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喜欢本书的朋友欢迎留言将选出三位读者送出
回忆起儿时的经历，梁晓声感慨万千。他曾经被工友们指责为“看闲书”，但母亲的一句话“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让他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和支持。正是因为母亲的鼓励和支持，梁晓声才有了更多的阅读机会，逐渐培养出了对文学的热爱和兴趣，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梁晓声的散文《我的父母》节选，在这篇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母亲对孩子的支持和鼓励，也看到了孩子对母亲的感激和尊重。这种亲情的温暖和感动，让我们更加珍惜家庭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父亲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从未施加过任何有益的影响，不仅因为他是文盲，也因为从一九五六年起——我七岁的时候，他便离开哈尔滨建设大西北去了。从此每隔两三年他才回家与我们团聚一次，我下乡以后，与父亲团聚一次更不易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反对我们几个孩子看“闲书”的。见我们捧着一本什么小说看，他就生气。看“闲书”是他这位父亲无法忍受的“坏毛病”。父亲常因母亲给我们钱买“闲书”而对母亲大发其火。家里穷，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也真难为他。每一分钱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父亲的工资仅够勉强维持一个市民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读过几年私塾，是东北某农村解放前农民称为“识文断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亲与父亲不大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
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父亲是将“过日子”的每一样大大小小的东西都看得很贵重的。母亲的教育方式堪称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
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 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母亲年轻时 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有些戏中的台词唱段，几乎能只字不差地复述。
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开始，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且善于讲悲剧故事，《秦香莲》《风波亭》《杨业碰碑》《赵氏孤儿》《陈州放粮》《王宝钏困守寒窑》《三勘蝴蝶梦》《钓金龟》《牛郎织女》《天仙配》《水漫金山寺》《劈山救母》《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于今在创作中追求悲剧情节、悲剧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里行间流溢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 着她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我认为，文学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灵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作用。
母亲在我们小时候给我们讲故事，当然绝非想要把我们都培养成为作家。而且仅靠听故事，一个儿童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文学道路。
我们所住的那个大院，人家多，孩子也多。我们穷，因为穷而在那个大院中受着种种歧视。父亲远在大西北，因为家中没有一个男人而受着种种欺辱。我们是那个市民大院中的人下人。母亲用故事将我们吸引在而不是囚禁在家中，免得我们在大院里受欺辱或惹是生非，同时用故事排遣她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愁苦。
这样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电灯垂得很低，母亲一边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一边用凄婉的语调讲着她那些凄婉的故事。我们几个孩子，趴在被窝里，露出脑袋，瞪大眼睛凝神谛听，讲到可悲处，母亲与我们唏嘘一片。
如果谁认为一个人没有导师就不可能走上文学道路的话，那么我的回答是——我的第一位导师，是母亲。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幸运。
以上内容选自《那时我在山间歌唱：梁晓声散文精选》：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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