。“耳峻”“瘦骨”“蹄轻”“锋棱”是说大宛马品相的珍贵和高贵。杜甫把宝马的气格和风度在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用“批”“入”二字传神，马耳立竖，风啸四蹄。杜甫还用传神的大笔勾勒出了宝马的挺拔和神韵。他以峻之气概、轻之疾驰来写马的风骨，在马的骨相、双耳和奔驰上充分体现了“写意传神”。让人不用读后四句就能领会到宝马的锐劲和不凡。在诗的后两联，杜甫高呼“在艰难险阻的面前却仍然能够踏着劲蹄跨越就是让人信赖它的根本原因”。他似乎是把宝马喻成了“英雄”“豪侠”“忠友”的形象，赋予了宝马无穷大的自由天地。在诗的最后，杜甫以“骁腾”概括马的精神，用“死生”“横行”二词把无限殷切的盼望和壮志难酬的壮心全盘寄托在马的身上，并把诗的意境由内延展到诗外。但事实上，杜甫在这里实际上是借宝马来说自己内心坚定的精神品格。透视杜甫对物象的运用，能够清晰地发现杜甫的寓象是和一般诗句的“托物言志”有所不同的。他所采取的物象往往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喻体，物象也接受了杜甫所有的真挚情感，就像上文所提到的胡马一样，杜甫的情志便是在胡马的形象为基础，上升到了艺术和生命的高度。杜诗的象喻性往往能够完全地把他精神和意志融合在物象之内，这就是“知”“动”“发”能够达到的兴感和情意。

（二）意象选取的多维度

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象喻，但杜诗和他们的不同就在于物象是有原则有理性的感发，有自然流畅之感，能够让杜甫的情意和杜诗的高度到达一种精妙的层次。杜甫喜欢把他的意志高度融合在他拟定的物象中。在他的诗歌里，有老翁也有老妪，有征河阳役的男子也有阔别新夫的新娘，有衣薄身单的单身汉也有在夔州相知的老处女，有死而后已的汉相诸葛亮也有不停劝酒的田父，这些物象在杜甫的诗中栩栩如生。杜甫既能看到上层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也能看到“农夫田妇”“失业徒”和“远戍卒”等普通人民的苦难，并进而认识到了上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才是人民苦难的根源。于是，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是自《诗经》以来，在文人的制作中第一次出现的、以极概括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最光辉的思想。在杜甫对现实生活的写照中，既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宏观角度的描写朝廷和人民的状况，也有以微观角度对普通百姓的描写。两者相互补充为当时真实的生活环境。杜甫在微观角度描写社会时，角度独特新颖，给人以很强的代入感。我们可以从“三吏”三别”的不同的主人公老妪、新妇和老兵的不同角色和角度，来更真切感受杜甫诗中的现实主义。真实的社会现象被他用成熟鲜明的手法寄托在各种典型的形象中，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是融化在诗歌的各阶层形象。他赋予了物象和自己相同的情感，看似厚拙，实为精巧，丝毫没有笨拙干涩的感觉，而是自然地流露在他的叙事诗中，这就是杜甫设置物象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物象最本质上的象喻性，体现了物象的本质内涵，实现了诗歌的本质意义。

从文学本位来看，杜诗的方向是新意象和新境界的发展。笔者认为，杜甫对律诗的创作是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为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的旧诗没有朝着杜诗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古代文学史上最令人扼腕的史事之一。辞藻的华丽和结构的细致与否是不能够给诗歌做出好坏定义的，辞藻可以堆砌，结构也可以看做是格式进行套用，真正的好诗是有生命的，只有形象和情意兼备才能被称之为好诗。杜甫在平铺直叙的写实中会饱含着他深厚朴实的真情，会通过精挑细选的意象带来感情的新境界。他带来的感受往往不只是这首诗里蕴含的感情内容和个人情感，更多的还有与那个朝代，甚至是同自己产生的精神共鸣。杜甫在他的诗歌中始终充当着感发生命的角色，用真挚的文字传达内心的感动。杜甫看似笨拙的文字实则是想用真实的文字关怀艰苦残酷的现实生活，诗的背后是有层次的感发和灵动的生命，这便是杜诗极为厚重的情意。

三、结语

杜甫把无限的情意倾注到他所写的意象，关怀着世间万物的生命，他把凝练的修辞和羁旅漂泊、社稷忧思相融合，表现出对现实和政治的关切，成就了特殊的艺术风格。杜甫在律诗上的成就可谓不菲，他不仅将外物象喻成自己，通过对形象和情意完整的结合，使生命意识不断寄托自我精神，让意志和精神有所容身之地，还创新了诗歌体式，带来了丰富的感动和最质朴的现实，不断推动着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杜甫的律诗风格清新、悲凉、流丽，这与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也可以说杜诗的韵味是受到了政治带来心境变化的影响。其语言风格也与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截然不同。而也正是其心怀天下和关注黎民的处世风范，导致了他的律诗在气质和风味上的独树一帜。在从古至今的中国诗坛，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人不在少数，作品更是如瀚海云烟，但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中所蕴含的是其他诗人达不到的真挚情感，而且杜甫的情感不仅仅在诗内，更多的还是包含在其诗外的世界里。

杜诗在诗歌体式和意象运用等方面的艺术成就是我国诗歌历史上的高峰。无论是沉雄博丽、沉郁顿挫，还是凄清哀怨，杜甫总是能够竭尽全力地把个人的情感和对国家现实问题的热忱融入到诗歌当中，这就造就了杜诗典型的艺术风格。此外，杜甫的诗学理念和同时期的诗人对比更是具备先进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杜甫对诗歌理论和创作独见的思考。他也志在纠正当时诗坛对王孟诗风的盲目崇拜，极力扭转清新平淡的创作倾向，旨在回归雄浑的诗风和诗境，这也是与其高超的审美理想息息相关的。总之，集大成的赞誉放在杜甫身上绝对是当之无愧。（完）

（刊载于《诗词》报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